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的非相称性及解决——以专门矫治教育为着眼点

专门矫治教育与其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之间存在非相称性问题。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相称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为指导,分级干预措施的选择需考察行为因素和行为人因素,综合评估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和矫治的必要性。解决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的非相称性问题,首先应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保护处分性质与惩罚色彩,通过合理解释“在必要的时候”以明晰适用条件,并完善准司法化的适用程序。最后从检察提前介入促成侦查阶段转处,精细化设置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和拓宽缓刑与假释犯的非刑罚化路径三个方面,构建专门矫治教育与刑事处遇措施的转处机制,推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的进一步优化。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功能的探讨

司法社会工作是针对刑事案件开展诉讼审理进行辅助工作的关键,特别是在面对青少年群体时,为了进一步突出司法社会工作的功能性,就必须结合实际需求来实现对司法社会工作功能的针对性调整与优化。文章对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功能进行了分析,希望为关注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功能的人群带来参考。

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问题检视及其完善路径

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专门教育制度替换了工读教育制度与收容教养制度,但专门教育制度仍延续了工读教育制度、收容教养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存在偏离矫正优先的制度创设初衷、不当限制罪错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矫正效用不佳,及难以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等问题。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应摒弃社会管理者视角与社会防卫优先的管控立场,转而从监护人视角出发,遵循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兼顾社会防卫的基本立场;从封闭管控目的与期限着手,调整封闭管控的强度;积极运用社会场域开展社会化矫正活动,提升矫正活动的科学性与效用性;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两法修改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模式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应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又要合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强化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正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需法法衔接,方能形成系统化的处置预防模式,从而构筑起从预防、处罚、挽救未成年人的犯罪治理新模式。

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体系化立法进路——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楔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呈现低龄化、恶性化的趋势,部分个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双向保护原则的贯彻与平衡受到挑战。应客观评价学界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的降低论、维持论和弹性论,并理性看待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需要衔接非刑罚化的处遇措施,应当提倡少年刑法的体系化建构,通过刑法典和附属刑法的二元立法模式整合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规范,并通过具体化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评估标准,进而明确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条件。

演变与推进:专门学校教育制度的困境与重构

专门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少年司法体系中具有“提前干预、以教代刑”特点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从20世纪50年代兼具惩戒处分和社会救济性质的工读学校发展到当下的专门学校,性质从半工半读的收容教养发展到体系化矫治教育,功能也扩展到教育预防、提前干预、教育矫正、专门矫治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和路径的稳健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于社会防卫理论对青少年犯罪治理提出的专门要求。究其实质,专门学校也是教育与社会发展及其治理水平的产物,专门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要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实际出发面向美好生活目的构建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教育矫治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及其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实际要求,系统解决专门学校发展缺乏专门法律支持、招生对象与教育对象混同、专学标准不规范与教育质量难以评估、学校数量不足与师资力量较为薄弱、专门学校教育的标签化和污名化等方面的问题。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施效果评估及其优化

在行刑社会化、轻缓化、人性化的国际视野下,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不仅可以避免监狱矫正的"交叉感染"与"标签效应",还可以降低行刑成本、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同时,也适应了未成年犯身心特征的需要。实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应加强社区矫正宣传与普及工作,创设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矫正项目,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评估机制。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方法探讨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当前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天津等6省市展开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索社区矫正的理论,但尚没有形成适用的方法体系。本文在社区矫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社会工作方法介入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意义、程序、原则等做积极的探讨。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现实解读

社区矫正制度是中国在少年司法制度上的一项大胆的探索,对其建立的现实依据以及运行情况进行总结,是建立与完善统一的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前提。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现状及推进路径——以我国社区矫正法相关规定为切入

未成年人是服刑人员中的特殊群体,是社区矫正的重点适用对象。减少监禁损害,加强社会联结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价值所在。然而,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原则未有效贯彻、专门性的矫正项目缺少、专业化的工作队伍缺乏,严重掣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化发展。适用比例不高、区分程度不够、矫正措施不精是其困境表征。为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改造未成年人的优势,需要减少未成年人监禁刑罚适用,减短监禁期限;落实区别对待原则,设计符合未成年人的矫正项目;提升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技能,提高矫正措施的精细化水平。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研究

由于未成年犯特殊的神经质与精神质特点,我们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保护的原则。而恢复性司法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存在共同的契合点,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将能更好地实现其终极目标。

犯罪低龄化之应对--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视角

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频发导致了社会的愤怒与焦虑,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此起彼伏,《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民意予以积极回应,并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处理。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关系到多学科的科学评估和理性探讨。在我国应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根据刑罚的局限性、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救济措施的多元性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律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当作为应对犯罪低龄化的主要手段。在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条件,合理适用教育惩戒措施,增加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平衡惩罚与保护的边界,才是法律层面应对犯罪低龄化的基本思路。

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中社区矫正较之司法矫正的优势分析

在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治理中,传统的司法矫正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而社区矫正针对青少年自身及其犯罪原因的特殊性,采用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的矫正方式,能够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发挥更为有效的治理功能,具有传统司法矫正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以干预主体的多元性、干预措施的阶梯性和转换性为主要特征。立足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可以从罪错行为分级、实体干预措施和干预措施适用程序规则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在罪错行为分级方面,由于罪错行为“三分法”的不足,应倡导罪错行为“四分法”;在实体干预措施方面,应加强监护职责和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效、充分发挥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的保护处分功能以及完善刑罚替代措施;在干预措施适用程序规则方面,应确立保护处分优先原则、构建强制性干预措施的司法化决定程序以及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

心理咨询技术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以罪错青少年的矫正为例

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罪错青少年接受来自司法部门、社区服务站等方面的矫正与帮助,也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有效的社区矫正首先在于与矫正对象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真诚地尊重和接纳矫正对象。而良好关系的建立及矫正的成效有赖于一系列具体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倾听与询问技术、无条件积极关注技术及合理共情等。

青少年犯罪矫治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研究

分析指出,我国的矫治社会工作经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社会帮教、工读教育、劳动教养、社会处遇以及狱中矫治等特色实践形式。对于推动青少年犯罪矫治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研究认为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应在遵循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前提下,结合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推动青少年司法、矫治制度等社会工作介入机制的完善和本土化。

新时代未成年犯的犯罪特点与矫治对策

在新时代背景下,未成年犯在犯罪类型、文化知识结构、家庭结构状况、犯罪形式、犯罪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改造过程中心理和行为出现了价值取向多元化与外在认知偏颇化、经济上的家庭依赖与心理上的亲情缺失等方面的冲突,形成犯罪认知的异化、服刑改造中的人格缺陷等特征。因此,以规范行为为重点,制定精细化的矫正方案和矫正项目,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等就成为矫正未成年犯的新举措。

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体系化思考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确立了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基本框架,因此有必要对分级干预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制度体系建构做一整体性思考。本文首先从分级干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总体格局的历史形成这三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对罪错少年进行分级干预;其次,对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原则、根据、措施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再次,从法律制度和相关机制的完善视角对分级干预制度体系化建构提出了建议。

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与心理矫治对策——以一起未成年犯罪案件为例

通过未成年人犯罪个案分析,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得出早年接触与爱的缺乏等问题会导致问题儿童的产生,甚至这类问题可以追溯到家庭结构问题的传递,而父母早期的管教方式不当会加剧孩子早年人格畸形发育并且一直重复传递。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途径就在于婴儿早期爱的给予,而矫治未成年罪犯的关键则在于监管机构建立起家庭治疗模式,提供爱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