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说理方式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给予和索取理由的规范实践。法律话语的意义是由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推论角色决定的。因此,法律解释不应当仅仅被当作探求法律意义的启发式方法,更应当被看作为司法判决提供证成的说理方式。文义、历史、体系、客观目的、主观意图等要素,与其将它们看作解释方法,不如看作支持或反对解释决定之正确性的解释理由。法律条文往往有多个意义选项,解释者需要选出其中的正确选项,将其作为适用于当前案件的个案规范。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围绕解释决定的正确性,而对不同解释理由进行衡量的理性论证过程。

司法裁判如何安置“社会命题”?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要同时运用“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社会命题既能够作为裁判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又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辅助发挥依法裁判的功能。按照说理效果的不同,可区分出法官有强法定义务援引的社会命题,法官有弱法定义务参照的社会命题,以及法官仅有道德义务去参考的社会命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在法律论证的外部证成层面呈现不同的结构关联:一方面,社会命题可以通过实质理由、解释依据或替补性法源的方式与规则命题相融合;另一方面,社会命题也可能与规则命题发生冲突,在依规则裁判优先的前提下通过设定差异化的论证负担来创制例外。由此,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裁判的“二阶正确性”。

隐形之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治化重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发展至今,依据之广、数量之多、波及人员之众,早已超出预期。目前,该制度面临的正当性质疑主要包括:种类繁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对象泛化违反罪责自负原则、条件随意违反特殊预防目的、后果严苛违反罪刑均衡原则、自动开启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对此,建议坚持保安处分的定位进行法治化重构,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重构规范根据,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剔除间接后果,按照比例原则取消轻罪附随后果,按照预防再犯目的建立前后实质关联,按照再社会化要求创新复归社会通道,按照司法终局原则畅通权利救济程序。

基于案例推理的法律人工智能建模——以海波案例系统的法律解析为中心

案例推理系统采取符号主义的路径进行法律人工智能建模,运用逻辑学的方法刻画案例推理的过程,但是,传统逻辑工具难以对案例推理过程中的可废止过程进行刻画和表达。运用论证理论中的论证型式工具,对经典案例推理系统海波的工作原理进行解析,可重构案例推理系统的逻辑模型,明确案例推理系统的智能界限。基于案例推理系统逻辑模型的解析,反思当下司法实践中的类案系统,可证立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基本原则。

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的产品责任研究

目前,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的手术机器人无法摆脱“产品”属性,属于医疗产品中的医疗器械。因此,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纠纷的归责原则应当以产品责任为逻辑起点。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纠纷的产品责任适用现状并不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适用产品责任规制面临的3种挑战及挑战背后的法律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以期能够使手术机器人致人损害纠纷脱离产品责任规制困境。

劳动者过失性辞退的司法审查标准建构——以《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项为核心

在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内,劳动者过失性辞退的情形采用正向闭合式列举,其中仅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实现用人单位用工管理的自主权。然而,由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天然的不平等地位,在用人单位适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条款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可能会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发生争议时,须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进行司法控制,包括对规章制度的民主制定程序、公示程序以及内容合法的司法审查。基于立法的倾斜保护,司法审查应以劳动者法定权利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法定权限为限,将合理性要件还原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合法性要求。同时,在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亦应区分严重程度,当劳动者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时,用人单位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此外,规章制度的内容具有局限性,无法穷尽实践中可能的情况,因此应允许法院在个案中进行补缺。

行政检察文书说理的基本结构

行政检察承担着法律监督、权利救济、争议化解三重使命。行政检察办案应当结论合法,并对生效行政裁判、涉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公允评价;回应当事人主张,推动当事人正当诉求得以实现;对各方争议作出明确的判断和评价,通过释法说理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多数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经历了行政执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再审审查多个环节,各方当事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行政争议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行政检察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行政检察办案应当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以保障实体公正、促进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目标。相应地,行政检察文书说理应当以实体公正说理为主,兼顾程序正当说理。其中,审查判断证据说理、认定事实说理、法律适用说理、案件结论说理环环相扣。审查判断证据及其说理服务于认定事实,证明标准说理、推定说理、举证责任分配说理是事实认定说理的基本方法。尽管通过法律适用及其说理通常可以得出案件结论,但案件结论具有其独特作用,案件结论说理的基本方法是司法裁量和价值选择说理。在结构上,行政检察文书说理以合法性说理为框架,以法律关系说理为主线,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

类比法律推理:横向相似判断

类比推理在法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了类推适用、准用性法条之类推、案例类比推理等推理技术。但类比推理的不同法律应用兼具类比推理的基础结构与特定领域的特征,不应将类比推理同类比推理的不同法律应用等置。不当等置忽视类比推理法律应用的特殊性并可能导致跨领域误用类比推理。在法律领域准确应用类比推理,需要首先明确类比推理的基础结构,区分认知心理学与逻辑学两个视角下的类比推理,两种视角分别对应法的(类比)发现与法的(类比)证立。类比推理的法律应用聚焦于法的证立视角,以相似性判断的横向推理为中心(基础结构),构造不同类比推理技术。其中,准用性法条之类推强调立法拟制相似之后的司法相似程度判断;类推适用强调立法授权司法进行相似与相似程度判断;案例类比推理同样强调相似与相似程度判断,但还强调进行相关性判断。

传染病防治中医务言论自由与患者隐私法益冲突解决

传染病信息披露涉及社会稳定和民生安定。医务人员作为一线接触病情的群体,负有义务向患者本人进行告知,也有权向特定范围内的不知情者披露相关信息。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同时也肩负着保护患者隐私和尊重患者人格的使命。如何在有序防治传染病的同时兼顾保护患者隐私安全仍有待深思。文章分析医务人员披露传染病相关信息的言论自由和患者隐私的法益冲突,从基本价值建构、原则遵循以及医务人员和患者应受的法益保护和克减方面进行义务设定,寻求二者矛盾之调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对法学教育的启示借鉴

近年来,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方面更清晰地呈现出了一种可供研究的司法现象,其中,对事理、法理、情理和常理的阐释,为法学教育的价值融入乃至课程思政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层面的改革借鉴。这一举措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德法兼修人才培养目标下对法律执业者的能力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运用融入教学知识体系,有助于科学厘清价值、原则和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疑难案件“情法交申”的教学方法。

论修辞方法在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

如果将裁判文书说理的过程比喻为法律产品的生产过程,那么其对修辞方法的适用就是对法律产品去除瑕疵、进行美化的过程,通过修辞方法对裁判文书加以润色能够增强听众的认同感。在修辞方法的适用上,我国刑事裁判说理总体表现出表达较为生硬以及缺乏与听众对话等情况,这可能导致有些刑事裁判结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不强。修辞方法在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主要集中于疑难案件,且能够在事实认定的叙述、刑法适用的说理以及运用情理说服部分发挥作用。法律修辞不同于政治修辞、情感修辞、道德修辞以及文学修辞等修辞方法,刑事裁判说理应以法律修辞为主,其他修辞方法为辅,对定罪与量刑过程展开分析和说明。消极修辞主要在刑事裁判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说理部分发挥作用,积极修辞常出现在刑事裁判运用情理说服的环节。修辞方法在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必须基于维护和追求法治的立场,应避免其不当适用。法官在刑事裁判说理中对修辞方法的适用,应当建立在演绎推理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辅以修辞方法增强裁判结论的说理效果。

“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罪与非罪

关于“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性质界定,应当贯通民刑思维,从法秩序整体全面审视索赔事由、索赔数额和民法的关系。在索赔事由方面,依据法律有无明确规定,可以将其划分为“法定权利行使”与“法外索赔主张”两种类型。在索赔数额方面,索赔数额高低与财产法益相关联,需要明确索赔数额的限度。在索赔限额内,“法定权利行使”没有侵害财产法益;“法外索赔主张”虽然欠缺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法律上不为主张”或“事实状态维持”的利益,但如果“危害不大情节显著轻微”,那么刑法介入就需谨慎。逾越索赔限额,以胁迫方式天价索赔的行为,对超额部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认定。

法律证成的绝对论与怀疑论——从“幼稚演绎主义”到可废止主义

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即无限倒退、循环论证、主观断然终止),并不是怀疑理性证成之可能的充分根据。如果我们放弃幼稚的演绎主义证成观念,承认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那么这种困境的出现就可以被看作是法律证成本身的特征。法律规则的证成力量是有限的,它不能为每一案件决定性地提供唯一正解。法庭上的论辩说理依赖于法律程序、过程和论据,是随着论据的不断出现以及角色的不断互换,各方主张不断得到巩固或被动摇的动态对话过程。

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中的选法推理谬误及其矫正

在涉外民商事争议的法律适用中,对争议定性、确定相应的冲突法规则、查明外国法内容并予以适用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当前部分裁判在这一推理过程中的逻辑存在瑕疵,主要表现为对争议“涉外性”的认定不够统一、对法律关系的识别不够准确、对争议事项的分割不尽合理、对我国冲突法规则体系存在误读、对外国法内容的理解不够充分等。现有立法的国际化取向和制度体系的内在不足,以及裁判人员在思维及知识层面的欠缺是导致上述逻辑瑕疵的基本原因。对此,应考虑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涉外民商事立法及选法实践,完善国际私法立法,加强类案裁判制度和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建设,并提高司法机关专门化和裁判人员专业化程度。

道德理由在司法中的运用——从指导性案例切入

从指导性案例中可以发现道德理由在司法中的运用存在三种方式,即道德理由为法律理由提供支撑、通过道德理由进行法律之内的法的续造、通过道德理由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虽然司法过程中道德理由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但由于道德本身存在的灵活性、多元性、不稳定性和主观性,在道德理由的选择上存在难题。要正确地运用道德理由,可通过是否具有“类法性”这一基本条件来判断其是否成立,“类法性”即道德理由具有与法律制度的融贯性以及与法律性质的相近性。在道德理由可以成立的情况下,道德理由仍然可能与法律理由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至少存在六种类型。要处理好这些冲突,需要权衡法律理由和道德理由,并应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

“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法理再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定位为中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由立法机关立法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制定文件进入法规范性文件之后,必然存在司法如何对其加以运用的问题。立足“正式法律渊源—非正式法律渊源”与“效力渊源—认知渊源”的法源划分,可对核心价值观的“法源之争”进行类型化分析。未入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非正式渊源,入法后呈现为立法目的或者法律原则的属于正式渊源和认知渊源,入法后呈现为法律规则的属于正式渊源和效力渊源。进而未入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作为裁判理由,入法后呈现为立法目的或者法律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作为裁判依据(欠缺法律规则时)或裁判理由(不欠缺法律规则时),入法后呈现为法律规则的可作为裁判依据。

为病患代购管制药品的情与法冲突及化解路径

为病患代购管制药品的案件在刑法上往往面临情与法的冲突。司法机关不愿意、却不得不定罪,只能在量刑时突破法律框架,尽量从轻。在刑法的实质解释下,为病患代购管制药品不成立贩卖毒品罪、非法经营罪或妨害药品管理罪,应处无罪。在刑事个案中,“情理”虽不能直接介入,但对刑法体系的适用具有批判功能。当“法理”分析的结论与公众的法直觉相违背时,应当检讨“法理”之适用过程是否出错,使刑事个案体现刑法正义,实现情与法的统一。

法律证据认定中似真推理与概率推理实质之辩驳

似真推理能否独立于演绎推理和基于概率的归纳推理,成为第三种独立类型的证据推理形式,法律逻辑学界和证据法学界存在争论,主张似真推理与概率推理存在本质区别的观点可称为二元论,其理由是似真推理思想能够支撑似真证据理论,在理解证据证明力概念方面非常有效。主张似真推理与概率推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还原的观点可称为还原论,包括似真性还原论和概率还原论。似真性还原论主张概率推理本质上可以还原为似真推理,其理由为概率在司法证明中不起作用,而似真推理可以避免概率推理所面临的证明难题。概率还原论则主张似真推理可以还原为概率推理。实际上,二元论和似真性还原论进路均失之偏颇,而概率还原论更为合理。似真推理不能被视为第三种类型的证据推理形式,因为似真推理本质上就是概率推理,概率才是似真推理与概率推理的相同深层结构。

佩雷尔曼新修辞学的合理化理论

佩雷尔曼的合理化理论是新修辞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法律修辞学的逻辑起点。合理化理论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其一,合理化理论认为共识是说服和论证的起点,并且合理化的行为不得违背常识。其二,合理化理论认为在没有本质区别的情况下,应当对类似情况予以类似性的处理。在价值判断领域,应当依靠论证技巧,合理决策与行为。其三,合理化理论认为应当妥善处理语言的本质特性,充分发挥语言在说服中的重要价值。

情感与法律推理——论司法中的情感差异与裁判公信力的进取路径

面对个案当事人、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质疑,一味将之归结于司法极强的专业性,并坚持要求质疑者通过提高自身法律素养来解决被质疑者的麻烦,是不切实际、被动且缺乏勇气的做法。我们有必要找到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来解决各种对裁判的质疑问题。因此,法官应当在审判过程中采取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来裁断案件。从个人情感到公众道德再到法律规范存在一个逻辑通道,所以裁判对个人情感的呼应是具有正当性的。在日渐重视人文关怀的司法实践中,一种更为高超的裁判技艺不是纯实践理性的法律推理,而是在一种能为公众情感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下的辩证推理,其最终是要在法官、个案当事人及公众之间构筑一种法律意义与道德意义上的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