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公知常识认定问题研究

公知常识是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常见理由,但既有的法律法规对其的认定规则并不完善,专利审查和司法裁判中对通过举证证明和说理证明来认定公知常识的顺序和界限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坚持专利创造性判断中,保护具有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应当明确举证证明和说理证明的先后顺序,并有必要通过引入“众所周知的事实”来对需要举证证明和说理证明的公知常识进行划分。在此基准下,尝试扩大公知常识的载体范围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并使得公知常识的认定趋于客观化和公开化。

新《公司法》“弘扬企业家精神”下的公司治理

与修订前相比,新《公司法》第一条在维持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弘扬企业家精神”等重要表述,对于促进公司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新《公司法》价值的重要体现。经济学视野下冒险与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公司法视野下“弘扬企业家精神”意在鼓励主体在公司治理中勇于创新与冒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新《公司法》法条变化隐喻公司自治权限的提高,赋予企业家主体更多的治理选择和创新自由,通过改革章程模板化,依托公司章程二分法为企业家创新提供落地保障,破除历来治理模式之争,创新公司治理架构。新《公司法》为股东、董事等企业家治理经营提供了更多选择,企业家于市场开拓进取之时,可在司法实践中引入商业判断规则,以消解信义义务模糊给企业家主体带来的过重责任,建立公司治理的冒险事业宽容机制,鼓励主体在经营中勇于创新和冒险。

从碎片化到体系化:人工智能助力法律适用统一的实证检视与路径完善

随着法律法规平台、案例库、裁判文书网、法律问答网站等司法数据库的快速发展,法官面前触手可得的裁判资源达到前所未有的量级。然而法官依然无法说,适用法律已经是一道简单题。究其缘由,司法数据库“碎片化”明显,互联互通匮乏,具有裁判规则冲突、找法效率低、适法错漏多、信息孤岛化等局限性。立足司法实践,整合“碎片化”数据库资源可以从搭建系统模型着手,结合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通过提高规则抓取精准度、构建繁简案弹性适用模式、确定裁判规则优先级、优化规则冲突解决机制等技术进路,赋能法律适用的统一。

股东派生诉讼先诉请求规则的功能重校

先诉请求作为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和实践价值。完整的先诉请求程序包括股东向公司内部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公司进行内部审查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现有理论和实践片面关注先诉请求作为派生诉讼启动要件的程序意义,未能重视公司对先诉请求的审查决定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起诉追究侵害公司利益者的民事责任属于公司的固有权利,在公司拒绝起诉而股东获得派生诉权时,公司理应有权基于董事会的合理商业判断,请求法院驳回或终止股东派生诉讼。股东在派生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表明经过董事同意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欠缺合理性。若股东请求追究董事责任,法院应当对董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或疏忽怠责进行司法审查,对于无法获得商业判断规则保护的董事,应当依法追究其违信责任。发现并重视派生诉讼先诉请求规则的多重功能,能够有效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论唐代判词中礼法关系对当代裁判文书的借鉴意义

判词在古代诉讼中相当于现在法院的裁判文书。唐代判词具有以情理说服和说理透彻两大特点,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具有格式刻板且说理不透、文采不足和缺乏情理等问题,而唐代判词注重以情说理、以典故说理、以道德说理和以文化说理,对我国裁判文书改革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建议通过优化法律表达方式,学习唐代判词的逻辑清晰、寓情于理的表达方法,凸显法官的司法智慧等途径助力我国裁判文书改革。

基于层内和层间融合注意力的家族恶意域名检测

针对当前家族恶意域名检测方法在新出现或新变种恶意域名的检测方面仍存在精度低、漏报高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层内和层间融合注意力的家族恶意域名检测的新方法。首先,利用深度自编码网络将域名集逐层编码压缩到空间特征中,并借助自注意力机制强化域名字符串中关键字符的表达能力;其次,利用交叉注意力建立双分支网络输入端的关联,促进分支间深层信息的交流;最后,计算待测域名映射特征与交互特征集之间的相似度对比。实验证明所设计方法的准确率为98.21%,该方法对保障网络安全、预防新型域名入侵攻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事责任制度重构:精准问责、合理容错、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

基于权力(利)、义务、利益、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新《公司法》既要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范体系,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制度。董监高问责能力取决于其职位的含权量、含金量、实际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取决于所在公司治理实况。要重点锁定并严惩关键少数者,严格区别独董与内部执行董事的法律角色。董监高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外。为精准识别董监高过错,建议采取法商、德商、智商、情商合一的理性人标准。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外。建议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章程或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只要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对抗相对人。建议导入商事判断规则,允许公司自主豁免或减轻董监高责任,要求董监高自担最低责任限额,导入董监高责任保险制度。董监高问责机制要与股权激励相匹配。

南京强度分区规划中的技术逻辑研究

强度分区规划是研究城市用地使用强度空间分布的规划,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技术理性应用而非整体技术逻辑。以南京强度分区规划实践为基础,分析梳理隐藏于技术应用背后的技术逻辑。南京强度分区规划以“宜居高效、疏密有致”为目标,通过对现状与规划容积率的分析,总结客观规律,并从强度分区分级、基准容积率、地块修正、多维度校核验证等过程来实现开发强度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在这个过程中,强度分区规划的技术逻辑包括3个层面:底层逻辑为价值取向和目标设定,是强度分区规划的根本;中层逻辑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归纳,是强度分区规划合理的保证;表层逻辑为实现目标与应用规律的方法手段,是底层与中层逻辑的具体化。

从实践应用到证据法定:大数据证据的理论证成与规则建构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明价值愈加凸显。在肯定大数据证据实践证明价值的同时,囿于大数据证据在我国证据法地位的缺失、证据审查判断规则的缺位,使得大数据证据在法庭审查判断时表现混乱、在法庭质证时辩护效率低下,导致证据裁判规则规范侦查行为的价值功能失灵。从大数据证据的内生应用逻辑出发,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实践基础,包括大数据证据改变了传统证据的司法认知路径,推动了印证证明模式向综合验证模式的转向;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现实基础,包括电子数据无法与大数据证据等同、书证难以包容大数据证据、鉴定意见与大数据证据存在明显区分以及大数据证据与勘验、检查笔录和证人证言等法定证据类型存在诸多区别;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法理基础,从程序法的角度可以发现我国法定证据的分类存在着与取证型侦查行为密切相关的司法逻辑,即一种取证型侦查行为的诞生便会产生一种相对应的证据分类,结合当前我国新型犯罪侦查治理的需要,基于大数据搜索、大数据挖掘等新的取证型大数据侦查行为的出现,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类型也同样符合我国基于取证型侦查行为的诞生而伴生新的证据类型的法理基础。从大数据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科学性审查以及关联性审查等方面建构我国大数据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以印证证明为基础,建构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事实与事实之间,及其证据、事实与数据之间“网状式验证”的综合验证规则;以及建构包括绝对排除、相对排除为内容的大数据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大数据证据的基本理论证成与证据应用规则的完善。

变电站在线式综合智能防误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在防止电气误操作方面,独立微机操作防误系统及一体化五防子系统都在不同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无线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智慧物联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智慧变电站的推广应用,结合传统变电站防误系统的现状和不足,设计了一种在线式综合智能防误系统。设计的综合智能防误系统借用输变电设备物联网节点设备无线组网协议的传输通道,实现在线式防误校验;利用基于“电气原理+管理规则”的智能拓扑防误分析判断算法模型,替代人工编辑防误规则逻辑表达式和取消万能解锁钥匙;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传统防误装置上的应用,实现防误锁具和接地线状态实时在线交互;利用变电站采集的多源辅助设备数据,实现基于主设备辅助信息的防误操作风险预警。针对防误、锁控、门禁、地线管理系统分散、防误范围不足等问题,提出面向多业务场景、防误措施协同的综合智能防误解决方案。

湖北省水土保持四级区不同分区水土保持率目标研究与探索

在深刻剖析水土保持率内涵基础上,以湖北省水土保持四级区为单元,确定了湖北省水土保持率研判规则,分析了各四级区水土保持率特征。湖北省各四级区水土保持率现状差异较大,远期目标差异不明显,鄂西地区由于自然禀赋条件较差,水土保持率现状和远期目标均较低;鄂东北低山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大洪山丘陵保土区、鄂东南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鄂西北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等4个区水土流失消减面积存量相对较大;水土流失消减面积以中轻度为主,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和林地。

现代企业制度视角下国有企业容错制度的构建

国有企业容错制度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是国有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商业判断规则是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制度束——以防范董事的道德风险为目的建构的系列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是对董事与股东利益的平衡。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需要建立容错机制,其产生原因和理由与商业判断规则如出一辙,构建国有企业容错制度,可以商业判断规则为蓝本。但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在构建容错制度时有自己的特点,这体现在容错主体、被容错主体、容错的条件及后果等方面。

论司法良知作为刑事裁判说理的道德基点——以“道德恐慌时代”的去罪化共识为视角

近年来,与“道德恐慌时代”的入罪化诉求相反,社会对于部分犯罪陷入了反向恐慌,达成出罪的高度共识。对于前者,即使不能入罪,刑事裁判凭合法性和公平性也能取得社会认同;而与后者共识相悖的刑事裁判仅此已不能证成其正当性,道德冲突已经从“公平”的职业伦理要求转向“正义”的良知底线,因此动摇了社会的遵法守法意识。为使刑事裁判道德可接受,说理必须以司法良知为道德基点。基于司法论证前提集的饱和要求,刑事裁判说理仅以法教义学诠释为前提是不充分的,司法良知作为说理的基点是刑事裁判社会证立的应有之义,与依法裁判立场并无冲突,也不会损害社会对可预测性的期待。相反,道德理由在教义学诠释传统下的隐而不彰,才是社会对刑事裁判作出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重要根源。

基于实兵对抗训练的自动化裁评系统研究

针对水面舰艇雷达系统与地面侦察干扰系统的实兵对抗训练裁评,从部队实战化训练需求进行分析,定位了裁评系统在训练各个阶段的职能。参考网络层级架构对系统功能框架进行设计,分析了系统工作原理,划分了方案设计、信息采集、信息管理、裁决评估四个分系统,并对四个分系统进行功能设计与核心功能分析。通过实际的实现案例,说明该系统能够满足水面舰艇雷达系统及其他系统的自动化裁评要求,可应用于未来规模化、频次化实兵训练裁评。

委托人指令与资产管理人责任边界:以信义义务为分析视角

合理认定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的边界,是当前资管纠纷案件的裁判难点。实践中,对资产管理人未完全依据委托人的指令行事,资管产品收益未达委托人预期时,资产管理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讨论值得关注。与纯粹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同,资产管理人享有特定的投资决策权,其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为信义关系,因此,责任的承担需以违反信义义务为前提。以委托人诉红土基金案为例,管理人遵循公平交易原则进行减持符合忠实义务的要求,对商业逻辑和市场可操作性的考虑则是履行注意义务的体现,其尽到了管理职责,履行了信义义务,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信义义务救济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合同责任的认定来实现。管理人对减持指令性质的认识和对公平交易原则的理解,是判断其是否违约的重要因素。

资产管理人是否谨慎勤勉:裁判标准及构建路径

如何构建资产管理人谨慎勤勉的司法裁判标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既需要引导和促进受信人谨慎勤勉,保护委信人的信任,也需要激励受信人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行为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的分野正是法律平衡保护该等法益的设计,也因而使得信义法的谨慎义务具有独特性。基于对我国一线城市近五年相关司法案例的特征与说理论证的梳理,可知我国资产管理人谨慎勤勉的司法裁判标准之构建需求聚焦于私募资管产品,且行为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关系问题是司法需求上的核心问题。美国以相应起诉标准避免管理人诉累和动辄得咎的政策考量可以参考,谨慎投资人规则中的“谨慎委托规则”以及区分“行为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商业判断规则值得借鉴。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困境及其破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追诉模式共经历了“司法主动型”“职权配合型”和“自诉补充型”三种阶段。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启动困难,难以实现其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刑事治理目标,具体表现为“职权配合型”追诉模式因职权异位向“司法主动型”追诉模式逆向发展,“自诉补充型”追诉模式因自诉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拒执罪的特殊性而无法发挥自诉权的救济作用。破解拒执罪的追诉困境,应当放眼追诉模式之外,从刑事诉权理论维度寻求方案,以“取消自诉,优化职权追诉”为突围路径,摒弃空置的自诉模式,在理顺拒执罪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考核指标,加强调查权与侦查权衔接,激活检察机关的角色。

伦理语用视角下的裁判表达与道德评价——以刑事判决书(1981-2020)道德评价语为例

道德评价语在刑事判决书(1981-2020)中具有应用普遍性,历时上表现为消极评价的降低和积极评价的提升,分布上呈现出案件类别的关联性,涉案类型由政治经济类向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公民权益类拓展,总体上与我国由政治专政向经济发展和社会综合治理演进的法治进程相适应。道德话语表征是伦理道德与依法审判互补协同的结果,具有维护法律权威、彰显人本情怀、助推法治文明等语用功效,顺应着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的实践需求。两者在审判中的局部性冲突警示我们应注意加强司法监督,规避以情乱法,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

“民间法”研究的边界及其方法拓展

法社会学的“活法”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对象,但“民间法”研究更需要纳入规范分析法学的框架内。以裁判规则构造为核心关注的“民间法”研究,实现了“民间法”和规范法学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此项研究存在着重重理论困局,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使其无法捕捉“民间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真实运作。从学科边界拓展的视角,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民间法”研究应当进行更为彻底的社会分析,实现“民间法”研究视角由外部观察者研究到多元、综合的反身性视角转型,从而理解法律观念型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

基于知识推理和兴趣区域过滤的军事标图作业评判方法

军事标图是军队参谋人员一项重要的指挥技能训练内容。提出基于知识推理和兴趣区域过滤的标图评判方法,用于实现军事标图作业的自动化评判。阐述了知识推理的一般原理,以及针对标图要素的知识表示,分析基于Rete算法的知识推理网络运用;采用兴趣区域过滤的方式,提高评判精准度,阐述标图作业智能化评判的具体实现流程。通过在标图训练系统中的运用,证实了方法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