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判断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

基于DRM范式,本研究开展3个实验考察学习判断(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影响,并检验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结果发现:(1)相比于no-JOL条件,逐项JOL促进已学词语的真实记忆,但同时破坏项目间语义关系加工,进而降低虚假记忆(实验1);(2)在操控JOL类型和词列呈现方式后,整体JOL促进项目自身加工和项目内语义关系加工(实验2),但破坏项目间语义关系加工(实验3)。上述结果表明,真实和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存在双分离现象,研究结果支持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对反应性效应的解释,并揭示出不同记忆成分反应性效应的内在机制存在差异。研究结果有望为降低虚假记忆提供科学参考。

任务熟悉度对回溯式时距估计的影响

以64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对汉字进行知觉判断的任务,探讨熟悉度、时距估计方法、性别和加工深度对回溯式时距估计的影响。结果发现:(1)熟悉度对回溯式时距估计没有影响。(2)相对于结构加工任务,被试更加倾向于低估意义加工任务的时距。(3)在结构加工任务中,复制法的时距估计误差绝对值小于口头估计法。(4)男性在结构加工任务中的时距估计误差小于女性。研究表明熟悉度对时距估计的影响可能并非普遍现象。

情绪影响元记忆监测的研究范式及其机制

情绪对元记忆监测的影响是近年来元认知研究的一个热点,大量的研究表明情绪是元记忆监测的影响因素之一。此类研究的关注点分为两类,其一关注客体材料情绪特性的影响,其二关注主体情绪状态的影响。由此本文总结出情绪影响元记忆监测的两种研究范式:材料变换式和情绪激发式。关于情绪影响元记忆监测的机制方面,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一致的观点,主要集中于情绪对元记忆监测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争论上。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情绪通过唤醒度影响元记忆监测的同时受到效价的调节,所涉及的脑区包括海马—内侧颞叶系统和前额叶皮层。最后,结合前人的研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及其理论解释:基于CNI模型的视角

权力感指个体对控制他人和自身的能力的感知。现有权力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主要使用传统两难困境范式,围绕权力感影响主体道德判断的功利论倾向与道义论倾向展开,且研究观点尚未达成共识。由于传统两难困境范式的局限性,研究者开发了道德判断CNI模型探究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该模型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未来研究可关注CNI模型视角下不同类型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以及探讨特质性权力感与情境性权力感对个体道德判断差异的联合作用。

道德判断的整合和分离效应:ERP的证据

该研究采用双选择oddball范式,探索不同类型的道德违反事件的时程加工特点。结果发现,不同类型道德违反事件在P2成分上未出现明显差异。在N2成分上,所有道德违反事件和中性事件差异显著,且涉及性的道德违反的波幅大于涉及身体伤害和诚信的道德违反事件。在P300和晚期正成分上,只有涉及性的道德违反事件和中性事件出现差异。结果表明,不同领域的道德违反事件在早期阶段可能存有共同的加工机制,而在后期的加工阶段中开始出现分离趋势。

教育组织决策思维范式变迁:质量判断与系统分析

论述了教育组织决策思维范式的不断变迁、变迁中教育决策科学性判断标准和教育决策的系统分解与协调三个方面内容,探寻了这一变迁过程中蕴含的哲学思索、事实功用与价值认识,以期达到对教育组织管理决策机制的深度思考。

构建产品侵犯方法专利权判定范式的适用前提——以《专利法》第11条与第59条的关系为视角

"产品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历来被专利司法实践者作为判定是否侵犯专利权的隐形范式。但这里蕴含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产品中固化了唯一的技术方案。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那些需要根据使用场景进行配置之后才能使用的产品也开始大行其市,这些产品中不会固化任何技术方案,会随着使用前的配置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技术方案。原来判定侵权的范式能否直接适用于这一新型事实,便很成问题。因此,本文即以《专利法》第11条与第59条关系为视角去构建一个能够解决这一新型问题的范式适用前提。

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毕生发展的视角

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是当代发展心理学与社会认知心理学考察的热点话题。当前的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紧密且复杂的关系。基于毕生发展的视角,本文系统回顾了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及其关系的研究进展,重点介绍并分析了该领域最新的实验范式,最后指出未来考察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需要重视实验的内部效度,丰富研究对象的选择性并辅以纵向设计,寻找影响的共同因素及其神经机制,从而深入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产业发展与立法典范的变迁——从“裁判立法”到“赋能立法”

产业发展的动能取决于民众的信心,而民众的信心,则由市场上各种被交易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与价格的相符与否所决定。法律对于市场上价值取向的确定、交易安全的保障及行为人相互调适能力的提升,有关键的影响力。然而,在产业发展的不同情势中,不同的立法典范,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归纳当前立法,大概可总结为两种不同的典范:一是以裁判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为核心的“裁判立法”;二是以赋予当事人遵守法规范的精神为目标的“赋能立法”。在产业处于亟需发展、加值或转型的地区或社会,仅着重于争议发生后公正的裁判或课责的“裁判立法”,较无助于该地区民众对产业之信心的建立或提升。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设计以及法律人功能的发挥,来使人们更愿意自主地进行自我调适与学习,提升自己的生产或服务于市场上的价值,从而建立或提升民众的信心。

论基础概率谬误及其研究范式

"基础概率谬误"的提出打破了以贝叶斯定理为基础的规范性研究方案在决策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在决策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过去的40余年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决策理论研究领域里的一大主流。人们的研究范式总的来说有三种:经验性研究(或实验性研究)、规范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研究。但是,人们关于基础概率谬误这个问题本身还存在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基础概率是否能够等同于先验概率?违背贝叶斯定理是否就真的是"谬误"?

两个证据分析理论与新修辞学——兼谈构建我国证据推理新范式

司法证明离不开证据推理,证据推理离不开证据分析理论的指导。当前,学界与实务界对修正的威格莫尔图示法和形式混合理论有所推崇。然而,佩雷尔曼对两个证据分析理论的理论基础—图尔敏模型的批判,揭示了两个证据分析理论存在自证性证明先天不足和价值性判断不当忽略等内在缺陷,无法指导概括判断。同时,佩雷尔曼对说服性论证的强调、价值性判断的关切以及新修辞学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可行有效的理论。在该理论的启示下,我国应当在两个证据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修辞学,指导包括经验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概括判断,构建我国证据推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