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革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中华民族命运思想与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大生产时代以狂飙之势将整个世界人类普遍联系起来,世界人类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已走向共同发展的历史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将亚洲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变革中的不同发展趋向进行深入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已从世界变革的起初被动中逐渐走向历史觉醒,中华民族的社会特点和经济结构在社会变革中具有自身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决定了中国能够在历史变革中富有自身正义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华民族命运思想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要自觉推动并迎接社会历史变革,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固有优势和特点,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全社会的创新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力量的涂抹:知识改变命运的考察

知识改变命运由一个确信无疑的命题变成一个需要审慎思考才能判断和把握的问题,这种改变意味着高等教育制造精英已经出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受国家力量的牵引,也与社会中介力量的牵制以及高校自身力量的渗入有关。如何从国家力量、社会中介力量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力量的互动中寻找确证知识改善命运的推动力量,如何卸除农村教育的功能阻滞,既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保守与激进这两种对立品质的内在关联,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独立性及其与社会的协商与妥协关系,从而使高等教育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权利演变及其当代命运

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国家社会,社会交往游戏规则从丛林法则演进到权利法则。在人类社会初期,道德、风俗习惯、宗教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则是近代社会以来最直接、最有效、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权利作为法律制度最为核心和支柱性的概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逐步演进。由道德性权利、习惯性权利上升到法律上的权利。权利从其确立并演进至今,一直受到多种情形的挑战和影响。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各种新兴(新型)权利纷纷登场并逐渐呈勃兴之势,某些传统权利逐渐式微。社会的变迁对权利制度乃至法律制度、人类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权利制度将何去何从,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需要做出命运的抉择。

试析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软”维度:湄公河区域气候合作的意义与挑战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体现为从军事、政治、经济到环境气候等诸多方面,其中在环境气候方面的行动似乎较少得到重视。为什么美国选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合作?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环境和气候问题是湄公河地区面临的重要安全和战略问题,与本地区面临的水资源分配、减贫、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密切相关。与此相关的政治信任问题也是涉及制约中国与本地区经贸关系升华的瓶颈。美国选择在这一议题上重返亚太,正好切中了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软肋,迎合了本地区在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安全需要,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软实力。而且美国也利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规范话语,以履行自身作为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援助承诺的行动。美国的做法表面上对中国不构成威胁和挑战,实际上相比军事和经济战略方面,却更加明显地存在针对中国以及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成了挑战。

贾谊《服鸟赋》之再诠释

贾谊《服鸟赋》的思想内涵:其一,"齐万物",以泯除物之分别,"齐物论",以泯除祸福、吉凶、荣辱、生死之分别;因为齐,故没有拣择、好恶、贪嗔,而能顺应事物的变化。其二,事物之变皆是由神秘之命所支配,个体不可预知和把握,故安命、顺命;齐的观念基于内在的理性认知,命的观念源于外在的神秘力量支配;内外的结合要求个体顺应事物的各种变化。其三,个体置于永恒的变化之流中,要安于、顺于变化;变成一物,即安于此物;遇到一境,即安于、乐于此境,完全沉浸于此境中,不追念前境,也不预想后境。生则安生,死则乐死;祸则安祸,福则乐福。庄子、贾谊之齐物、安命以顺应变化之思想是解决现实政治和人生的困惑问题:一是物、物论之分导致了社会政治的对立、矛盾、纷争,是造成人生痛苦的主要根源;二是在动乱的时代,社会、政治和人生遭遇种种剧烈的变化,表现出断裂性、非理性的特征,个体置于变化之流中既不能理解,又难以抗拒,有沉重的迁逝之痛。《服鸟赋》之齐物、安命以顺应变化是发挥《齐物论》《大宗师》等篇的思想,贾谊并没有把客观性的知识内容与主观性的生活和生命相结合,而形成道的人生境界。

家国政治、人事命运与乡村抒情——论沈从文的小说《长河》

《长河》以辰河流域吕家坪为背景,聚焦乱世背景下湘西社会之"变",关注"变"中的"常"态人生。在"常"与"变"的错综描写中,小说以宏阔的视角表现丰富驳杂的社会生活,湘西地方的历史命运、国家民族与地方的现实与未来,普通人在乱世危局中人生与人性的变异与恒常。《长河》将乡村抒情与家国政治、人事命运交织一体,内蕴着沈从文复杂的思想与情感。

大变局下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中美关系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尽管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地位,力图通过经贸摩擦、结盟对抗以及推行西方价值等方式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打压,但因中国积极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加大市场开放力度,结伴不结盟,主张发展模式与理念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使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冷战思维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中美关系与世界发展发生影响。可以预期,未来中美关系仍将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继续向前推进与发展。

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文化表述

王昭君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和亲”事迹,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文学家据此生发,咏叹王昭君的作品蔚为大观。虽然时代意识投影不同,王昭君的人权意识和女性意识无一例外地被漠视被遮蔽,“自请出塞”的个人诉求升华为“爱国”之心“救国”之举。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现代郭沫若、曹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时代意识不同,文化意识的历史继承却显而易见。以此为视点揭示“传统命名”历史继承的文化表述。

文学与瘟疫的不解之缘

自古至今,瘟疫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不时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它也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名作,全书的叙述框架则与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息息相关。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戒严》展示了疫情的全景图,展现了人的反抗意志和精神上的畸变;当代中国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则对百余年前在在东北蔓延的鼠疫作了详尽的描绘,聚焦哈尔滨傅家甸的芸芸众生在瘟神的威压下的挣扎与痛苦,绘制出一幅百年前哈尔滨日常生活的浮世绘。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作者虽然没有展示瘟疫流行时期的全景图,但疫情在其笔下人物的生活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改变了其命运的走向。英国作家毛姆的《面纱》中的女主人公凯蒂在随丈夫深入疫区后,她的人生观发生了蜕变,灵魂得到了净化。她鼓足勇气,决意开始新的人生。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中的作家阿申巴赫在水城威尼斯度假,一场霍乱疫情不期而至。由于陷入了对波兰美少年塔齐奥不可遏止的恋情,他对猖獗的疫情毫不在意,留守在疫区,还经常在威尼斯迂曲的小径上尾随着心爱的美少年,直至不知不觉间染上了疫病,猝然身亡。在作者眼里,他获得了“超越一切文明生活经验的生命感觉的提升”,这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大历史”视域下丝绸之路交通器物文化的变迁

“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漫长海陆边境线的延伸,包括西北绿洲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南方(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往今来对外交往的孔道,实质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陆国际大通道,绵延万里,延续千年,承载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也积淀了交通文化的变迁。从交通文化三分之器物、制度、理念的有形载体部分——交通器物文化的角度,梳理“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线路、节点)、运输工具、运输方式等变迁,总结在“大历史”视域下、丰富的自然实验场景中,丝绸之路器物文化的变与不变,分析背后的原因和规律,陈列丝绸之路演化积淀的线路和节点,形成大集合,有利于在“一带一路”国际通道面临现实困境时把握本质,遵循规律,从大集合中寻求最优解决方案,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通道实现更好推进与建设。

试论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和灵魂的演进

本文通过对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笔下农民形象的分析,探寻了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历史,指出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了几千年的农民要真正翻身作主,除了在物质上经济上富裕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觉悟,彻底扫荡封建思想,告别传统意识,只有这样,农民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

透过“张”看世界——浅析《半生缘》中的隐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本质上是认知的,涉及深层次的语言思考,因此它不仅是独特的语言形式,也是理想的文学分析材料。本文以语言学中隐喻这一概念分析张爱玲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半生缘》,发现其隐喻可以体现出其一贯的写作风格:隐喻性小说,也透露出难得一见的积极正面或是偏中性的人生况味。

论《周易》天下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共通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性经典,其"天下观"以"三重世界的统一""三极之道的统一"以及"时间、空间的统一"为主要内容,其中彰显的是"整体性思维""共在性思维"和"有机性思维"等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神完全相通。此两者在价值观上的共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生态自然思想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二是基于和而不同思想的共在主义价值观;三是基于忧患意识的未来主义价值观。

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及策略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发展困局之中。由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下全球共同面临的治理困局提供了有力的“中国方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上方面的现实意义着手,探讨针对全球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安全等领域新问题的解决策略,以期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找到最有希望的一剂良方。

清初史家的兴亡论

清初史家的兴亡论主要围绕着对明清易代的认识展开。清初官方大力宣扬天命史观,以此证明明亡清兴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仕清史家附和了这种观点。遗民史家则用天命来表达对明清易代的悲愤,但更多是从人事探讨兴亡,表达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清初史家对崇祯君臣的历史责任进行了争辩,在崇祯君臣的理政方式、用人、党争、历史评价等问题上激烈交锋,既展现了他们对兴亡问题的深刻认识,也宣示了易代之际各自不同的立场与选择。他们通过对兴亡的历史解读为自己找到了在清初社会中的位置。

先秦思想家在历史进程问题上的理论贡献

历史进程是先秦思想家关心的大问题。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思想家们就会抱着以史为鉴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理论思考。“殷周递嬗”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小邦周”为什么能够战胜“大邦殷”?周公经过艰苦的反思认识到,那是因为殷纣无德,所以失去天命;武王有德,所以从殷人手中接过天命。天命有德,不但周取代商如此,从前的商取代夏也是如此。天命来自上帝(天),但根据却是民心。由此,夏、商、周三个邦国在共时并立的关系之外,又有了历时接续的关系;而天命民心决定夏、商、周历时接续的伟大发现,则成为后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通史传统的滥觞。春秋战国是社会结构总体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思想家再次在历史进程问题上聚讼纷争。在古今关系问题上,儒家内部有“法后王”还是“法先王”的争论;法家则坚持历史阶段论,阶段不同(异),治道相应地不同(宜)。在历史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问题上,儒家、道家不情愿地承认历史在事实上是有进步的,但却情不自禁地认为历史又是一步步在堕落,今不如昔;最好的结果,儒家认为是再现尧舜那样的道德境界,道家则希望退回到曾经有过的小国寡民时代。在历史发展意义的问题上,《易传》提出只有矛盾运动,历史才能通、才能久的观点;阴阳五行家则发明了五德终始说,按照人为设定的五行相克的“原理”,把朝代的更替绑定在木—金—火—水—土的循环周期上。百家观点虽有所不同,这反映了阶级立场或利益诉求的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突破了王朝体系,转而采用“古今”“上古、中世、当今”“五德”等范畴来再现历史。上述这些理论成就,构成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观念的基本内容,不但在内部驱动着通史精神的发展,还与后世的三统说、三世说及其他文化因素一道,凝聚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显示出独特而宝贵的文化价值。

一座走不出的围困之城——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的同时,还展现了处于命运最卑微处的女性被幸福遗忘的荒凉境遇,表达出作家深层的女性关怀。而造成女性的悲剧命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无可抗拒的现世飘零的生存境遇、与爱情无缘的婚姻境遇及"自我"缺失的精神世界。张爱玲对女性坎坷的解放之路的深深隐忧,让我们明白女性要获得真正的生存支配权,外在的政治经济的支持必不可少,同时,女性"自我"的觉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

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种变局是怎样的变局?它正在把世界引向何处?作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地位正在上升,初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者行列,而传统的大国作用正在相对下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正是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这种大变局只是一种温和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秩序的再调整,不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变革。在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势力都在为世界秩序的再调整积极努力,以期使未来的世界秩序调整有利于自己。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意味着世界自然走向公平、繁荣和进步,它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各种势力的主观努力。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国既需要积极作为,推动世界秩序向安全、公正和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又需要有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意识,注意防范这一变动中潜在的各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