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阶梯式精确性理念

我国法院普遍秉持高度精确性的损害赔偿理念,很少认可推断方法,导致原告很难证明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确切数额,只能大量适用法定赔偿,赔偿数额的精确性较低。比较法上降低原告证明难度的方法有二:一是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二是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分配证明责任,蕴含了阶梯式精确性理念。根据这一理念,原告只需通过推断等方法初步证明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合理数额,就可完成证明责任,随后由被告进一步举证提升赔偿数额的精确性。阶梯式精确性理念可以大幅提升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的适用比例,以较低的成本提升赔偿数额的精确性,优于现有做法,值得我国法院采纳。以电商平台案件为例,应用该理念的关键是提出推断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的阶梯式方法。

双循环战略下互惠原则的法律困境与中国方案

实现我国与世界各国间法院判决的自由流通是打破阻碍内外循环的制度性壁垒,也是实现我国双循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法律保障。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应对外部冲击的需要,我国及时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通过“以内促外”与“内外并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五味晃”案确立了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严格的“事实互惠”标准,这种狭隘的互惠标准缺乏制度上的保证措施,导致互惠原则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背离促进法院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目的,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双循环战略下,我国应着眼于与世界各国未来的司法和经贸合作,秉持开放包容的司法理念,回归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私权本质,给予私人利益必要的考量和保护,推动判决的全球性流动,为当事人的国际民商事活动营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为互惠原则在世界各国的完善适用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证明责任判决的裁判方法论意义——兼评传统证明责任观之谬误

我国主流的证明责任理念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不提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时应当承担败诉后果,这一观点是值得反思的。证明责任理论是法律适用的例外,即当当事人的的事实主张被证明为真实或虚假时,法官只需适用或不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即可作出判决,但当事实真伪不明时,逻辑上法官处于法律适用的两难境地。为了帮助法官完成判决义务,才产生了证明责任理论。所以,时下过分夸大证明责任对于裁判的意义,是不恰当的。

技术网络化背景下的专利侵权判定——以云计算技术专利权为视角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网络化趋势对专利侵权判定规则及其适用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化技术实施过程中的分离式侵权行为和跨境侵权行为均难以根据现有规则被认定为专利保护范围,并由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方法专利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也难以在网络化技术专利侵权诉讼中为权利人带来有效的救济。专利权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法律障碍在制度设计时未能有效预见和应对,导致维权难度较传统技术领域显著增大。因此,必须克服专利侵权判定中的形式主义,以实质性侵权作为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克服由于网络化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利益平衡格局遭到破坏的状况,实现专利制度的价值和目标。

证明责任:徘徊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之间——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明责任历经了从行为责任到结果责任的变迁。真伪不明被承认、民法典的制定及陪审制的确立是结果责任产生的原因。证明责任的性质受制于法庭组成、民法渊源形式以及诉讼模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别是当事人一元化和法官-当事人二元化"责任",英美说服责任具有浓厚的行为责任色彩,而大陆客观责任的本质是法官的裁判方法论。行为责任是证明责任的通常实践表现形态,其缘由有证明责任的实现机制、实践继受阶段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修辞三方面。近来诸非结果责任说在大陆法系兴起,它们对结果责任说有补充或反思意义,但还不足以代替之。我国并未真正确立结果责任,今后应当首重证明责任的裁判方法论内涵,同时也要重视行为责任。

非法证据证明问题研究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大举措。非法证据证明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文章从对非法证据的范围界定入手,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证明程序、证明方法以及非法证据证明中的救济方式等,并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力图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供建议。

美国产品设计缺陷举证责任对我国的启示

设计缺陷作为产品缺陷的一种重要形态,危害范围广,证明难度大。在设计缺陷证明中法定标准该如何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又该如何操作,依照现行立法均存在诸多困惑。分析美国法上相关问题的处理方法,对于解决我国面临的产品设计缺陷举证责任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实现实质公平、个案正义,应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设计缺陷的判定标准,并将产品的安全性作为其首要考量因素;明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法律地位;实行有效的证据交换;改变相关证据的法律定位;合理适用推定。

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程序法分析

世界各国对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多采用判例法模式,由法官在个案的审理中依照公平的理念予以认定,故而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与诉讼法理联系紧密,在证明责任、当事人的确定、既判力的扩张等诉讼理论问题上均值得加以探讨。

论合宪性推定之司法方法

合宪性推定的司法方法区别于一般法律的推定。合宪性推定方法为挑战制定法违宪的当事人设置了一种责任负担,要求其提出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制定法"明显违宪",否则将推定该制定法合乎宪法。合宪性推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问题,而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虽然也离不开事实。合宪性推定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具有特殊的消解疑难案件的功能。

高层建筑加压送风量控制表的研究

根据"再论当量流通面积流量分配法在加压送风量计算中的应用"(以下简称"当量法的应用")对各类不同情况下的加压送风量进行计算,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压送风量数据库。通过分析,找出了加压送风量的变化规律。对任何工程,只要已知防火门的规格和加压送风系统的负担层数,不必进行辅助的计算就能很方便的查到所需的加压送风量,大大地节省了时间,打开了加压送风量计算的方便之门。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相关规定的解释方法——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出发

《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实践过程中,恰逢外国举证责任理论的引进。外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悄然引发了举证责任解释方法的摇摆不定,直接导致司法实践的迷惑。理论的产生有其本土起源,举证责任作为民事诉讼的脊梁,这种先天特性,决定了其解释方法首先要从中国本土出发,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入手。

医疗损害案件因果关系证明问题探析

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医疗损害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医疗损害案件的实际情况,合理确立和适用案件诉讼证明规则,对于平衡医患双方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在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规则,以减轻防御性医疗和医疗诉讼泛滥的风险的同时,应采取"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缓解医疗案件中因果关系不确定的影响,并通过表见证明、专家鉴定和证明妨碍等制度缓和患者的举证负担。

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的举证责任分担——礼来公司诉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专利法》保护的方法,包括有关药品或者化学品的制造方法。如果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以相同或者等同的方式使用了方法权利要求中的所有必要技术特征,则会构成侵权。在"礼来公司诉华生公司"一案中,原告就一种"奥氮平"药品的制造方法享有专利,而被告则制造和销售了相同的"奥氮平"药品。按照《专利法》的要求,被告应当证明自己尽管制造和销售了相同的药品,但是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因而没有侵犯原告的方法专利。这叫作"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案情,被告在制造"奥氮平"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化学还原物,以及不同的化学反应步骤。最高人民法院由此而认定,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方法专利。

民事一体化视阈下要件审判的核心逻辑及其展开

法官的职责为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要件审判法为这一职责的履行提供了基础保障。要件审判法遵循演绎推理,其基本逻辑结构为三段式推理。要件审判法以要件事实论为理论基础,主张责任为要件审判法在程序法层面的法理基础,证明责任为要件审判法在实体法层面的法理基础。要件审判法的大前提包括固定权利请求、确定权利请求基础规范、确定抗辩权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构成要件分析;其小前提包括诉讼主张的检索、争点整理、要件事实证明、事实认定;其结论为要件归入并作出裁判。公正与高效是现代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基础。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司法不公与效率低下的问题亟待解决,而要件审判法作为法官审理案件卓有成效的审判方法,可以有力保障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利益衡量与内涵阐释

董事勤勉义务是信义义务的重要内容,通过追究董事基于信义义务引致的责任来降低代理成本成为公司法保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重要调整手段。但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勤勉义务过于原则和空洞,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这也导致法院审查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股东想要追究董事勤勉义务项下的责任非常困难。一方面,董事勤勉义务的制度利益需要继续维持;另一方面,公司法需要对勤勉义务的内容作出清晰的界定,勤勉义务的规则应当采用“3+X”的立法技术,以知情、监督及合规作为勤勉义务的明确示例,以兜底条款规定勤勉义务的一般要求。勤勉义务与商业判断规则的关系需要厘清,商业判断规则与勤勉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既是法院的审查标准,也是当事人之间责任分配的程序规则。司法中还应当结合判例制度,对公司所处行业、控制股东影响力等因素进行审查。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流浪猫案”裁判的逻辑批判——以证明规则为视角

对引起巨大争议的"流浪猫案"的解读存在多重视角。从证据法角度而言,本案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认识存在不足,同时对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把握也存在偏差,并且对争议颇大的"按比例判决"理解也有待矫正。这都极大地削弱了判决的说服力和实质上的妥当性。在民事诉讼自由心证主义原则下,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严格把握对经验法则的界定,同时正确处理事实推定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之下,实现判决结果的实体公正。

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的原告举证责任分析——基于《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举证责任倒置”引发的思考

在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仍需原告对该损害事实承担证据提出责任。原告证明的损害事实可以分为普通财物和特殊财物两大类,原告对普通财物的损害事实所负担的证据提出责任几乎不需加以证明,举证责任即可发生倒置;原告对特殊财物的损害事实所负担的证据提出责任必须加以证明,举证责任才能发生倒置。原告对特殊财物证明难度较大,并且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不能仅根据证据形式来判断证据的效力。因此,即使在特定情形下由被告承担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也未能免除原告对损害事实的证据提出责任。行政诉讼中应划分"证据提出责任"与"说服责任",并适当运用价值衡量,以促进举证责任合理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视角下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衔接研究

证明责任具有裁判功能,其起作用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之时。请求权是证明责任分配衔接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基点。作为一种不利后果的承担,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必须严格遵循责任法定原则。“规范说”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我国引进的“舶来品”,它所体现出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基于对文义解释和句式结构的侧重而使其极具操作性。毋庸讳言,该主流学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适用困境,冲击着责任法定原则之明确性、合理性的要求,造成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衔接不畅的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但是从立法层面关注案件的特殊性并对相应的民法条文作出调整能让“规范说”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我国的司法环境下继续发挥作用。民法条文的调整深受法之价值取向的影响,而多目标决策方法作为法之价值比较和选择的方法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诉讼问题探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存在证明责任转移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据说明其财产来源是在履行实体义务。初始的责令说明只是处于尚未立案的初查阶段。只有检察机关才具有刑法所要求的责令说明权。判决生效后查明财产来源的,仍应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