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院长职权结构优化论——基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衔接的考量

法院组织理论与诉讼原理具有深刻内在联系,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相衔接视角考察我国法院院长职权的层级结构,可以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大陆法系普遍认可法院院长具有适度的司法行政权,并以不侵害审判核心事务行使为前提。就我国现实而言,法院院长职权重塑的逻辑前提是审判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科学分类。对法院院长职权应划分为审判职权、司法行政职权。在审判职权行使方面遵循与法官同权原则,限制院长程序性决定权,确立院长审案分案的一般规则及动态调整机制;司法行政职权则应保持谦抑,开列院长司法行政职权清单有助于预防权力跨界。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及其制度化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法律解释权的制度化旨在建立起DSB法律解释权的完整制度,同时也是对于DSB"司法造法"为标志的WTO司法能动主义倾向的一种制度回应。DSB法律解释权的制度化应立足现实需要,确定制度理念及原则,明确制度要素与模式,界定DSB法律解释权的内涵。在未来谈判中,应将DSB法律解释权制度纳入DSU体系。

审判解释的错位和重新定位

对于审判解释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理论界褒贬不一,其中对审判解释的越权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审判权膨胀倾向却关注不够。审判解释存在对立法权僭越,对行政权逾越,对其他司法权贬抑的倾向。从司法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今后司法改革进程中,对审判解释的改革应从现行的立法化向以个案确立规则,以规则指导审判的方向转变。

社会公权力的司法救济与民间化——以公私法域交融背景下的足球协会为研究个案

公私法域的交融渗透已是不容回避的法治现实。欧陆的实践已经证明,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公权力主体如欲驶入良性发展轨道,司法权的适度介入成为其必要条件。我们只有借鉴域外成功经验,在尊重公私法域独立价值的同时,打破二者绝然对立的传统桎梏,消除司法救济在此领域的灰色地带,积极实现法治框架下以足协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公权力主体的民间化,方能达至法治和自治之间的平衡。

审判权的理论展开与科学配置

审判权的本质是一种司法判断权:判断对象是争讼事项,判断行为采诉讼方式,判断基础以证据为依据,判断标准以法律为准绳,判断结果为裁判终局。文章认为对审判权的科学配置需要立足其作为司法判断权的本质,依功能差异的分工思路,将之在国家权力体系中逐层分配。宏观配置应体现审判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分工,实现审判权法院专属;纵向配置应依托审级制度体现不同级别法院间的分工,实现功能差异、复审有限与终审终局;横向配置应依托管辖制度体现初审法院间的分工,实现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的适度分离、法院种类多元、法定管辖辅以变更管辖的管辖方式;内部配置着眼于法院内部不同组织与个体的分工,应实现法官在法院的主体地位。

司法的“官僚化”与“后官僚化”——现代化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权管理

司法组织的官僚化是法治社会到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司法在组织结构上向现代官僚制发展是司法目标、诉讼价值目标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司法官僚制具有明显的优点:它有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有助于加强系统内的权力监督;增强司法权对外部干预的抵御能力。但过分"官僚化"则会产生更多问题,如与司法民主的社会诉求相悖,影响审级制度的正常运行,制造新的公正危机,并从整体上降低司法审判的效率。针对我国国情,在对传统司法组织进行改造时,一方面应当继续深化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改革,另一方面则应当努力解决过度官僚化带来的问题,如民主问题、等级问题等,这些解决途径主要包括:对司法组织进行"扁平化"改造;提高诉讼的民主参与程度;科学分权,均衡各层级法院的权力等。

“变法”与“斗法”:解读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的权力争斗

解读"司法独立"不能只囿于宪政理论下的一种理念与原则,它也实际地被表达为政治权力调整中一种具体制度与事件运动。在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清廷与督抚,在共同认同立宪的背景下,为何对待司法独立问题却旨趣相反?属于督抚之列的袁世凯提倡司法独立,难道不怕自己固有的权力被削弱吗?以当局者的阶层意识与角色扮演来分析这些疑团,发现一种"权力争斗"而非"权力对抗"的倾向不利于司法独立建构。

地方立法权扩容背景下的法律体系融贯

融贯是法律体系有效存在的必要条件。实践中的命题体系既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大的高度融贯状态存在,也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小的低度融贯状态存在。对融贯的不断追求,是法律体系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方式。《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后,地方立法权扩容,地方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地方立法权扩大有助于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但也会导致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法律规范抵触,产生立法割据、立法碎片化的风险,削弱法律体系的整体融贯程度。法律体系的融贯,既有赖于科学的立法活动,也有赖于高质量的司法裁判活动。在立法层面构建融贯的法律体系,应在坚持宪法至上原则的基础上重视备案审查工作,建设良好的地方立法质量提升机制。单纯依赖立法者并不足以完成法律体系融贯重构的重任,法律体系的融贯化,还依赖司法过程中法官的理性裁判。法官积极援引并建构性地解释地方法律规范,有助于法律体系融贯程度的提高。

司法地方化的治理路径研究及创新——以文献分析为视角

破除司法地方化存有两条治理思路:一是针对产生司法地方化的直接原因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二是通过司法系统的其他改革间接实现司法地方化的治理。当前学术界的关注点几乎聚焦于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上,然而该思路下的治理路径须以完善司法官以外的司法工作者人事制度、立法固定司法工作者薪酬制度、构建人民检察机关异地检察制度以及推进司法工作者处理案件终身责任制度等方式强化。忽视第二条治理思路无疑减少了防治司法地方化的路径,而由此可通过创新程序设计,如推进司法公开制度改革等,从侧面攻克司法地方化难题。

从执行权的性质看我国民事执行权配置改革

法院执行权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密不可分的有机结合体,是具有双重法律属性与特征的复合性权力,由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构成。近年来,我国多地人民法院对执行权配置进行了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基于对法院执行权法律性质与权力构成的重新认知,以及对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双重追求,汲取执行权配置改革的经验教训,特就我国当前审执分离的执行权配置改革提出建议和设想。

论清朝刑事案件的地方审判机构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具有多民族色彩。其中,地方审判机构除了传统的县、府、道、院等法律明确规定的等级外,八旗衙门、理藩院、内务府、步军统领衙门、军机处等衙门均有部分司法审判权。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清王朝地方司法审判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司法效能。

日本行政裁判权的范围与司法审查特例研究

行政裁判权历来是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国行政审判实践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就较有代表性与特殊性的日本行政裁判权的范围、司法审查特别领域即:法令、国家考试、最高法院规则、条约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公诉权与审判权

不告不理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整公诉权与审判权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权与审判权相互牵制:一方面在审判程序的启动上审判权受制于公诉权,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另一方面有起诉也不必然有审判,公诉权也要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审判阶段,公诉权与审判权相互分工:一方面审判范围受制于起诉的效力范围,即法院只能根据起诉指控的人和事进行审判;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只享有刑罚请求权,定罪权专属于法院,法院有权变更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

审判权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路径

当前审判权运行机制中存在审判权地方化、行政化以及官僚化现状,审判权运行中出现审判权独立运行阻塞、审判权运行秩序紊乱以及办案法官"逃逸现象"问题,严重影响审判权运行机制良性展开。有鉴于此,应对审判权运行机制进行机理构造、制度构建以及对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具体微观问题进行研究,积极探究建立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与审判管理权为保障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宏伟法治目标。

司法独立论析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现代法治原则。司法独立对实现司法公正、惩治腐败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现阶段，要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司法机关与人大的关系，克服司法权的地方化与行政化。

司法权中央化改革的误区及修正

推动地方法院人财物的省级统管和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等改革部署彰显出司法权中央化的改革趋向。这种中央化改革的理路背后存在两大误区,即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地方化导致司法地方保护。中央化改革将产生冲击基本宪政秩序、损害法治生态多样性、加剧司法系统内部行政化等预料外后果。修正司法中央化改革的路径在于激活地方人大监督职能、改造专门法院系统、保障审级双向独立、落实法官履职保护等。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若干问题探讨

在我国议行合一的体制下,行政权与司法权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在行政诉讼中,体现二者博弈过程的即为司法变更权。如何在我国现有的政体模式下,合理界定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为司法变更权的改革提供思路,提出了若干制度构想,充分发挥司法变更权在行政诉讼中的积极价值,以期实现和谐司法。

论司法权国家化——以治理司法权地方化为视角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一些地区还比较严重。司法权地方化突出表现在法院、检察院与地方党委、政府、人大等机关之间的关系中——法院、检察院的财权、人事权受制于地方。这种现象破坏了我国的司法统一和司法独立,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分析我国司法权地方化的危害和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行政权抑或司法权——试论侦查权的权属

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侦查权的行使如何符合法治并有效运作是理论和实务都要面临的问题。现今我国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呈现了近乎不受控制的状态: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是频频见报。侦查人员执法方式的粗野、原始只是这一问题的表面现象,根源在于侦查权的权属定位在理论上、立法上出现了偏差,将侦查权定位为行政权并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是解决上述弊端的根本途径。

司法地方化的难题及解决路径

司法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种,是我国规定的由专门机关行使的不受其他职能机关干涉的权力。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司法权受到了严重的桎梏,司法地方化即是阻碍司法权行使的一个主要因素。去除司法地方化,应实现体制上的完善,加强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避免司法人员来源的地方化,并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