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eb of Science的环境领域中海洋溢油污染事故相关研究热点计量学分析

目的对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收录的1982—2018年发表的环境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深入了解环境领域中的前沿研究动态及热点。方法以“oil spill*”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使用VOSviewer软件构建溢油(oil spill)的研究热点主题知识图谱,探究其相互之间的聚类关系。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TDA)软件通过构建关键词矩阵,得到相应文献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与关联度。结果海洋溢油污染的四个主要研究热点为溢油数值模拟及模型预测,溢油暴露毒性及风险评估,溢油组分及源解析,溢油污染特性及处理处置。结论分析四大研究热点的重点内容及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理解海洋溢油发生、迁移、转化机制,实施溢油治理修复,以及更精确地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提供了科学基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的学理考察与规则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作为典型的公共风险,决定了对该风险的规制需要公法监管与私法救济的协同合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迈向公私法合作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旨在经由司法审查确保磋商协议的合法性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基于此,该研究采取实证研究方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效能不足,原因在于磋商协议的法律属性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本质属性存在认知误区。研究认为,单纯的民事合同说或者行政契约说因理论缺陷无法与磋商协议的法律属性相契合。磋商协议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但其私法属性更为凸显,属于特殊的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不可混同。同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与非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不符,不可适用非讼程序法理进行司法审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性质与略式程序更为适配,应当设置特殊的程序规则。具体而言,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启动该程序应当共同申请并提交证明力高的表面证据。该类案件可以根据行政级别和案件影响程度设置级别管辖,并由各地法院设立专门法庭集中管辖。法院在对申请书和证据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时,应当秉持实质尊重原则,以磋商程序正当性和磋商协议合法性为审查重点,以不损害公共利益和案外利害关系人利益为底线要求。一旦磋商协议内容存在实质争议,法院应当终结该程序,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该程序应当保障案外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权,并适用“异议-撤销”的事后救济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行政性质下司法确认制度存在正当性

司法确认制度首次适用于公益领域,宜以全新视角视之。在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行政性质前提下,首先从宏观制度视角审视,明确司法确认制度作为相关法律配套执行机制的一种,其存在是为了保证赔偿协议履行的时效性,并不具有民事或行政性质色彩。再者,以微观具体制度角度视之,分别从司法确认制度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出发,探究司法确认制度创立目的,结合最新法律规定,聚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领域下“协商行政”这一全新柔性行政执法手段,为生态磋商行政性质下司法确认制度存在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之完善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对确保生态修复工作的执行具有积极意义。生态环境利益所具有的公益属性与民事权益的私益属性截然相反,以保障私益为目的构建的民事司法确认制度无法满足生态环境修复的要求,基于磋商协议的行政契约属性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急需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生态环境司法确认制度。在进行制度构建时,应把握该制度与民事司法确认制度之间的差异,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民事司法确认制度,应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制度落脚点,从完善立法、明确司法审查重点及完善事后救济机制三个角度完成制度核心的构建。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公益金的制度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增加,使得通过司法程序获得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资金也急剧增加。然而,该笔资金向谁支付、如何使用、谁来监督等一系列问题仍未被厘清,致使资金使用混乱,未能实现应有的生态修复等功能。因此,应细化"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这一概念,以专门账户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公益金",明确资金使用主体、使用方式、使用程序、监督制度和责任制度,将环境类诉讼和生态修复衔接起来,以加强资金监督,发挥资金效用。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现实困境与逻辑进路——基于多案例分析

污染对生态环境会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设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可以对生态环境起到预防污染、修复保护的作用,可以高效便捷地解决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修复问题。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缺乏完整的法律体系规制,各地区在实践中也存在差异和冲突。应从完善磋商和诉讼的有效衔接、协调磋商和行政处罚的合理适用、细化司法确认制度等3个方面着手构建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

论生态环境损害消除危险责任方式

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保护生态环境公共权益的消除危险责任,不同于传统民法救济私主体人身财产权益的消除危险责任。实证研究表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司法救济适用消除危险责任,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救济不及时、责任落实困难等问题。比较而言,环境行政监管手段适用消除危险责任,具有法律规定明确、救济及时、责任易于落实等优势。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的目的是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但法院不能替代政府行使监管职责。据此,我国应当完善并优先适用生态环境损害消除危险行政法律责任方式;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的重点;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化的消除危险责任承担方式;待条件成熟后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法及损害救济法。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制度的构建

现有制度体系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执行保障依靠民事司法确认制度。生态环境利益的公益属性与民事权益的私益属性形成强烈反差,民事司法确认制度建构以私益为基础,难以满足生态环境利益救济的需要,基于现实需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制度亟待建立。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制度与民事司法确认制度的差异,把握住生态环境利益的公益属性,将更好地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利益的救济作为根本追求,以专业性为依托,从申请方式、管辖法院等五个维度完成制度核心的构建,进而保证受损生态环境利益救济的质量与效率。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理论辨析与司法实践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属性、功能以及内容均有别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司法审判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已获得部分实践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环境修复”与“生态功能恢复”是并列关系抑或是递进关系,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较为模糊。审判中以金钱给付为主的赔偿责任与修复为主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混同;具有公益性质的生态环境损害无法在私益诉讼中获得支持,分开诉讼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亦或救济不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除了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评价,亦应考虑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承担。在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诉讼制度中,对因果关系以及举证责任应给予重新界定,不宜直接适用环境侵权责任的诉讼规则。

中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制形成与发展

随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及对生态环境价值的不断认同,环境损害从行政处罚跃入司法判罚新阶段,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为有力捍卫生态安全提供了法律武器。作为我国综合性较强、技术难度较高的新进鉴定类别,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涉及学科、领域和鉴定对象多样、复杂,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在法律法规、工作机制、技术体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在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健全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制提供重要参考。

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入罪的难点在于损害数额及入罪量刑标准难以确定。虚拟治理成本法是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推荐的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主要方法,通过考察与之相关的刑事案件,可以发现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混淆生态利益与财产利益,以"公私财产损失"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定性等问题。我国应及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入罪量刑标准,在制定标准时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损害的复杂性、行为人对危害后果的认识能力等因素。

生态损害行政协商与司法救济的衔接困境与出路

我国现行立法对生态损害的调处采取的是行政协商与司法救济并举的"双轨制"模式,其在制度运行中面临行政规制与司法裁判间的管辖冲突和衔接困境。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既有制度未能为化解生态损害场域中行政与司法间的行权"碰撞"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生态损害行政协商的模糊属性以及传统模式对司法救济的惯性依赖,是导致两者陷入衔接困境之根由。因此,应在释明生态损害行政协商的公权行政属性基础上,将两者衔接规则之探讨回归至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一般理论。循此为进,明确生态损害调处中行政协商的优先规制地位和司法救济的后续监督地位,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间制度合力。

生活源排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污水排放量测算研究

针对生活源排污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过程中污水排放量测算的关键技术环节,通过采样监测、管网复核进行现场调查,基于流量监测、人口基数、用水总量和分类进行污水排放量核算,结合市政排水管网图确定小区雨水排放去向,依据受纳水体水质情况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损害数额。最终确认小区确实存在通过雨水管网的排污行为,测算得到小区较为合理的污水排放量为118018 m^(3),计算得到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64.67万元。通过对本案污水排放量测算的关键技术环节的分析与方法研究,为生活源排污案件提供了鉴定思路与参考。

困境与对策:恢复性司法于环境犯罪中的适用

伴随《刑法修正案(八)》对生态环境犯罪法益的立法转向,有条件地承认了环境资源即是刑法所值得保护的利益。生态环境犯罪法益理论侧重法益恢复与轻缓刑罚的思想与恢复性司法的利益平衡、犯罪人再社会化具有目标一致性,因而相互契合。恢复性司法应用于生态环境犯罪的探索正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开展,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适用方式法律依据不足、适用范围存有局限、司法裁量标准缺位以及配套制度残缺等突出问题和现实困境。应当通过完善立法、健全裁量标准、完善配套制度的对策予以应对。

长江经济带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协同发展路径

司法部《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司法鉴定的协同发展已迈入国家战略层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解决环境损害纠纷的重要环节,也是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目前,长江经济带各地的生态基础和司法实践还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异,在鉴定机构、鉴定标准和鉴定程序等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面对新的时代使命,长江经济带必须强化领导机构的顶层引领,加强司法机关协同配合和鉴定机构的互通互助,才能使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服务于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演进逻辑及优化路径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2005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第一项由司法部商两高纳入统一管理的鉴定类别。通过梳理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之发展脉络,发现其在概念变迁、管理规范、功能转变三方面的演进呈现出逻辑特点。不过,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目前面临“类鉴定意见”处境尴尬、“靶向式”管理存在张力、转化型功能保障缺位的困难。为此,须在法律与实践角度“双向”纾解困难、协调多方管理主体之关系、维系公益维护与修复赔偿的两重功能,以优化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发展路径。

冶金企业生产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司法鉴定的作用

自工业革命开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便已逐渐失衡,将要面对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冶金生产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同时产生大量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不能及时进行处理直接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冶金企业是污染环境的大户,冶金工业也是主要污染源。在这种背景下,对冶金企业因生产而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界定,便显得意义十分重大。有效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以及环境污染损害的程度进行界定,可以为司法人员审理环境损害相关案件时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更深入开展环境司法工作。基于此,本文以冶金企业为研究对象,针对其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分析司法鉴定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物料衡算法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应用研究——以某非法熔炼废弃电路板案为例

以某非法熔炼废弃电路板案为研究对象,核算其烟气中特征污染物排放量。在分析常用的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案例的实际情况选用间接计算法中的物料衡算法进行本案所涉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通过比较分析二噁英、重金属等熔炼电路板产生烟气中的特征污染物,选择以电路板元件中的Pb为物料衡算的基准物质,然后进一步分析其在电路板熔炼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路径,最终计算得到通过烟气排放的Pb总量约为2594.12 kg。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实证研究

自《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起,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成为一项独立的民事责任。但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少有学者研究。生态环境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该责任的适用不仅需要《民法典》第1234条的支撑,还需要其他法律规范、修复监督管理人、修复方案、修复责任形式创新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从而搭建起完善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体系。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现状及展望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重视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展。众所周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防治环境污染犯罪、解决环境损害相关纠纷的重要参考。当前在环境诉讼案件中,强化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公正性与科学性成为最核心的要素。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环境司法鉴定的高质量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持续发展,必须要从国家层面予以重视,加强相关队伍的培训,提高社会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的认同度,助力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