人工智能参与审判对司法领域的影响研究——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发展,人工智能也应用到了司法领域中。在庭审过程中,人工智能具有主持庭审过程、记录庭审笔录、进行证据推定、生成裁判文书等功能,并且还可以根据算法直接聚集案件争议的焦点。由此法官无须提前阅卷,避免了法官对案件先入为主,保证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过程。人工智能参与审判也可以推动司法公开和推进司法裁量统一,以促进“同案同判”的实现和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从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促进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At the Court

A man had to go to court, and he asked his lawyerwhich judge would be hearing his case. His lawyer toldhim and then said, ’Do you know him?’ The man answered, ’No, but I wanted to know hisname so that I could send him a dozen bottles of goodwine.’

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是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与既有制度的冲突、与法官养成规律不合等突出问题,是法官助理制度必须解开的制度症结。未来的法官助理制度应尊重法官选任制度改革成果、调整四级法院功能定位、遵循法官养成规律。并且通过对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分类,调整不同层级法院法官助理的招录方式,在基层人民法院探索建立“递补法官制度”,为法官助理成长为合格的法官搭建必要的桥梁等方式,推动实现法官助理制度的创新发展。

论法官的自我实现与实现自我

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司法公平的重要保障。对员额制改革的研究,可从法官的自我实现与实现自我的角度切入。法官的自我实现是在遵守司法审判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是个体自我实现与群体自我实现的统一,是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彰显后主体性获得的承认。法官的自我实现是实现自我的目标,实现自我是自我实现的目的。“行政控制型”和“法官自治型”关系模式都存在各自的不足,“法院整体本位”关系模式能够推动法官实现自我与实现司法公正目的的达成,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官实现自我的内化激励机制、履职保障机制和回应型治理机制。

智能时代法官预判确定性的功用、契机及其困境

法官预判的相对确定性体现出司法决策背后的思维认知具有相对的稳定化、持续化特性,这对于穿越错综复杂的司法决策发挥着特定的功用。智慧法院建设下智能技术在司法审判领域中深度融合应用,使法官的智能预判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更加精准高效的附加特质,当然也应警惕预判确定性契机中潜在的可能风险。法官确定性预判具有可废止性,其结论可得到复验改进,但试图改变预判背后的思维认知过程却是它遭遇的“虚假”困境。法官把确定性预判变得绝对彻底化,而智能预判更是直接转变为最终的裁判结论,这才是它遭遇的真正现实困境。真正的困境表征出法官“预判—证实”思维的单向推论特质,以及庭审程序一定程度上的虚化现象。困境生成的认知根源在于过度依赖卷宗笔录的审判认知结构,相应的纾解之道是重塑审判认知结构,渐进推动由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转变,发挥预判确定性的正向功用,从而逐步达致庭审证明过程的实质化。

加剧与缓解:我国基层法院人案矛盾之再审视——以A市F区法院院庭长办案制度为视角

院庭长办案制度的常态化运行对提升审判组织办案质效、缓解基层法院人案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法院院庭长办案虽然已实现“制度化”,但院庭长入额比例高且办理的案件以参审案件、简单案件为主,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基层法院的人案矛盾。究其根源,客观方面表现为,院庭长办案制度考核标准有待细化、院庭长分案机制有待完善和缺乏刚性的监督机制;主观方面表现为,院庭长没时间办案、不敢办案和不重视办案。因此,基层法院为缓解人案矛盾,亟须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的院庭长办案长效机制。以院庭长办案制度为视角审视当前基层法院面临的人案矛盾,旨在为我国基层法院推动员额制改革、推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以及优化司法资源,缓解人案矛盾提供新思路。

论刑事法官法庭调查程序中的介入权

在刑事法庭调查过程中,由于庭审参与人法律知识欠缺、庭审经验不足、庭审诉求特殊等原因,常出现庭审活动偏离主题、庭审失序等现象。为查明案件事实、提升庭审效率、给予弱势方诉讼关照、彰显法官正义形象,法官应依职权行使庭审介入权。法官介入庭审调查程序的方式主要包括制止不当发言、介入式补充发问、处置异议等。法官庭审介入权既不能“缺位”,亦不可“越位”。其行使应以查明事实为中心,秉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原则,把握必要限度,尽力促进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我国中基层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问题及完善路径——以S省法院为样本

中基层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是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重要支撑和基本组成。本次改革力图在中基层法院层面基本实现两审终审,并进一步发挥其在区域性治理中的司法延伸功能。在中基层法院受案情况的现状上,案件体量增长的实际现状虽然与预期判断存在一定出入,但增幅相对合理、质量稳定,案件数量变化总体符合预判,基层法院办案压力提升并不显著。在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所面临的试点问题上,一方面,重难案下沉可能与基层法院审理能力及条件间、统一管辖标准下无差别下沉与地区差异间、行政案件下沉与地方行政干预间存在一定矛盾,可能会导致案件质量隐患;另一方面,中基层法院间的提级管辖仍存在部分操作难题,制约着中基层法院职能定位的有效落实,突出表现为:下报上案件的标准过于原则化不利于案件报送、部分下报上提案件存在需求错位与动力不足、内部请示制度的存续仍会压制提审制度的功能发挥等五个方面问题。在试点改革方案推行过程中,应当纠正“人案矛盾”职能定位主导、“案件无差别下沉”“高层级法院精装减负”的片面认知,突破部分狭隘的改革举措视野。在试点问题的具体完善建议上,一是要注意试点推进的总体方法,如完善中基层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的具体规范,优化相关配套机制,提高司法人员的改革意识;二是要完善法律适用咨询机制,发挥其规范内部请示制度;三是要完善提级管辖案件运行机制,例如:提高中基层法院下报上提的积极性,强化特殊类型案件的识别机制。

论人民陪审员制度“分职分权”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公众参与司法的基本制度,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近年来,我国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对七人合议庭中的人民陪审员职能作出重大的改变,将人民陪审员的职能主要限定在事实认定层面。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驻庭法官”“编外法官”的现象,目前而言已颇有成效。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基本框架确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借鉴域外陪审团的先进经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弥补司法实践中残留的问题不足,将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的职能进一步细化和确认,促使人民陪审员敢于认定,提高陪审制度的民主性和公正性。

Angry Relatives Chase Judges Out of Court

一个少年罪犯因犯强奸、抢劫和谋杀罪被法院判了12年的监禁,而未被判死刑,受害者的亲属不服,在宣判后,群起追打法官。他们欲置该少年于死地,背后的故事一定不少。

德性、知识、理性、经验——法官的素质解读

对于法官职业共同体而言,德性、知识、理性和经验是法官素质结构的重要部分,也是作为正义实现过程的司法对法官的特殊要求。如果说知识和经验是司法职业的基本要求,那么德性和理性则是司法职业的重要保障。法官缺乏知识和经验,无法胜任司法职业,而法官缺乏德性和理性,就易于导致裁判的不公,滋生司法的腐败,破坏公众的司法信仰。因此法官素质结构的完整性是各国法官职业化建构的共同追求。在当代中国,法官德性、知识、理性和经验的培育和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欧洲统一专利法院的考察与借鉴——兼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构建的路径

不同于多数国家只设立专利上诉法院的模式,欧洲统一专利法院采取了具备两级法院的体系结构,兼容了两大法系的审判程序和诉讼方法论,这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不局限上诉法院的开放性设想不谋而合。在考察欧洲统一专利法院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在整合原有司法资源的基础上构建独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想。

对本土制度语境下法官职业化的回顾、反思与展望——以三十年法院人事制度改革为分析样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院人事制度的改革始终以法官职业化为核心,并在人员的选任、晋升、培训、考评和监督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由于脱离中国的制度语境和缺乏理性的改革分析,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日益陷入窘境。回顾和反思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坚持有限司法独立的理念才是继续推进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理性路径。

法官内部考核机制研究

法院对法官进行考核是评价法官的一种方式,也是法院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科学的法官考核机制既是现代法院管理的需要,也是法官职业化的要求。我国目前的法官考核机制还存在着种种误区。应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理论水平和审判实绩进行全面考核,并在《法官法》规定的框架内进一步完善法官考核程序。

选定法官与法定法官——由我国台湾地区选定法官制度谈祖国大陆民事程序改革

我国台湾地区于2003年6月5日公布了《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项创新性制度,该制度反映出了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保障,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我国的司法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通过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制度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度、对裁判的信服度和接纳度,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障,在司法改革中坚持合宪性要求。

时间都去哪儿了——基层法院刑事法官工作时间实证研究

以法官工作时间分配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显示,基层刑事法官的时间主要用于办案,而办案的时间主要耗费于大量的书面性工作,法官用于庭外活动、集体合议与讨论的时间有限,庭长确有相当长时间耗费于行政性的管理工作。这些发现与以往关于中国法官工作状态与工作内容的认识不尽一致,而有些发现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界关于中国刑事审判制度运行的判断。实证研究的一些发现为中国法院改革提供了若干参考。

人工、智能与法院大转型

从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的视角看,人类的司法体系可以分为外行审判司法体系、专家审判司法体系、智能人工司法体系和人工智能司法体系等四种类型。目前信息科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等被广泛应用于法院改革和建设,促成了各国法院司法体系从专家审判司法体系向智能人工司法体系的"大转型"趋势。中国的"智慧法院"建设虽然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了审判业务与信息化建设的"两张皮"现象。本文建议建构一种"大审判管理格局",有效释放"技术红利",把法官从非审判性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加专注于规则适用等核心审判工作,并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和当下的"以科技为中心"的智慧法院建设一起,成为中国法院建设的"一体两翼",以实现法院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程度地同时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

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

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当前院庭长办案已呈普遍化和常态化态势,对司法改革和司法运行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仍存在挂名办案、选择办案、作秀办案等形式化倾向,其直接原因是实施规则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根本原因是司法与社会的行政化。当前须克服困难、创制条件,推进改革。为此可以斟酌改革举措,同时需正确理解"办案"内涵。落实此项制度,需优化保障条件,完善基本规范,提高思想认识,多管齐下采取改革配套措施。应重点完善院庭长办案的分案制度,调整分案原则,强化案件类型甄别机制。同时应加强监督约束、提升制度刚性。还应调整管理制度,优化外部环境。

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空间

我国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能否适用宪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裁判文书中能否适用宪法关系到宪法的性质地位和基本功能,关系到法院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和权能。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能否适用宪法规定不一,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尽一致;适用宪法过程中,有的是在裁判理由部分适用,有的是在裁判依据部分适用,即使作为裁判依据部分适用,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与法律规范同时并用。因此,研究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空间问题,对于厘清对宪法的认识和法院的权能、统一裁判文书标准,都具有重大意义。

论中国刑事法官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

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抗辩式"庭审制度,因被告方庭前取证难、阅卷难,导致审判时举证、质证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若仅仅强调法官的消极、形式中立,难以使被告认同最终判决。故有必要赋予法官庭审时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不仅履行其对被告的消极尊重,尚需实现其对被告的积极照料。且法官对被告适当的客观照料,并不会导致其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能实现积极与实质中立。其客观照料义务体现在对人证进行补充询问,引出有利被告的证据信息;依职权或申请调取有利被告的新证据;并在特殊条件下,庭外保全、调取、核实有利被告的证据,从而确保控辩双方庭审时的实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