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扫黑除恶的社会治理——以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为视角

在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严峻形势下,党和国家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过三年的全面、深入、系统推进,成效显著,赢得全面胜利。扫黑除恶是国家专门力量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但单纯通过刑事司法或综合治理均无法达到深入且快速的良好治理效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四个结合”为治理理念,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体系。其具体体现了司法治理与综合治理并重,且重点突出、有机衔接的共治路径及其立法思路。其中,司法治理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细化落实及关联治理机制的体系性完备,综合治理则突出群众路线下治本且治标的综合预防体系健全。通过不断完善的法治来推动常态化、高质效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保障扫黑除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有利于促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反思司法数据公开:类型、矛盾及化解

数字技术促使传统物理空间中的司法公开演变成一种以数据为主要载体的司法数据公开,不同类型的司法数据公开其实承载多元价值取向。然而,宽泛的司法数据似乎陷入了一种公开抑或不公开都会面临问题的矛盾处境:一方面,司法数据公开与个人隐私权可能产生矛盾,地方司法机关不仅未获得司法数据公开的收益,而且还要承担司法数据公开的风险;另一方面,司法数据公开的矛盾、冲突会衍生出反司法数据公开现象,这会加深“司法数据资源鸿沟”与“司法数据分析鸿沟”,加剧“数据垄断”与“算法黑箱”的形成。最终导致控辩地位的失衡,并阻碍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使用。未来,应当推动司法数据资源的理性开放。根据司法数据的类型确定公开方式,推动数据的分级、分类公开。采用绩效奖惩与责任豁免机制来平衡司法数据公开的风险和收益,合理规范数据使用行为。

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台湾地区对“反渗透法”的司法援引、适用及其影响

台湾地区强力通过的“反渗透法”已成为民进党当局全面阻碍两岸民间交流、恐吓台湾地区民众及打压选举竞争对手的“法律工具”,对“反渗透法”的司法援引与适用也成为民进党当局制造“执政优势”“寒蝉效应”和“绿色恐怖”的重要手段。相关案例大致可以分为涉案自然人引用、“法院”参考援引、“法院”裁定援引、“法院”判决适用等4种类型,司法裁判对“反渗透法”的援引和适用既是对条文空白授权及执行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认可,也体现了类推适用和扩张解释的逻辑。司法裁判将“受内地资助、委托或指示”作为违反“反渗透法”的构成要件,但又无视当事人主观意图和行为的客观效果,缺乏关于“实质控制力”的证据与论证。台湾地区对“反渗透法”的援引与适用违背法治原则、侵害人权自由,对两岸融合发展氛围、岛内民主机制运行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演进,以及台湾地区民众正当利益表达等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论国际商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禁诉令制度逐步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中确立下来,部分国际商事仲裁庭已有签发禁诉令的实践。相关国际公约、仲裁规则以及部分国内法为仲裁庭签发禁诉令提供了法律依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能够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抑制平行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正当性、可行性。我国有必要建立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在遵循尊重他国司法主权与国际礼让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际公约与仲裁规则,参照我国具体的法律实践,明确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条件,逐步形成以《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为基础、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协调的仲裁庭签发禁诉令的制度体系。

统合、独立与规范:胶东抗日根据地司法检察机构变迁史研究

中共领导的胶东司法检察机构从无到有、从自发探索到依据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要求逐步完善、自觉发展,经历了统合、独立到规范的过程。蓬黄掖抗日民主政府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司法检察机关;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相对完整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时期进入按照上级要求自觉发展阶段,司法检察机构不断扩大完善,司法检察制度建设逐渐正规化;胶东行署时期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逐步稳定、规范,探索建立了检察委员会,逐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态势、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形势愈发严峻。伊斯兰国(IS)势力不断崛起,恐怖主义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一些地区以及毗邻的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IS恐怖势力渗透的重点目标,新疆极端分子经东南亚偷渡出境的问题给复杂的地区形势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东南亚成为中国国际反恐合作一个愈加值得重视的方向。本文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态势出发,研究目前反恐合作存在的问题,并就未来加强反恐合作给出对策建议。

《反海外腐败法》管辖权扩张的启示——兼论渐进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法治相互关联,腐败问题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日益具有全球性。海外反腐败涉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已成为世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解决。此外,囚徒困境又使各国集体行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破解全球反腐败的难题,在渐进主义的路径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开启了海外反腐败的全球治理之门。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与全球法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反海外腐败法》不仅对在美融资的中国私人发行人、非居民企业进行管辖,而且借由代理理论和共谋责任理论不断扩张其管辖范围,给我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面对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律不断扩张的管辖权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响应度,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作为,在渐进主义的思路下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完善国内立法并规范企业商业行为,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为促进全球治理的达成和法治的繁荣作出努力。

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该拥有独立审判权

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激发和维系市场竞争 ,基于市场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则排斥、限制着市场竞争 ,为此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立法 ,并成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目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尽快制定一部规范的《反垄断法》 ,加大反垄断的执法力度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 ,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高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但该机构不能享有独立审判权。

司法反腐的价值理念与实现路径

司法反腐虽属刑事司法的范畴,但有着独立于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价值功能和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的司法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刑罚惩戒、教育引导、建制防范、权力制约、参谋咨询和法律完善等价值功能。然而,坚持党的领导、聚焦中心任务、坚持公正司法、着眼全局全球;把握政治性、体现人民性、彰显法律性、增强科学性、适应国际性、强化示范性,是实现司法治理腐败的路径选择。

司法审查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行政垄断产生的经济根源——信息不对称及地方与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代理成本。司法审查可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问题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之目的,进而有效规制行政垄断。

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

我国一旦“入世”,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即成为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故这一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这一制度的设计应遵循以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为指导、密切联系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等基本原则。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 ,应为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会对利害关系方权利义务产生综合性影响的决定及裁决。审查模式应以法律审为主 ,事实审不能“无”,但要“弱”。应设立专门法院 。

关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双层次的行政机关模式,第一层次是作为协调咨询机构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第二层次是具体的执法机构,由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等部门组成。这种分散的执法模式虽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但却存在弊端。该机构的理想模式应当是独立、高效、权威、单一的准司法机关模式,其职权应当包括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

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是反垄断研究中的新命题。通过对15份互联网垄断行为案件司法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主要存在四大困境:互联网反垄断法律体系不健全、法院缺乏案件审判经验、原被告法律地位不对等以及互联网技术性问题难以应对。化解困境应完善互联网反垄断法律法规体系,弥补法律漏洞;强化审判组织建设,逐步提升司法审判队伍的专业素养;构建公平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矫正诉辩格局的失衡;采用综合行为认定标准,化解技术性审判障碍。此外,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还需注意把握规制力度,防止司法能动过度,平衡司法规制与政策性保护以促进产业发展,结合豁免制度的适用以激励行业创新。

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的分析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表现出立法的综合化、机构设置的专门化、职权的广泛化和国际合作的多样化等显著特征。而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反腐败司法制度尚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对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应采取全方位综合性立法的思路,制订反腐败法或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提高反贪污贿赂局的法律地位,建立专门审判机构,赋予反腐败机构具有秘密侦查权等更广泛的职能,并参与国际追赃机制,扩大反腐败国际合作和交流。

反垄断法视野下的职业体育运动

职业体育运动具有不同于普通商业活动和一般竞技体育的特点,它在反垄断法上受到了特殊对待。各国关于职业体育运动的反垄断立法较为原则,而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实践则呈现出较大的弹性。职业体育运动所具有的特性在反垄断法实施中得到重视,职业体育运动团体行使合理管理权力的行为往往被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在发展职业体育运动过程中,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职业体育运动的反垄断政策,有效规范职业体育运动团体的行为。

论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指法院通过对反倾销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发挥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作用。国内法院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相互独立的关系。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包括对不启动反倾销调查的行政决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标准包括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两个方面,体现了国内法院对行政权限一定程度的尊重。

平等是一门科学——就业歧视法律控制的比较研究

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反就业歧视的理论和经验,显示了不同国家在就业平等领域的宪法、立法、行政和司法等诸多方面的努力,其经验和教训足以为解决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本文表明,平等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理念,更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运用在就业领域,各国宪法和立法上的平等原则纠正了职场上五花八门、许许多多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歧视。事实上,各国法院所发展出来的鉴别歧视的方法是大同小异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探测和扫除就业歧视的工具库,帮助我们远离愚昧和偏见,造就一个更为理性、公平和高效的社会。

论WTO与我国反倾销法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基本符合WTO协议的规定,但亦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尤其是与WTO《反倾销协议》相联系的司法审查制度十分薄弱。我国应该改革反倾销法的立法体例,由全国人大制定反倾销基本法并在基本法中专章规定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要设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专门管辖法院,明确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拓宽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而且要将正当程序纳入司法审查标准之列,从而建立起完善的反倾销法体系与独立公正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