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预备立宪与司法“独立”

本文探讨晚清预备立宪过程中的司法独立改革。指出晚清时期开始设立专职的审判、检察机构,改变了以往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的地方官员兼任司法审判的做法,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变革的开端。而新的司法机构,不是像西方那样独立于王权之外并对行政系统行使有效的监督,因此,应该就是在晚清时代,奠定了设立专职审判机构但仍在行政系统领导之下的有中国特点的近代司法体系的基础。

“变法”与“斗法”:解读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的权力争斗

解读"司法独立"不能只囿于宪政理论下的一种理念与原则,它也实际地被表达为政治权力调整中一种具体制度与事件运动。在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清廷与督抚,在共同认同立宪的背景下,为何对待司法独立问题却旨趣相反?属于督抚之列的袁世凯提倡司法独立,难道不怕自己固有的权力被削弱吗?以当局者的阶层意识与角色扮演来分析这些疑团,发现一种"权力争斗"而非"权力对抗"的倾向不利于司法独立建构。

晚清域外研究与记述文献中的近代司法观念

晚清时期,以"开眼看世界"为特征的域外研究与考察勃然兴起,形成了众多的域外研究与记述类文献著作。这些著作中记载了大量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措施的内容,其中阐发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司法观念,思想内涵尤其深刻。概而言之,晚清域外研究与记述文献对近代西方司法观念的阐发,主要是从司法独立思想、司法公正理念、司法平等原则三大方面进行的,并且促进了晚清中国传统司法理念和实践的近代化进程。

清末法制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清末法制改革是 2 0世纪中国法制史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主要有 :初步树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现代化法律观念 ;确立了立宪法、开议院、伸民权 ,建设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开创了司法制度和法律操作程序现代化的先河。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 2 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因俗而治下的司法判决执照论析——以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为视角

在清末,循化厅在因俗而治的理念下,在尊重少数民族两造传统的基础上,在动员乡老等积极参与下,依据番例番规制定判决执照。执照是确定少数民族两造双方产权纠纷及赔付标准的最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循化厅少数民族判决执照的专题探讨,不仅了解了官府制定与颁发执照的程序,也知晓了官府制定执照时的策略与技巧,更明白了执照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亦洞悉了执照在消弭两造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试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对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司法独立状况进行了概括 ;分析了清末司法独立思想产生的原因 ;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司法独立是被扭曲的司法独立 ,而非真正的独立 ,其深层原因是由于缺乏发达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理念。

清末司法独立思想的端倪、动因及途径——至预备立宪前夕的考察

清末司法独立思想的端倪,其出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它在演进上体现为:从类似大众常识性启蒙,到以观念的解释论证来说服民众,再到政治层面上强烈地批判时弊、提出建议。在思想动因中,"内在视角"的研究更为根本,"国家意识"的觉醒与原创的"独立司法"思想值得关注。从思想的引入途径可以看出,清末司法改革具有强烈的西方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激进的态势,正因如此,中西法文化并不能很好地自觉融合。

清末各级审判厅与华洋诉讼

各级审判厅是清末司法改良的产物,其成立之后,在设立审判厅的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以洋人为原告的华洋诉讼案,尤其是民商诉讼,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许多外人迳自把纠纷案件提交审判厅审理;其次,新式审判厅在审理华洋讼案时,其适用的法源某种程度上汲取了清末大规模修律的改革成果。理案过程中亦极力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西方领事的观审权局限于旁听,从而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浅议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特殊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推动了地方司法改革等新政的实行;另一方面有利的社会条件又推进了改革的进度。该文主要以地方司法改革中的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改革的背景、原因、内容和影响进行分析。

清末检察厅的职权配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制度。根据法令,清末检察厅有收受刑民案件诉状、指挥调度司法警察、侦查各类犯罪、提起刑事诉讼、监督诉讼等八类共二十八项具体职权,这些职权是保障检察厅顺利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司法规律对配置检察权的要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价值。

清末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探究

清末修律中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终结了千余年的封建司法传统,把具有进步色彩的新型刑事诉讼模式引进中国。但由于缺乏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那次改革未能成功。重新思考清末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成败得失,在我们今天选择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道路时,只有坚持理性的“拿来主义”,才能促进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最优化。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审级权限制度

审级权限制度的改革是晚清以奉天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新式的审级权限制度的确立为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前提 ,奠定了基础。“四级三审制”以及区域审判权限的划分和确立 ,对推动以奉天省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变革 。

新史料的发现与辉县近代行政司法研究的深化

较之于近代中国其他县市,学界对辉县行政司法的研究严重不足。此中缘由,主要受制于新史料的发掘匮乏和应用缺失。目前,有关近代辉县的新资料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经济军事、资源环境等几个方面。随着上述及之外的相关资料的大量发现与利用,近代辉县的研究一定会更上台阶,益趋深化。

清末云南提法司的建立

依据清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云南省完成了按察使司向提法司的转制。云南提法司的建立,以及其担负的原按察使司传统职能的渐次剥离,使得云南首个专职司法行政机构逐渐完善,并且云南省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的功能开始分开。云南提法使司职能的专门化、人员的专业化,为后来地方司法行政机构的结构、职能、人员管理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晚清时期赫德与英国驻华使领馆矛盾论析——以中英商务司法案件交涉为中心

赫德与英国驻华使领馆的矛盾是晚清中英外交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中英商务司法案件交涉中,赫德无论是从言论还是从行动上,都是站在中国一边。在镇江趸船案、"台湾"号假货单案、芜湖青麻案和佩奇案中,赫德帮助中国与英国驻华使领馆进行抗争,并取得了胜利。赫德在中英商务司法案件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当英国驻华使领馆损害到中国海关的利益时,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赫德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损害了英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所以此时赫德与英国驻华使领馆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从而促使赫德在中英商务与司法案件中帮助中国政府在中英交涉中取得胜利。

论清末山东巡抚孙宝琦

孙宝琦是清末政坛上思想较为开明的趋新官员,对宪政改革多有建言。辛亥革命前夕,他出任山东巡抚,本拟大展身手,但时运不济。先是莱阳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众抗捐事件,孙宝琦应对失措,被舆论指为纵属苛捐、残民以逞;后又在辛亥鼎革之际,先是宣布山东独立,后又取消独立,被人视为首鼠两端,备受诟议。其实,孙宝琦的所作所为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应作具体分析。

晚清司法改革实践与反思

通过借鉴、移植国外司法制度,晚清政府进行了建立新式司法制度的司法改革,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然而,由于晚清司法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司法改革更多的是注重在法律形式方面与外国接轨而忽视本国的实际,因此,这必然导致司法改革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晚清司法改革实践为眼下法律移植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清末民初县域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塔景亭案牍》为依据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由传统社会逐步向近代转型。其中司法理念因晚清修律的发动和展开也发生了变迁。以当时的江苏句容县域为例,其变迁情况体现为仓促性和浅表性特征。浓厚的父母官意识、以和睦家族为首要目标等传统司法理念依然根深蒂固。这说明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真正实现必需重视民间社会传统因素的影响和改造。

清末教育行政近代化考论

中国教育行政近代化的源头应是 1 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 ,后又经历了总理学务大臣的设置、中央学部的建立等具有标志性的艰难历程。对此 ,张之洞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人。中国教育行政近代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