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烧香”案的刑法相关问题探析

"熊猫烧香"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犯罪案件,其所涉及的刑法学问题主要是对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盗窃罪定罪量刑,对此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有必要由最高司法机关对如何认定"后果严重"以及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问题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更加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行为。

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的司法适用

刑事制裁涉兴奋剂犯罪第一案判决的作出,标志着《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成为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审理依据。但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在补强反兴奋剂规则治理效果、衔接反兴奋剂规则处罚规定的同时,也存在致使兴奋剂犯罪处理结果失当的风险。如何规范适用该解释中的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成为后续审理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关注重点。为避免兴奋剂犯罪行为处置陷入规范冲突,在适用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时,应遵循兴奋剂违规处理程序的前置适用,并保持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体系协调。

著作权犯罪司法解释条文适用若干争议问题探评

当前,我国著作权犯罪司法解释条文适用中存在若干疑难问题,应当结合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具体分析:"发行"专业化阐释在罪刑法定原则限度内解决了销售侵权复制品事实虚置的刑法漏洞,应予坚持;非法经营罪规制无证盗版行为有其刑法理据,被弃用是出于刑事政策考虑,特定情况下可继续适用;侵犯著作权罪不应适用犯罪未遂。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法教义学的再展开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双重兜底条款”须严格遵守同质性解释规则,对同质性特征的判断应当综合考察例示行为的形式类型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实质内涵。司法实务中应审慎适用“兜底的兜底条款”。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类型内含价量操纵与资本操纵两种行为模式。该罪的实质内涵是对市场的非法控制,并不等同或局限于价量操纵与资本操纵的总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罪的例示行为进行扩充后,原司法解释仍然有效,未被吸收进刑法条文的其他市场操纵行为仍然可以被纳入该罪“兜底条款”的解释范畴中。

渎职犯罪罪数相关问题探析——兼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渎职罪罪数问题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当某一行为同时符合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规定,但是依照特别法条所确定的法定刑却明显低于依照普通法条所确定的法定刑的,除非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普通法条,否则不能以不符合罪刑相适应为原则放弃适用特别法条。当某一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所规定的定罪要件,却符合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的,可以适用普通法条。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情节司法解释探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情节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包括定罪量刑情节的含义及其标准。通过明确含义及其标准,定罪量刑情节司法解释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中存在着定罪量刑情节比较单一、违法所得数额含义不清、重大损失含义界定不当等问题,需要在增加定罪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明确违法所得数额的含义及其计算方法、修改重大损失的含义等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量及其合理化规制与运用

我国刑法对犯罪定量采取由总到分的立法定量模式,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对犯罪定量作了一般性规定,分则对许多个罪定量亦作出具体规定。但书定量规定具有积极的规范价值和实践意义。分则中的定量规定本土特色鲜明,但也存在缺陷与不足。我国司法解释中的犯罪定量规定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司法实践对定量规定不恰当的理解和运用包括:对总则定量规定与分则个别定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不恰当理解;没有充分运用犯罪定量的价值判断;怠于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我国犯罪定量的合理化规制与运用主要路径包括:设置专门犯罪定量机构或者部门;规范犯罪定量要求;遵循犯罪定量的一般原则;正确理解与适用相关定量规定;强化犯罪定量的程序制约。

扒窃犯罪对象之考探——基于法益保护、刑法解释和司法裁判的考量

扒窃犯罪侵犯的特殊法益是认定扒窃犯罪对象的实质标准,公民人身安全是扒窃犯罪侵犯的特殊法益。行为人只有盗窃被害人贴身财物时,其行为才可能侵犯被害人人身安全,盗窃被害人近身财物的行为不能侵犯被害人人身安全。扒窃犯罪侵犯的特殊法益决定扒窃犯罪对象只能是贴身财物,近身财物不是扒窃犯罪对象。将贴身财物认定为扒窃犯罪对象与扒窃文理解释、目的解释和刑法体系解释结论相契合;近身财物与扒窃文理解释、目的解释和刑法体系解释结论不相契合。司法裁判标准明确、具体的要求决定扒窃犯罪对象只能是贴身财物,近身财物难以满足司法裁判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