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反思司法数据公开:类型、矛盾及化解

数字技术促使传统物理空间中的司法公开演变成一种以数据为主要载体的司法数据公开,不同类型的司法数据公开其实承载多元价值取向。然而,宽泛的司法数据似乎陷入了一种公开抑或不公开都会面临问题的矛盾处境:一方面,司法数据公开与个人隐私权可能产生矛盾,地方司法机关不仅未获得司法数据公开的收益,而且还要承担司法数据公开的风险;另一方面,司法数据公开的矛盾、冲突会衍生出反司法数据公开现象,这会加深“司法数据资源鸿沟”与“司法数据分析鸿沟”,加剧“数据垄断”与“算法黑箱”的形成。最终导致控辩地位的失衡,并阻碍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使用。未来,应当推动司法数据资源的理性开放。根据司法数据的类型确定公开方式,推动数据的分级、分类公开。采用绩效奖惩与责任豁免机制来平衡司法数据公开的风险和收益,合理规范数据使用行为。

台湾地区对“反渗透法”的司法援引、适用及其影响

台湾地区强力通过的“反渗透法”已成为民进党当局全面阻碍两岸民间交流、恐吓台湾地区民众及打压选举竞争对手的“法律工具”,对“反渗透法”的司法援引与适用也成为民进党当局制造“执政优势”“寒蝉效应”和“绿色恐怖”的重要手段。相关案例大致可以分为涉案自然人引用、“法院”参考援引、“法院”裁定援引、“法院”判决适用等4种类型,司法裁判对“反渗透法”的援引和适用既是对条文空白授权及执行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认可,也体现了类推适用和扩张解释的逻辑。司法裁判将“受内地资助、委托或指示”作为违反“反渗透法”的构成要件,但又无视当事人主观意图和行为的客观效果,缺乏关于“实质控制力”的证据与论证。台湾地区对“反渗透法”的援引与适用违背法治原则、侵害人权自由,对两岸融合发展氛围、岛内民主机制运行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演进,以及台湾地区民众正当利益表达等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统合、独立与规范:胶东抗日根据地司法检察机构变迁史研究

中共领导的胶东司法检察机构从无到有、从自发探索到依据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要求逐步完善、自觉发展,经历了统合、独立到规范的过程。蓬黄掖抗日民主政府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司法检察机关;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相对完整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时期进入按照上级要求自觉发展阶段,司法检察机构不断扩大完善,司法检察制度建设逐渐正规化;胶东行署时期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逐步稳定、规范,探索建立了检察委员会,逐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行政实施的价值证成与机制构建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过程中,一般条款行政实施条款一直在“增加—修改—删除”间反复变动,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最终删去了草案中的相关内容。反对构建一般条款行政实施的理由主要包括“不正当竞争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和“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有被滥用的风险”,然这些反对理由欠缺合理性和全面性。同时一般条款行政实施兼具填补司法实施漏洞的外在价值和引导竞争行为的内在价值,故可以且有必要构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行政实施机制。为贯彻之,需要厘定一般条款行政实施的界限,构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保障机制以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

境外追诉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选择

面对引渡等传统方式无力解决跨境追逃出现的新情况,境外追诉方式在我国得以应运而生,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新的视野和选择。但也存在立法较为迟缓、实践“适用少”等问题,其背后原因是学界理论关注度不够、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等。要充分运用好境外追诉方式,亟待对境外追诉的性质及法理基础、境外追诉的适用空间及具体程序机制等作出理论回应。“引渡替代措施”的性质界定过于笼统和模糊,整体研究发现境外追诉具有“双重性质”,其法理基础是实质主义法治观。境外追诉的核心问题是适用选择,既要全面考察境外追诉的利弊也要准确界定其适用条件。应当结合实践经验重构境外追诉程序机制。为更好发挥境外追诉模式的治理效能,应加强境外追诉综合配套机制建设和相关法治人才培养。

数据爬取行为的司法治理:裁判模式、治理困境与完善路径——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分析

数据爬取行为是大数据时代下的产物,主要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数据资源,它为市场经营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违法的可能性。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对数据爬取行为的司法治理因法律规制的空缺陷入多重困境,本文通过对案例的分析阐明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认定数据爬取行为的标准不明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分析不全面、司法裁判思路单一等问题,以数据爬取行为不正当性为切入点,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提出细化数据爬取行为的认定标准、全面分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优化司法裁判思路等有针对性的解决途径。

衡量对于竞争对手市场封锁效应是否实质性的经济学工具:等效竞争者理论

“等效竞争者理论”发源于美国司法判例,随后在欧盟得到发展和完善。近期,欧盟法院在Intel案、Google Android案等针对具有排除效应滥用行为的司法判决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该理论。此外,欧盟委员会在最新发布的有关滥用行为优先执法指南中,也将该理论确立为:在评估涉及价格且具有排除效应的滥用行为的竞争损害时的必要分析步骤。但该理论能否被延伸适用于非价格且具有排除效应滥用行为的竞争分析中,欧盟学界尚在探讨中。笔者主张:该理论同样适用于非价格且具有排除效应滥用行为的竞争损害分析。同时,不限于理论本身,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等效竞争者理论代表了一种经典市场价值观:即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秩序,而非低效率的竞争者。即使一个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也可以正常地介入到激烈竞争中去,只要其行为并不排除另一个具有同等效率的竞争对手。据此,笔者认为,该理论不仅是一种可量化的、操作性强的案件分析工具,亦是一种执法理念,均可在某种程度上完善或补足我国现阶段针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反垄断规制框架。

“反垄断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评述——“数字经济发展与竞争法适用”会议综述

2022年12月17日,由上海财经大学竞争政策和法治研究中心和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财经E法协办的“数字经济发展与竞争法适用研讨会”特设专题“关于反垄断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评析与完善建议”,并邀请数位竞争法学界重量级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各位嘉宾充分肯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意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前期为此做出的大量研究工作,并从多个方面对意见稿的规定进行了评析与建议,主要涉及反垄断司法解释的总体评价和功能定位,纵向垄断协议的举证责任和抗辩事由,安全港规定以及反垄断民事纠纷是否可仲裁。

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平台经济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减轻传统经济下行压力、保持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层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也基于自身所具有的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特点而陷入反垄断治理困境,包括立法层面滞后、行为认定标准模糊、司法规制较为有限、行政监管质量较低等都使得平台经济的垄断力量不断加强,这既对消费者福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因此,为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应通过构建完备的反垄断法律规则体系、改进平台经济反垄断认定标准、优化平台经济反垄断司法适用、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规则等举措,强化反垄断规则对平台经济的指导作用。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建议——兼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首部司法解释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已逾六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实践不及立法预期效果。我国立法人身安全保护令在签发环节、效力设置、违令责任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鉴于此,我国立法仍需细化规定反家暴工作联动机制、强制签发规则、分级和报告制度、违令法律责任等内容以疏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实践堵点,有效遏制家庭暴力行为。

论社会相当性理论的司法适用

社会相当性理论是行为无价值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体现之一,对于抑制司法实践中唯教条论的做法以及维护群众心中合理的期待有着重要的意义。争议较大的是该理论在刑法体系中的定位,“构成要件该当性阻却说”最具有合理性,也即该理论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发挥着出罪的作用,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其与法益侵害说一并激活了对构成要件的实质判断。在明确体系定位之后,社会相当性的判断标准也需要把握到位,依次从是否符合“通常性”事实标准和以宪法为指导的整体法秩序规范价值层面进行判断。着眼于司法实践,社会相当性理论可以为中立的帮助行为、过度维权行为、抽象危险犯行为出罪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的理由。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态势、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形势愈发严峻。伊斯兰国(IS)势力不断崛起,恐怖主义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一些地区以及毗邻的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IS恐怖势力渗透的重点目标,新疆极端分子经东南亚偷渡出境的问题给复杂的地区形势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东南亚成为中国国际反恐合作一个愈加值得重视的方向。本文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态势出发,研究目前反恐合作存在的问题,并就未来加强反恐合作给出对策建议。

《反海外腐败法》管辖权扩张的启示——兼论渐进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法治相互关联,腐败问题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日益具有全球性。海外反腐败涉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已成为世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解决。此外,囚徒困境又使各国集体行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破解全球反腐败的难题,在渐进主义的路径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开启了海外反腐败的全球治理之门。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与全球法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反海外腐败法》不仅对在美融资的中国私人发行人、非居民企业进行管辖,而且借由代理理论和共谋责任理论不断扩张其管辖范围,给我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面对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律不断扩张的管辖权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响应度,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作为,在渐进主义的思路下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完善国内立法并规范企业商业行为,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为促进全球治理的达成和法治的繁荣作出努力。

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该拥有独立审判权

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激发和维系市场竞争 ,基于市场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则排斥、限制着市场竞争 ,为此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立法 ,并成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目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尽快制定一部规范的《反垄断法》 ,加大反垄断的执法力度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 ,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高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但该机构不能享有独立审判权。

司法反腐的价值理念与实现路径

司法反腐虽属刑事司法的范畴,但有着独立于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价值功能和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的司法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刑罚惩戒、教育引导、建制防范、权力制约、参谋咨询和法律完善等价值功能。然而,坚持党的领导、聚焦中心任务、坚持公正司法、着眼全局全球;把握政治性、体现人民性、彰显法律性、增强科学性、适应国际性、强化示范性,是实现司法治理腐败的路径选择。

司法审查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行政垄断产生的经济根源——信息不对称及地方与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代理成本。司法审查可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问题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之目的,进而有效规制行政垄断。

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

我国一旦“入世”,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即成为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故这一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这一制度的设计应遵循以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为指导、密切联系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等基本原则。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 ,应为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会对利害关系方权利义务产生综合性影响的决定及裁决。审查模式应以法律审为主 ,事实审不能“无”,但要“弱”。应设立专门法院 。

关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双层次的行政机关模式,第一层次是作为协调咨询机构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第二层次是具体的执法机构,由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等部门组成。这种分散的执法模式虽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但却存在弊端。该机构的理想模式应当是独立、高效、权威、单一的准司法机关模式,其职权应当包括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