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官职。为保障旗人仕进之路的通畅宽裕,清统治者特意为八旗子弟开辟了笔帖式入仕这一选官路径,以提高旗人的入仕数量,确保旗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清后期,清政府官制改革,改笔帖式为录事,使得笔帖式的设置职掌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对清代的旗人入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A Case Study of Appeal Trials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re usually attributed to the Qing dynasty changing its policy on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However,institutional reform because of debt appeals between civilian creditors and the Mongolian princes is often overlooked.Using administrative cases from Fengtian Governor Archives and Kirin Prefecture Archives,this study identifies how the governor officers of northeast China changed Mongolian land rights and official finance institutions through appeal judgm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ppeals were related to Mongolian land rights reform and promote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northeast China.This study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 judgments affected the profits of the litigants and changed the local society.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记录了书院改制前后一个下层士子的观察和体验。书院改制之前,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向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他在认可书院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问题,如治学风气的败坏、膏奖制度的流弊、师生关系的畸变等。书院改制初期,刘氏的主要反应是: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刘氏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与不满:担忧书院改制后的“士子失业”,批判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指责书院改制中的“与民争利”,指出书院改制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这些历史意见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同时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明清州县司法中的人为与讼累——基于《殷韩氏控廖永年等蓄谋罩占案》的分析

明清州县司法体制给涉讼双方造成巨大讼累多系人为的非理性因素造成。诉讼两造采用的虚构、阿谀的“饰词兴讼”诉讼策略只会弄巧成拙,不利于官府查清案件实情,讼师在背后点拨怂恿,使讼民深陷此种虚浮的策略模式中;州县官衙采用的裁剪事实的理断策略只能加剧涉讼的劳命伤财,滞后案件的审理进程,民众的父母官情节则使讼民不愿轻易退出诉讼。帝制下州县理讼体制所形成的巨大讼累促使百姓偏好于简便高效的民间息讼方式。明清州县司法模式中的人为非理性因素缘于官与民之间时空上的疏离以及家族与国家逻辑关系的错乱。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司法有必要适度推行客观化、理性化与普遍化的科层体制,但这又是帝制司法所无法独立完成的变革。

“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制造所为例

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要与弥补大量进口所导致的利源外泄之弊,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应运而生。前者致力于搜集国内外先进实用的教育用品并进行展示讲解以便学界参考,后者则以前者之展品为模板进行仿制与研发,二者的最终目的是试图走出一条自制教育用品之路。尽管前后仅存续了十余年,但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可谓是近代中国教育用品本土化尝试的缩影,它们在社会教育和振兴实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

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清末师范教育与教师检定制度发展演进的历史审视

师范教育作为培养师资的教育制度肇始于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之后为扩大教师数量,确保教师质量,清政府颁布教师检定制度。通过历史研究发现,清末师范教育与教师检定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即师范教育发展失范所导致的教师数量严重不足与教师质量难以保障的状况是教师检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师检定制度作为教师资格的认定制度,体现着当时清政府对教师素质和规格要求的价值导向,其制度本身具有的规范性作用一定程度影响着师范教育的发展,规范着师范教育的办学形式和课程设置。这种在师范教育与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发展关系上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对当前教师教育与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对于依赖科举晋身的清末士子而言,1901年启动的科举改章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作为应对之策,此时兴起的校士馆招收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入馆肄业,专门对标科举新规展开考课。科举废除之前,校士馆一度盛行全国。清末校士馆考课形式的守旧与考课内容的趋新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对于落实科举改章要求的新学,收效不大,但在科举考试难度增大以及科举制度可能随时废止之时,契合了应试士子的现实需求。科举时代的各种教育机构,虽行服务科举之实,却未如清末校士馆一般直接借用科举考场之名,明确标榜“校士”属性,强调专为科举而设。按照传统正名理路,清末校士馆对于科举制度有着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意味着科举制度行将废止之际最后的辉煌时刻。

清末学校体育改革的制度更新: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

晚清政府为了缓解内忧外患的紧张局面,试图透过自上而下若干领域的制度更新,以回应社会各界现实关切的同时,实现其延续江河日下王权的政治图景。作为晚清改革内容之一的学校体育,也承担着相同的现实诉求。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晚清(1902-1911)学校体育改革成果—政策文本的分析后发现:(1)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的类型、制定主体与政策内容较为单一;(2)形成了以权威工具为主,能力工具和象征劝告工具为补充的政策工具类型体系;(3)学校体育改革的重点是建章立制,以促进学校体育发展。

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以废科举、兴学校为中心的清末教育变革给那些生活在旧教育体制之下士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同的士人对这场变革有着不同的体验:一些士人认为这是一条富民强国的正确之路,他们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其中;另外一些士人则认为教育变革搅乱了传统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秩序,他们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对新式教育极力攻击。士人们不同的体验和表现既与他们生活的区域等客观环境有关,也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心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教育体验是他们主观构建的结果。这种建构与乡村士人的个性、原有知识结构、遭受挫折的忍耐力等因素密切相关。清末教育大变革中士人心态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仅可以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而且也应当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端方与清末教育现代化

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重要官员 ,赴欧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 ,具有革新思想。他对清末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在任地方督抚期间 ,他大力兴办新式学校 ,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因其废旧 (科举 )而终止了一个施行了 1 0 0 0多年的教育制度 ,又因其倡新(学 )而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 ,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从介绍近代以来至“新政”前的教育概况入手 ,通过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特征、局限性及其原因的分析 ,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除 ,为近代教育和人才培养新体系的发展扫清了最严重的一道障碍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 ,促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 ,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官派出国留学和鼓励自费留学 ,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 ;新式学堂开设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程 ,推动了“新学”的传播 。

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和使用无确定限度的特点。同治光绪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绪末年,在州县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州县公费改革再起;而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行,宣统年间又循着"化私为公"的路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州县公费改革。但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关乎各省财政利益,所以各地办法不一,实施力度有别,改革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公私分离"、"财政统一"的既定目标。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