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传世:越南明乡人百年科举考论(1819—1919)

论文探究了明乡人参与越南科举的背景;梳理了名人辈出的明乡科榜人才;分析了明乡科榜人才出现的原因。明清鼎革之后,在越南形成了以继承明朝香火为志业的明乡人,其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大量明乡人参与阮朝各级科举考试。1819—1919年,先后有37位明乡士子中格举人,其中5人位列三甲或副榜之内。这些明乡科榜人才主要分布于承天、嘉定两大乡试考场,且多出自明乡大族与官宦之家。阮朝政府的支持、明乡社重视教育、明乡士子自身努力等,都是明乡士子中格的原因。明乡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在阮朝内政外交等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促使了该群体深度融合于越南社会之中。参与科举考试,既是明乡人在地化的重要体现,亦是明乡人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游观”美学视域下中国当代油画创作研究——以王克举百米长卷油画《黄河》为例

“游观”美学观念来源于孔孟儒学思想,经历了历史的洗礼,冲破了时空的限制,如今不仅是一种艺术实践方式,更是一种审美观照理念。在古代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在“游观”的美学视域下感悟山水、描绘自然,追求悦目悦心、畅神写意的精神境界。在当代艺术创作中,醉心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艺术家善于将“游观”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并多以长卷方式进行表现,王克举便是其中之一。王克举作为中国当代油画名家,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他近年来创作的大型油画作品《黄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结合“游观”美学思想,从色彩、造型、空间表现等方面,对王克举油画艺术创作进行深入阐释,通过“游观”视角回顾其艺术创作过程,论述其艺术创作风格,分析其艺术表现对当代油画艺术创作产生的重要启示价值和意义。

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之负面后效——以科举、高考为例

中国自古就十分注重以考试选才,考试在当今中国也被广泛使用,尤其是高考制度,具有广泛而重大的社会影响。古代科举与当今高考的考试后效都十分明显——在做出巨大社会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具有重大消极影响的弊端。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古代科举与当今高考为例,尝试对大规模高利害考试的利害分布及其产生的负面后效做初步研究。科举与高考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负面后效,其根源在于利害与风险的高集中性,承载着过重的责任与重负。根治负面后效的最有效措施莫过于分散其利害的高集中性,将其评价功能和利益分配机制予以疏散,对人才实行综合评价。

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漫长的科举历史形成了一批专门术语和相关词汇 ,大体可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大类。这些古代科举术语和词汇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的主体 ,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稳定的范式可循 ,并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 ,使“科举学”

科举评价:标准、视野与影响

科举评价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它对近代文官制度的重建、学校教育转型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科举时代的科举评价,需要确立多元评价标准,拓展评价视野,从“科举学”的全新视角,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从考试科目与内容看“科举学”的广博性

科举学不仅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且其研究内容具有广博性和现实性。探究种类繁多的科举考试科目和宽广专深的考试内容,既可从一个角度展示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可为当今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宋代科举会社

科举会社是宋代科举考试重要性空前提高的产物,由士人出于共同解决参加科考所遇问题结合而成。大致可以分成以提高考试技艺为目的的课会和为互助度过科考前后经济难关的义约两种。它为广大士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免除了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与学术文化等关系很密切 ,本文探讨明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主要从书籍出版入手。认为科举用书的出版是文学选本繁荣的原因之一 ,科举还影响到明代文学理论 ,突出表现在评点批评方面。最后论述了明代文学流派众多 。

回避制度考略

回避制度主要是在官吏任用、科举考试等重要场合下,为了避开地域上的乡情关系、亲属间的舞弊嫌疑而特意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讲究尊卑有节、长幼有序,日常的行为礼仪中也有一套回避制度,它是和封建等级制相伴而生的。

女性文人的才名焦虑与功名情结——以《儒林外史》为个案延及明清两代女性文人

八股才女鲁小姐一向被认为是深受科举制度戕害的女性人物,醉心科举尤其使她得到负面评价。其实不然。纵观明清两代闺阁生活,在举国若狂的科举热潮中,女性文人被寄予承继家声的期望,同时还要承担教育子女的重任,由此产生功名观念对正统儒道的修正。相夫教子的传统妇职与功名第一的人生追求紧密结合,进而影响到女性文人对壸教传统的认知,改变了母德母教的具体内容;同时,通过多年的学习、思考与环境熏染,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步苏醒,滋生较为强烈的才名焦虑,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独特的价值判断体系和自我评价,成就一曲书写贤媛历史困境的末世咏叹。

中国科举制度:历史特征与现代功用

2005年是中国科举学研究的重要一年,因为这一年是科举废止一百周年纪念,同时也有两本研究科举学的巨著问世,它们代表了最近学术界对科举文化的重新审视,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反思。厦门大学的刘海峰被誉为中国科举学的权威,是国内研究科举的第一人,而且他倡建的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其代表作是《科举学导论》。刘著是综合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全面的一部中文著作。其主要观点是科举考试制度不仅对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有重大影响,而且还形成了中国的学者气质和中国尊重人才的风气。它还对东亚其他地区有重要影响,甚至对现代欧洲公共事务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在西方,普林斯顿大学的本杰明.艾尔曼,当仁不让,成为这个领域的倡导者。他掀起了对帝制晚期科举考试的文化意义的重新思考,其《中国帝制晚期科举文化史》的出版发行,宣告一个时代的到来。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清代科举复试制度探析——兼论对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的启示

科举考试中的复试制度创建于清代,是指乡、会试发榜后,对已经中式的举人、贡士进行的再次考试,其实质是对录取工作的再次认定。复试制度的建立可以分为乡试复试制度的建立与会试复试制度的建立,其时间与过程是不同的。清代科举复试制度建立的原因是保证取士公平、笼络士心、查明实际情况及维护科举制度,这也是科举复试制度的作用所在。科举复试制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现了慎重选拔的原则,同时保证了取士质量;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复试制度不可能根除科场的弊端。研究清代科举复试制度对于我们当今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复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刘海峰教授学术研究述评

刘海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科举考试史、教育史与高考改革问题专家,“科举学”学科的开创者。他首创了“科举学”学科,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主张,强调“理性评价科举”的基本立场;在高考问题上,他主张采取务实渐进的态度,在坚持统一高考的前提下推进高考内容与形式等多方面改革。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他积极致力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努力促进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史专题研究。

显后成学 实至名归——评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

《科举学导论》是刘海峰教授十四年致力于科举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心血力作。全书约四十九万言,共分十八章,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而且对这一综合性较强的专学进行了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其特色可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2005年8月出版的《科举学导论》为科举制百年祭献上了一道文化飨宴,也为科举学这一学科确立了“原点”,更为科举学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

元代科举制的文化阐释

元代科举实行时间短,规模较小,不是元代选官的主要制度。其文化根源是:宋代以后科举文化流弊众多;蒙古统治者主要采用由吏入官的选官之法;蒙元最高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元朝政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民族崇尚实用主义;元代疆域辽阔,统治者不可能将在汉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科举制运用于所有的被征服民族和地区。其中,元仁宗废止了诗赋取士之法,而定为以经义取士,这一规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

框架语义学视阈下汉英词典中汉语文化局限词的译义研究——以“科举”词汇为例

文章以Charles 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为指导,以Frame Net为参照,分析汉英词典在翻译"科举"词汇方面存在的问题后提出,对汉语文化局限词进行译义,应首先提炼出其命题模型,定位其所处的认知语义框架,并根据核心框架元素明确该语词的最少释义要素,然后分析该语词的汉语文化特色义,描写核心框架元素中需要具体说明的方面,以及非核心框架元素中需要凸显的方面,对汉语文化局限词在目标语中进行语义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克服汉英词典编排体例的影响,再现汉语文化局限词固有的语义网络。

中国古代学校与选士关系的发展

古代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必然与选拔官员的选士制度紧密联系。经历了汉代太学为选士的一个途径,唐代官学为科举的一个来源,宋代学校取士替代科举取士的尝试,到明清学校与科举的一体化,学校与选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选士的支配也越来越强化,乃至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归根结蒂是服从于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要求仅在其次。近代政治形势和教育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后,科举的废除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