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我国曾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大量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并且事实上发挥了入罪、重刑等功能,但法定犯时代的积极刑法观却与此无关。在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下,法定犯与前置法的隔离导致刑事立法的单调化,其频繁修订动摇了刑法典本身的稳定性;过高的修订成本导致其不能及时回应法定犯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最终由司法解释被迫“造法”补漏的做法,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附属刑法模式的运用能够解决以上问题,实现多元化、稳定化、明确化等功能;并且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适用障碍在今日已经消除,可以作为法定犯时代的重要立法模式选择。在具体设计上,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制定主体相同,但主要调整不含伦理谴责的法定犯,并可广泛吸收现有体系外的刑罚制度。

过失危险犯之规范构建

基于过失危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的保护机能,我国刑法中出现了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但过失危险犯仍然有待在规范层面上予以进一步展开。在过失危险犯的规范构建中,应遵循刑法谦抑原则、比例原则、体系协调原则等,罪行构造上应注重保护法益限于重大公共安全、行为危险与行为客体危险并存、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限定、违法故意与结果过失共存等方面,且应注重法定刑配置的轻缓化。

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契机下公诉程序规则之革新

刑事诉讼法典需具备科学性和体系性,应以保障人权和惩治犯罪的价值衡平为基本目标。从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视角审视,公诉程序规则存在规范密度偏低、立法技术不精、制度内容欠丰、人权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公诉程序规则的完善势在必行。因此要在严守程序法定原则、强化起诉裁量主义、提高人权保障水平的前提下,创设公诉权处分制度,赋予被不起诉人程序参与权和选择审判权,并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反思

与法院不同,检察机关管辖的理论基础并非法定法官原则,而是检察一体原则。法院管辖并不能直接决定检察机关的管辖。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并非“指定管辖说”和“专门管辖说”,而实为“指令管辖”。检察机关与法院的集中管辖互有关联,却是并不相同的两个制度,理应分别探讨。由此,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限制集中管辖的案件范围。改革不应当过分强调“检察院”的专业化,而应当以保证检察官不具有明显业务短板为前提,再来谈是不是要由部分检察院的检察官专办某些案件的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更新对自身管辖法理的认识,但集中管辖改革不宜突破三大诉讼法关于管辖的限制规定,而只能在相关条文的解释空间内操作,同时有必要通过技术性手段来对冲改革造成的不利影响。

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与进路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就需要以理顺该原则发展脉络为前提,进而明确其本质内涵在于对征税权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有效控制。现阶段,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现实问题,横向授权立法上表现为比例失衡、内容宽泛、转授权情况普遍;纵向分权立法上表现为地方机关立法权限狭窄、无实质立法权、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落实应当在梳理理论发展、明晰本质内涵、剖析现存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实现对授权立法的有效规范,合理扩大地方立法权限。

让与担保解释论

让与担保涉及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应以物权行为理论对其审视并解构相关权利。所有权转移仅是形式,债权人是形式所有权人,让与担保设定人才是真实所有权人。物权的权利的外观与实质发生错位。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权利类型重新思考,区分让与担保的内外部关系来分析相关法律效力。外部效力采公示原则,对内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流担保条款不再否定让与担保整体,强制导入清算规则实现当事人真实担保意图。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研究

现行《刑法》第241条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及其相关适用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本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的争论,一方主张通过立法提高刑罚以增强法律震慑力,另一方则强调完善法律解释体系和加强司法力度。通过分析罪刑均衡原则、司法实践复杂性及并合主义刑法观可发现维持现行法定刑具有正当性,关键在于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确保法律有效执行。在维持现行法定刑的基础上,更应逐步完善对于本罪的司法适用,包括准确理解刑法体系性规定、强化数罪并罚、降低证明难度引入刑事推定制度、严格把握缓刑适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等,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效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保护受害者权益。

操纵证券市场案的司法认定——以鲜某操纵证券市场案为例

鲜某操纵证券市场案包含4种操纵股票市场的行为,涉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交叉问题。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虚假信息披露的行为会受到行政法乃至刑法的禁止和处罚,受到虚假信息披露影响的投资者还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行为具有违反行政法与刑法的双重违法性。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在本案中的运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安全港”规则体现了对信息披露人的特殊保护,免除了其在一般情况下的预测信息与实际不符情况下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利于鼓励上市公司勇于披露自身的未来发展预测与计划。

论制定法的解释准则

学界对制定法的解释准则有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其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制定法的解释准则只是解释工具中的组成部分,不能等同于解释方法;制定法的解释准则不具有原则的特点、属性和功能,在性质上与原则不能等同;制定法的解释准则在适用时的模式也不是权衡。制定法的解释准则在性质上是经验法则,是司法实践中经验智慧的总结,是一种探索性的启发式。制定法解释应看成是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解释准则在适用时可先分为文本、意图、目的和政策等类型,再基于决策理论中的满意原则来予以适用。

横向不平等测度研究进展

在个体代表性越来越弱、群体概念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归纳和评述国内外已有的横向不平等研究文献。在理论方面,讨论三种定义方式的局限性并论述“群体不平等”定义的优势。在测度方法上,梳理出测度横向不平等的11种公理性指标和两种基于回归的测度方法,并给出不同测度方法间优劣评判的六项一般原则。在实证方面,提出群体分类的四项基本原则,并总结实证研究证据发现,组变异系数、组基尼系数和组泰尔指数是获得普遍认可的测度方法,收入、消费、财富、教育领域是横向不平等的经典应用场景,但家庭内性别不平等研究仍然被严重忽略。

法典化背景下税收法定的理论审思与规范表达

法典化背景下需要深入发掘税收法定的正当性基础、合理确定法定的程度要求,并探索恰当的规范表达方式。从权利视角看,税收法定彰显了保护财产权、落实人民主权、全面促进人权的显性正当性基础;从效率视角看,税收法定具有降低税收协商成本、提高税法遵从、促进信息真实而充分传递的隐性正当性基础。严格法定理论存在不足,税收法定应当向差异法定转变,以税收法定续变论作为理论新形态,具体可结合税收的功能因素、涉外因素、基本税收制度属性、课税对象同质性情况等确定课税要素的法定程度。税法典中税收法定的规范表达应采取“课税要素+文件位阶”的形式。具体而言,总则部分的表达方式为规定应由狭义法律规定的共同性课税要素的类型,并为分则相关授权规定保留恰当接口;分则部分的表达方式为规定应由狭义法律规定的共同性课税要素的具体内容,并视情况授权明确其他课税要素具体由何种位阶的文件规定。

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构建

飞地经济已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作为一种新型的空间重构方案,其核心是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飞地经济合作中的税收利益分配是一种横向政府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制度,应遵循公平优先、秩序优先与和谐合作的基本原则,明确税收利益的约定与法定分配方式。税收利益的约定分配是飞地经济市场化发展的体现,具有正当性,但立足于当前的发展阶段,应对其加以限制。税收利益的法定分配将企业所得税作为主要分配对象,以本地销售额、资产、劳动力三个要素在合作政府间分配税收利益。

应急情况下的警察权:边界、问题及立法应对

应急情况之下,警察权作为重要的国家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打击犯罪之外,协助卫生机构进行防疫只是警察权的特定职权,必须限定在法定范围之内,任何越权都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同时,应急情况之下紧急求助需要警察的危难救助,这需要新的立法赋予警察以职权,这也是警察权从管理走向服务的重要一步。

论目的原则对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法定许可的限制

数字时代背景下,信息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法律为促进信息合理利用设定了个人信息处理法定许可规则,但是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法定许可规则在适用时面临扩大化适用风险,主要表现在抽象的信息处理目的面临泛化适用可能和区别的必需标准难以发挥限制作用两个方面。法定许可规则的扩大化适用势必会挤占劳动者信息自决、私人自治的空间,故而可由目的原则在目的明确和使用限制两个维度,规范法定许可规则的适用情形,以保障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益。

司法视阈下《民法典》与税法的协调适用——以“盈科行公司与琴湖公司合同纠纷案”为例

在民商事活动中,当事人常因税款分担问题产生民事纠纷。税款作为民事交易成本会受到民事规则的调整,但同时作为一项公法之债又受税法规定的约束。此时,在案件处理中便会面临《民法典》与税法的适用冲突问题。具体表现为当民法公平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与税收法定发生抵牾时,何者更具优先性的问题。对此,应当秉持《民法典》所确立的公权尊重私权之立场,通过民法领域与税法领域的“二分法”来化解二者的司法适用冲突。即在处理私主体之间的涉税民事纠纷时,以《民法典》作为调整私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当涉及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活动时,则以税法规定确立税收的行为准则。

现代汉语虚拟位移判定研究

虚拟位移现象在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目前,学界对汉语虚拟位移表达描写的精准性不够,判定汉语虚拟位移的标准也存在分歧。从这些分歧出发,以虚拟位移各类型的典型特征和构成要素为界定准绳,尝试制定现代汉语虚拟位移的判定原则。在此基础上,对汉语虚拟位移类型、汉语修辞手段进行辨析,试图解决现代汉语虚拟位移判定这一基本问题。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

风化软岩填筑路基可行性室内试验研究

针对武广客运铁路专线沿线遇到的大量软质千枚状板岩和泥质粉砂岩,在分析风化软岩基本矿物成分、耐崩解性的基础上,结合风化软岩岩块力学强度和击实试验结果,初步判定了风化软岩填筑路基的可行性,同时提出了软岩填筑路基可行性的初步判定方法。

论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对日本学者金子宏学说的一点质疑

日本学者金子宏在《租税法》一书中 ,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 ,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等四项 ,该观点值得商榷。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税收法定主义所解决的是税法中的实体问题 ,而非程序保障问题。这三个方面是 :该原则的目的是反对政府无故剥夺国民财产 ;税收法定主义的诸多功能来自对政府征税的要求进行约束 ;程序保障包含于税收法定主义将使得该原则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只应包含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