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裁判规则与实务指引——基于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协议管辖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其法律规定相对稳定,仅于2012年增加了“实际联系原则”作为兜底性条款。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对协议管辖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涉外协议管辖领域,对非涉外协议管辖领域的关注较少且多集中在规范研究,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涉及协议管辖的案件进行实证研究,从案由、争议焦点、协议管辖适用结果、裁定适用法律依据等角度对存在共同特征的案件之裁判规则进行分析;同时,针对上述裁判规则,对民事主体订立管辖协议条款时应关注的问题作出了实务指引,力求使管辖协议或协议管辖条款能够在诉讼解决的过程中得到适用。

永康某科技公司诉上海某货代、美国某货运公司无单放货司法管辖权案评析

原告永康某科技公司系托运人,上海某货代、美国某货运公司分别为货代、货运公司。原告永康某科技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两被告以提单中存在纽约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属于格式合同,提单上的相关仲裁条款事实上排除了永康某科技公司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遂裁定案涉仲裁条款无效或至少不构成合同内容。但是,提单多为格式条款,滥用否定提单格式条款效力的理由会削减我国司法公信力。

“保护伞条款”与国际投资争端管辖权的确定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发展迅速。东道国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往往会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签订承诺保护外国投资者所有投资权利的"保护伞条款"。这一条款的创设,使得此后外国投资者能够以东道国违反与其签订的合同义务为由,通过"保护伞条款"将本属东道国国内管辖的合同争端,上升为东道国需担负国际责任的条约争端。ICSID对两个SGS案及相关系列案件的不同裁决,体现了国际仲裁庭对于"保护伞条款"在确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管辖权中适用的态度—并无统一标准,个案区别对待的原则。因此,对于目前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而言,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应给予"保护伞条款"以更多关注,以求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利益。

论“或裁或审”条款中仲裁条款的效力——以海峡两岸司法实践为视角

大陆地区司法实践坚持有效仲裁条款的法律后果之一是排除法院管辖,如果仲裁条款与管辖权条款并列,仲裁条款则无效。台湾地区在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了"或裁或审"条款中仲裁条款不一定无效,且操作上采取仲裁与法院"先系属先管辖"原则。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更有利于支持仲裁政策的实现,更侧重于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且为仲裁条款独立性理论赋予新意。欲获得"或裁或审"条款中仲裁条款效力的有利解释,法院可从区分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和有效仲裁协议的法律后果、仲裁条款与法院选择协议的效力互相独立、探究当事人订立争议解决条款时的仲裁意愿等角度获得新思路。

提单仲裁条款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结合案例 ,重点分析了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入提单的有效条件、提单仲裁条款对第三人的约束力 ,以及在伪造、倒签、预借提单和无单放货等特殊情况下提单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

电子提单冲突法问题研究

电子提单主要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和国际贸易与融资中,这注定了电子提单交易中会产生大量的法律冲突。电子提单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各国法律对其规定多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少数已有规定的,彼此间也大相径庭,更何况电子提单除了海商法外,还要涉及电子商务法、电子证据法等问题,这些都使得电子提单的法律冲突问题相对于传统提单而言要远为复杂。

论中国在ICSID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参与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对待ICSID投资仲裁的态度上也是如此，通常仅允许将与征收补偿有关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然而，近年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解决实践中的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的这种谨慎态度正逐步受到挑战。2011年5月，马来西亚伊佳兰公司向ICSID提交了第一件针对中国的案件，该案在管辖权问题上主有两个不确定之处，即（1）同意条款的范围与解释问题；（2）能否援引中国第一代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求获得中国第二代BIT中更广泛、更有利的程序性待遇问题。该案的启示更多在于案外，即同时作为重的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大国，中国应从侧重资本输入管制的第一代BIT和侧重投资自由化的第二代BIT，逐步发展并过渡到更为均衡的第三代BIT时代。

我国三类特殊涉外经济合同纠纷专属管辖条款之重构

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对专属管辖范围进行了扩张,进一步完备了我国专属管辖制度。但在中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纠纷仍然保留为由我国法院专属管辖,排除其他国家法院对该类合同纠纷进行管辖,既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也与新增专属管辖案件存在一定程度重迭,故应根据不同情况予以重构。

提单法律选择条款探微

提单中的首要条款、地区条款和法律适用条款均涉及法律选择问题,只有法律选择条款才具有选择提单准据法的功能。认定提单条款是否属于法律选择条款,主要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该条款的名称。提单法律选择条款在性质上是以冲突法为内容的合同,该合同本身是否合法,由法院地的冲突法决定;该合同的成立和效力,受该合同本身的准据法支配。

论提单中“喜马拉雅条款”的效力

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源于海运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部分内容为国内法和公约所认可,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该条款的有效要件。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有关"喜马拉雅条款"的统一的认识,在"喜马拉雅条款"效力问题上海事审判中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应在有关法律中使这一问题明确下来。

商务合同管辖条款之选择与法律效力

商务合同的管辖条款在商务纠纷的管辖权认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管辖条款之类型选择决定着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权责。排他性和非排他性之挑选事关管辖授权是否为独占。浮动性和对等性之分决定了是由原告选择法院,还是根据身份决定管辖法院。如为笼统约定,还需要根据国内法再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法院。内容的对称和不对称决定了双方的起诉选择权是否一致。纷繁的管辖条款在管辖拘束力上各不相同,随之而来的诉讼风险也颇为不同。商务交易的参与方对此应密切关注,保持应有的警惕。

论阻断诉讼的法律风险及其司法控制

阻断诉讼是一种防御措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规定的阻断诉讼,赋予私人针对外国组织或者个人的追索求偿权,允许私人直接在本国法院发动损害赔偿之诉,事实上将具有报复性的国家间反制措施的发动权,从国家向私人主体转移和让渡,沿循和激活了国内公法域外适用的私人执行机制。由于阻断诉讼在追索求偿权层面的国内法律与国际政治二重性,其属事适用范围亦兼具域内与域外双重法律效力,加之缺乏对追索求偿权人的必要限制,故允许私人直接发动阻断诉讼,隐含着国内公法域外适用私人执行的任意性法律风险,可能会偏离阻断诉讼作为防御措施的功能定位。国内法院在本国公法域外适用私人执行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风险阻却作用,可以通过司法管辖权的强制功能、排他效力和行为后果管辖标准,设立阻断诉讼的司法控制机制,防范和化解公法域外适用私人执行中隐含的法律风险。

国内涉外一致化立法变革下诉讼协议管辖效力研究

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协议管辖国内涉外一致化立法变革,商务合同(尤其涉外类型)涉及诉讼管辖协议(条款),对诉讼参加人的权利义务规范落实与指引法院实现程序正义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管辖协议依据不同功能定位可有多种对应分类而产生相异效力状况。微观梳理日本的"专属性合意"与"附加型合意"之对应辨析关系,追溯协议管辖的有关基础理论。应然剖析事前尽可能多方考虑不同约定对诉讼权利义务的现实影响而需合理强化诉讼管辖协议效力,理应避免因法院管辖问题滋生二次纠纷之窘迫。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等深化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国内、双边与多边等多元复杂国际化发展时代背景下,实然开释实务操作中如何有效订立管辖协议成为关键。

比较法视野下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强制性

决定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初始层次的约定强制性问题的管辖权属于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最终层次所指向的争议解决机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初始层次的强制性取决于当事人约定的明确性。未能履行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初始层次约定而产生的违约问题应当被识别为程序问题,守约方当事人据此应当获得程序法而非实体法上的救济。在初始层次约定尚未履行时,法院或仲裁庭应当暂停而非停止已经开始的诉讼或仲裁程序。

提单仲裁条款对受让人的法律效力——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为视角

为研究仲裁条款对提单受让人的法律效力问题,从《纽约公约》与提单仲裁条款特殊性的冲突,提单转让之后仲裁条款效力的法理之争,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的基本内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的法理基础,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在提单仲裁条款效力问题中的应用等5方面进行综合论述,认为根据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仲裁条款对提单受让人的效力问题并不存在单一的结果,提单受让人同意仲裁的,仲裁条款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提单受让人不同意仲裁的,仲裁条款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而承运人却始终受到仲裁条款的约束,无权拒绝仲裁.

“拒绝授惠”条款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及发展

国际投资条约~①中'拒绝授惠'条款通常以抵御跨国投资者的'择约适用'行为为目的。基于《能源宪章条约》和美国为缔约一方的投资条约建立的多个仲裁庭对案中涉及的'拒绝授惠'条款的适用及效果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而近年来该条款的缔约实践显示,缔约国更愿以明确、具体以及灵活多变的条约文本增加'拒绝授惠'适用的确定性及东道国管理外资的主动性。中国缔结的一些投资条约也已经纳入了'拒绝授惠'条款,未来缔结的投资条约中可以继续纳入该条款,并以明确的条约文本与'投资者'的定义有机结合,以便于中国政府积极管理外资并有效选择投资条约适用范围。

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有时会运用“法律选择模式”和“法规优先模式”公共政策否定管辖权条款效力;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运用诉讼法中的强行性规则限制管辖权条款在某些领域的运用,实际上也起到了与运用公共政策类似的作用;《法院选择协议公约》①明确规定适用公共政策规则。我国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不足以维护本国法律适用及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建议在协议管辖制度中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评“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诉阿根廷”仲裁案——以仲裁条款解释权力的归属为中心

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是当事人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但在仲裁条款有效存在的基础上，尚需对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仲裁条款的启动要件等问题进行解释。在美国仲裁实践中，法院与仲裁庭之间在对仲裁条款进行解释的权限划分上存在基本的推定规则。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诉阿根廷”仲裁案的终审判决，肯定了仲裁庭对仲裁条款启动要件的认定结论，并认为商事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解释权的归属规则同样可适用于投资条约中的仲裁条款。同时，该案件的裁判意见确认了仲裁庭对仲裁条款启动程序要件的优先决定权，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将遵循仲裁庭对仲裁条款中先行国内诉讼要求的解释结论，不再重新进行审查。

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有效性的认定标准

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并对提单持有人有效得到了包括世界海事大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但各国的认定标准各有不同。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要求提单中须以明确措辞表达仲裁合意;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则规定提单中须标明特定航次租船合同且提单持有人了解并入事实。我国作为海事大国至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有关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有效性的认定标准,我国在认定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有效性时,须要求在提单的正面标明特定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且并入措辞明确表达仲裁条款并入提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