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杀夫引发的法律问题

对长期深受丈夫暴力虐待而将其杀死 ,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即暴力虐待是否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刑法》第 2 3 2条中的“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是指“犯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 ,怎样才算“情节较轻”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家庭暴力下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研究

近年来,家庭暴力下受虐妇女犯罪案件的量刑具有轻缓化的趋势。“受虐妇女综合症”和被害人过错是导致杀夫案中受虐妇女量刑轻缓化的重要原因。通过分析“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特征,论证了其可以从轻、减轻量刑的原因以及法律依据。被害人过错作为从轻、减轻量刑的考虑因素,“责任分担理论”和“谴责性降低理论”是其理论依据。运用循证方法,通过建立案例库,扩大法官考量被害人过错的经验范围,从而解决此类案件量刑失衡的问题。

论配偶暴力中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

因不堪忍受配偶暴力而杀害施暴人是大部分女性犯罪的原因。根据调查,对受虐杀夫妇女基本上适用故意杀人罪的第一法定刑幅度,学者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并提出各种解决建议。在促进立法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科学量刑,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犯罪动机和被害人家属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受虐杀夫妇女从宽量刑。

葛浩文《我不是潘金莲》创造性翻译风格研究

文章通过对葛浩文英译本《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灵魂人物"潘金莲"文化意象的深入解读,剖析译者不拘泥于文字形式、突出原文作品中的文化和文学元素的创造性翻译风格,把中国文学的独创性与世界文学的共鸣性结合起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舞台开创了新的翻译模式。

性别公正视野下对受虐杀夫妇女的法律适用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和实质,性别公正则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家庭暴力是一种具有明确性别特点的男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受虐妇女以杀夫方式摆脱暴力固然不可取,但她们自身也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她们杀人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不容忽视。平等保护受虐妇女作为独立的人的基本权利,并充分考虑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对受虐杀夫妇女予以倾斜保护,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决无罪或减免刑罚,是性别公正社会应尽的责任。

因奸杀夫案中妻的消极法律保护传统

中国传统法特点之一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强调"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奸妇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妻子存在奸情又因此杀死丈夫则是罪上加罪,将面临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重至凌迟处死。但是,清代延至民初的司法实践案例则表明即使在因奸杀夫这类案件中亦会考虑具体情状对妻子予以减免,体现出同情保护妻子的一面,保证在合理张力内隐性的平衡个案公平。相较于明显的维护夫权的积极的法律保护传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消极法律保护传统。最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相较于僵化的法律文本语言,更能够体现出妻子在相关案件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而不是被无视的一方。

从精神寻父到文化杀夫——论张洁文本中男性形象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审美物象承载的审美意蕴都能跨越单一文本的界限,在其前其后的文本中找到投射的影子,并借助其他文本获得意义增殖。也就是说,一切艺术形象都具有承前启后、前后对接和相互渗透的功能。张洁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共同铸成了一个异形同构、相互指涉的人物艺术画廊。这多个人物之间存有一种内在的互文互证性,从某个侧面折射出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从精神寻父到文化杀夫的嬗变轨迹。

试析李昂《杀夫》中的女性形象

《杀夫》是李昂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揭示了封建男权社会下"生为女人不是人"的女性悲剧命运。不论是"吃不饱"的林市阿母,饱受经济、性、精神压迫的林市,还是深受封建思想荼毒而人性扭曲的阿罔官,抑或是相对自由但同样走不出厄运的妓女金花,都共同反映了妇女悲惨的生存状况。作品的批判矛头直指男性沙文中心主义。

对家庭暴力特点、表现、对策的探讨

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家庭中的暴力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制止和处理,就会造成夫妻感情破裂,家庭解体,子女身心受到重大伤害,甚至导致伤害和杀人等刑事犯罪。产生家庭暴力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治理家庭暴力既涉及法律、政策问题,又有具体操作上的问题。加强道德教育,注重对家庭矛盾的调解,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求救系统,进一步完善现行立法,强化承担民事责任,严惩家庭暴力犯罪行为,是减少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主要对策。

“杀夫”叙事中的女性生存困境

"杀夫"叙事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当代社会的女作家又赋予了它新的意义。李昂《杀夫》中的林市、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的潘巧巧、方方《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她们都是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艰难生存的女性,并最终挥刀杀夫。女性生存的艰难处境、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以及女性的未来与出路究竟是什么,这体现了女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与思考。

“挥刀”的女人——浅析90后女性小说中的以极端方式反抗男权的女性形象

1983年台湾女作家李昂发表中篇小说《杀夫》,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女性的杀夫行为,对"杀夫"现象做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被迫杀夫。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小说中不断出现与《杀夫》女主人公林市类似的以极端方式反抗男权的女性形象,构成不可忽视的"‘挥刀’的女人"的群像,对这些女性形象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美狄亚的自我求证意识

超出常态的“爱”与“恨”是美狄亚性格最鲜明的特征 ,没有“杀子惩夫”也就没有美狄亚。复仇在原始文化中系一种“公理”。所谓“公理” ,指某一社会文化中被普遍认同的法则。

从社会过滤器看葛浩文的英译《我不是潘金莲》

本文尝试应用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理论,从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三方面对葛浩文英译《我不是潘金莲》文本中的过滤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葛浩文对原文的过滤方法具有多样性,但总体上以归化为主。

美狄亚与细侯“弑子”行为的比较分析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与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笔下的细侯都是卓立于世界文坛的复仇女性形象的典型。美狄亚与细侯身上的酒神精神,促使她们在巨大的仇恨面前,陷入了"酒神状态的迷狂",用手刃亲子这种最惨烈的方式,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而美狄亚与细侯"弑子"行为背后反映的是东西方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西方美狄亚更加追求个性的张扬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国的细侯更多的是为了追求家庭的幸福,完善自己的伦理道德。与此同时,作品中也暗含了东西方两位作家对时代的美好希冀,即时代应还给女性作为"自主的人"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两性平等、和谐共处的人类世界。

“杀夫”新变——论李昂《杀夫》与叶弥《猛虎》的比较研究

李昂的《杀夫》与叶弥的《猛虎》都以"杀夫"为主题,是对传统"无奸不成杀"叙事传统的颠覆,但究其"杀夫"的本源有着本质的区别,《杀夫》主要因为"性凌虐",而《猛虎》是"冷暴力"。同时民间舆论场发生转移,在《杀夫》中以阿罔官为代表的舆论场主要站在陈江水一边;而《猛虎》舆论场的优势转移到崔家媚身上;以《杀夫》为代表的女性"杀夫"类作品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两性关系,带有明显女性主义批判意识,而叶弥《猛虎》则跳出这种意识辖制,探讨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以及人性的复杂之处。

变异学视角下《我不是潘金莲》英译本的创造性叛逆

基于变异学视角,探讨葛氏夫妇英译《我不是潘金莲》的创造性叛逆行为,重点关注该文学作品英译本文化层面的变异现象。研究发现,创造性叛逆这一事实大量地存在于《我不是潘金莲》英译本中。葛氏夫妇英译文化典故和文化负载词时,创造性地使用增添,改写和归化等翻译策略,进而适应目标语环境文化模子,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引起目标语读者的共鸣;除此以外,创造性叛逆精神还体现于英译本的删译和误译中,使得文本信息和作者写作意图发生变异。

家庭暴力下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出罪路径研究

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在我国,虽然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肯定受虐妇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但司法实践中适用正当防卫出罪的受虐妇女杀夫案件十分鲜见,这种立场值得反思。根据紧急权体系中反击型紧急权的法哲学原理,正当防卫和防御性紧急避险都可以针对危险源实施反击,但二者归责程度的不同使得它们可以作为受虐妇女杀夫案在违法性阶层的两条不同的出罪路径,针对不同案情适用恰当的出罪依据。同时,在责任阶层,应当以期待可能性宣告部分突破正当防卫或防御性紧急避险适用边界的受虐妇女的杀夫行为无罪。

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

家庭暴力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对亲属的侵害行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做了明确规定,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侵害行为和精神侵害行为。身体侵害行为具有暴力性,这是没有争议的,但精神侵害行为是否属于暴力,则存在较大的疑问。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对身体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对精神侵害行为则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家庭暴力可以分为即时性的家庭暴力和虐待性的家庭暴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也可以分为即时性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和虐待性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两者的特征不同,因而成立正当防卫的条件各有不同。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受虐妇女杀夫案的出罪路径共有四种,这就是正当防卫、受虐妇女综合症、防御性紧急避险和期待不可能。对此,采用正当防卫更为合适,而且正当防卫的情况下,除了出罪以外,还可以采用防卫过当作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条件。

受虐妇女杀夫案中的出罪路径研究

有关受虐妇女杀夫案,紧急避险说、期待可能说、责任能力阻却说均认为,行为人面对的是一种侵害行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对此危险状态,依据我国有关正当防卫的最新司法解释,不法侵害的开始已经不再等同于侵害行为的着手,而是以是否存在现实紧迫的危险为标准。因此,即使家庭暴力行为尚未发生,只要受虐妇女面临的危险达到了现实紧迫的程度,其反击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防卫行为。在具体的危险判断中,应当充分考虑曾经发生过的家庭暴力的情况,并从正当防卫合法化依据出发,更加偏向受虐者法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