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财产在美国的执行豁免——以沃尔斯特夫妇诉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在执行程序中,国家及其机构和部门均可以主动提出执行豁免的抗辩。国家及其机构(含国有企业)具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人格、财产,法院不能扣押外国国家机构(含国有企业)财产以执行针对外国国家的判决。美国沃尔特斯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三家银行的纽约分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用以执行之前针对中国政府的缺席判决,不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以及联邦法院的司法先例,自然遭到拒绝。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其批准情形对中国的启示

200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是各国历经27年的共同努力而完成的,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方面开始确立普遍性的统一规则。该《公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是否通过签字和批准的方式让这个公约得以生效。截至2013年3月1日,28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13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各国对《公约》的批准情况,分析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国家管辖豁免制度的新近发展与中国的对策

2004年12月16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意味着大多数国家接受了“限制豁免论”,标志着一百多年来的“绝对豁免论”与“限制豁免论”之争暂时达成了妥协,国家管辖豁免制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鉴于我国政府已签署该《公约》,有必要探寻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对策,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潮流。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论国有船舶的有限管辖豁免

国有船舶管辖豁免经历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判例、国际条约等实践将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排除在管辖豁免的范围之外。但在对国有船舶豁免范围予以限制的同时,应当注意明晰以下三个问题: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应当依据船舶的用途来界定;国有企业对于所经营的国有船舶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一国法院不得任意扣押与当事船舶无关的其他国有企业的船舶。

人权领域之国家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

保护人权的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可列为国家豁免规则的例外,已成为后者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实践表明,国家豁免规则可以与强行法共存,二者在程序和实体上拥有不同的属性,为此,在违反人权情形下援引国家豁免规则应区分公私行为性质、分清损害对象,敦促违反国在诉讼程序外承担"非免责性"后果。在国际交往愈加频繁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豁免规则的具体落实更依赖于国内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中国进行专门的国家豁免立法是时代的必然。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面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论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与普遍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以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为视角

普遍管辖权是国际社会在共同打击国际犯罪的基础上逐步得到确立的,一方面它适应了国际法保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又对传统国家主权原则带来了挑战,因此,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2002年国际法院对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的判决就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于中央银行财产在外国法院豁免问题的探讨

国际上对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的豁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整体豁免,将外国央行财产规定为非商业财产,一律享有执行豁免;二是规定外国央行财产为其自身利益持有的财产不得被扣押和执行;三是将外国中央银行财产视同普通财产,不享有执行豁免的特殊待遇。我国法院一贯给予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但我国的立法规定了此项做法的唯一的例外,即银行所属国政府明示放弃豁免或者指定该财产用于财产保全和执行。

关于几种特定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问题探讨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国法院扣押或冻结外国财产,特别是银行账户款、中央银行资产、使领馆的财产等特定种类财产的情形。根据国家豁免原则,这些种类的财产应当受到特殊保护,因为这些特定种类财产中的每一种由于其本身性质决定,必须认为用于或意图用于排除任何商业考虑的政府性目的,从而将其排除在任何推定或默示同意强制措施的范围之外。司法实践以及国际、国内立法也表明,已划定归属任一特定种类的财产,实际上是国家专门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目的的财产。

国家豁免若干问题辨析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适用范围,"限制豁免论"正在逐步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04年12月2日第59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采纳了"限制豁免论",并规定国家在8种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虽然我国也签署了该《公约》,但由于其关于上述有关8种不享有豁免的诉讼行为的规定多数比较原则,许多概念不够明确,有待进一步厘定。而如何解释和适用这些例外规定,还缺少统一的标准,并且公约还未生效,我国法院应按照本国实践尽快制定我国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其中,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和我国国情利害攸关,本文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状以及公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粗浅地探讨。

通过国际民事诉讼追回腐败资产的相关法律问题

腐败行为和转移腐败资产的行为均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政府形象和社会的公信力,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对腐败资产进行追回,使腐败犯罪分子无利可图,从而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第五十三条中规定了通过国际民事诉讼方式追回腐败资产,较之以往的刑事途径,民事诉讼较为新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国家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

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原则”的历史考察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原则作为国家主权原则的延伸,赋予了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特殊法律地位。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该原则确立了新的标准,因而我国已有必要转变观念,重新审视我国对待该原则的立场和态度。

论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行为的法律责任

外交特权与豁免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实践中,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不仅损害相关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而且损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行为是国际罪行,是国际刑法规范的对象,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该行为在国际法上引起国家责任,因此,从国际法角度追究相关国家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是受害国的重要救济手段。

WTO框架下政府采购合同的国际私法问题

界定了政府采购合同性质,分析了WTO框架下《政府采购协议》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WTO框架下政府采购合同涉及的国际私法问题:纠纷的解决方式、法律适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提出对于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民商新秩序要求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国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享有豁免权,则不利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分歧。绝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背道而驰,相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相契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在全球性国际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标志着限制豁免说彻底战胜了绝对豁免说,是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里程碑。

论国家豁免在雇佣合同中的适用

在雇佣合同与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府的雇员是否有权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在法院地国起诉雇佣国。国家实践和立法的现状所预示的趋势是:在涉及雇主为国家的诉讼中,法院对与私法领域的雇佣合同完全相同的雇佣合同通常会实施管辖权,但是,如果这类合同涉及到雇员对政府职能的履行,法院就会给予被告国家豁免权。

国家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弱化

以皮诺切特案为起点,首先简要介绍了当前国际和国内法庭对国家高级官员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相关司法实践;其次以属人豁免和职权豁免两大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国际法基本理论分析了这些实践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及其产生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受国际法人本化的影响,国家官员的刑事豁免权在司法实践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虽然国际社会对该领域某些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但该领域的国际法正在朝着更加明确的方向发展。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有关国有企业以及一些商业行为能否享受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一直是国际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如何在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正确理解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如何界定国家行为和商业行为,文章结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内容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仰融案”中的豁免与诉讼

一个主权国家在另一国家成为某一诉讼的被告,若该被告国出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主张豁免权,则不该被视为同意该法院地国的管辖。即使辽宁省在美国未能成功主张豁免,美国为了避免对外国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而导致中美外交方面受损,也不会对辽宁省的绝大部分财产采取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