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诚意”概念之演变——从朱子、阳明到蕺山

宋明时期,“诚意”的含义不断为儒者们所扩充、革新。朱子在深化“诚意”内涵的同时指出了《大学》于“格致”“诚意”处前后文逻辑不一致的问题,而他始终坚持先“格致”后“诚意”的思想进路;阳明认为朱子的诚意论并无法沟通知识与道德,因而他恢复了“诚意”的“首脑”地位,并通过对“诚意”与“格物”关系的创造性翻转解决了朱熹理论自外向内贯彻道德的困境,但其晚年却因“致良知”的提出将“诚意”逐步化约为“致知”;蕺山的思想主要围绕着缓解阳明后学的流弊展开,他对“诚意”概念的翻新使得“格物”“致知”等条目都成了“诚意”的展开,但他对“意”的过分侧重同样遗留下些许问题。

朱熹修养工夫论的基础、内容与特征

儒家自先秦便有注重修养工夫的传统。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构筑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以本体论和心性论为修养工夫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朱熹对“四书”等儒家经典的诠释入手,可以根据内在逻辑将其修养工夫论总结为“居敬涵养”“去欲复理”“格物致知”三部分内容,提炼出“整体性”“实践性”“主体性”“社会性”四大特征。这一结构为整体理解朱熹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工夫论视角,呈现了理学的特性与价值。

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传承演变

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流派,阳明心学继承朱熹理学,又与理学相区别。朱熹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接近于实事求是,对于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而言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朱熹塑造的“醇儒”理想人格能够为新时代君子人格的培养实践提供基本的理论资源。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大无畏的实践精神,有利于人们开展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王阳明称赏的豪杰人格有利于新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能够极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相互成就。

炼心积智:严复倡导逻辑学之目的及启示

严复在致力于介绍西学之时,最为看重的是西学中的逻辑学。不过,目前学界对于严复倡导逻辑学的理解尚不够深刻,没有明确揭示严复关于逻辑学的重要思想,即逻辑学具有“炼心积智”的功效,是开启民智、疗贫起弱的根本途径。由此,在实践效果上我们就只看到逻辑学作为工具学科的性质,而忽视了逻辑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的地位。应该说这种问题经过逻辑学界的不懈努力已经得到很大改观,但要彻底扭转依然尚需时日,深入阐释严复逻辑学思想的目的和启示,无疑是一个重要契机。显然,明确严复倡导逻辑学旨在“炼心积智”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开放广阔的视野来审视逻辑学的研究视域与实践功能,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着力培育民心民智以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勇气。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德性之知”的认知思想研究

"德性之知"是张载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张载试图用德性之知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用格物致知和涵养本心的修养工夫来实现德性之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程朱与陆王的工夫论,可知其内在机制与宗教信仰相似。它通过强化人们对天理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德性之知具有如下认知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为理学思想服务的认知,其次,其内在机制与宗教心理相类似,最后,它的实现需要体和悟两个过程。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

《大学》在《四书》序列中的位置

与《礼记》本相比,《四书》本《大学》并非惟古是尚,乃以据理崇圣为原则。在《四书》中,它与《孟子》、《中庸》一起,共同构成《论语》之辅翼;它为《论语》或整个《四书》底定一种义理规模,从而使《四书》达成一种经的完满结撰。而其中格物致知的思想,对于理会《论语》之下学上达、博文约礼、克己复礼,《孟子》之尽心知性等等学说的含义,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样子"。

格物致知:理学认识论与文艺审美观

宋代文化中 ,儒、道、禅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 ,士人的文化素养及精神结构也从单一向复合型发展。其中 ,理学思潮对文艺审美的影响不可低估。理学 ,是宋代兴起的以探究心性义理为主的新儒学 ,有较高的抽象思辨水平。“格物致知”,是理学认识论的核心 ,其基本精神是从穷尽一事一物的细微之理入手 ,以求达到对儒家伦理道德真谛的把握。文学 ,从本质上来说 ,也是一种对客观世界的特殊认识方式。从认识论角度考察 ,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理学与文学 ,格物与观物 ,广义的格物态度与宋人诗家三昧 ,实有融会贯通之处。

朱子学与阳明学及其现代意义

通过对狭义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的阐释,揭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意义。朱子学说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其明显的特色是极力为人求取事物的知识的活动确立一个地位。"心即理"、"致良知"是阳明学说的主要哲学命题,"知行合一"则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朱子学强调读书学习的性格,为现代"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对于大学的"通识教育",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朱子学提倡"主敬"所代表的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对于保持东亚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仍能提供重要的资源。阳明学强调实践,体现于王阳明一贯提倡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练",这样的哲学精神合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与近代哲学是相通的;王阳明关于"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以及生态和环保也可提供一种伦理的支持,具有普世价值。

略论王阳明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批评

在朱熹看来,所谓"格物致知"即是由"即物穷理"而"豁然贯通"。他的这种阐释是儒家对格物致知解读的主要代表思想。王阳明也深受其影响。在"庭前格竹"失败的刺激之下,王阳明他对朱熹思想进行了彻底检视,认为朱熹的阐释析"心""理"为二,"务外遗内",导致了其践行的失败和当时学术道德风尚的下滑。就朱熹而言,他的确把"心""理"区分开来,但并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二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在注重穷及外物的同时,也讲求"反求内省"。因此,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有失妥切公允,他把朱熹思想与其庭前格竹以及学术道德风尚的滑坡勾连起来也显唐突。

《大学》与“全体大用”之学

《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文章,唐代以前,这篇文章并不重要。理学兴起后,《大学》的地位终于冲天而起,成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大学》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理学家又如何改造了这些思想资源的意义,使得它可以从"记"的地位跃升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的关键在于理学家将这篇文章视为"性命之书"。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对此篇文章的重要概念作了系统转移的工作,大体是将泛论的美德提升为本体论的语汇,这种改造经书性格的工程规模大而情节细致。透过理学家的改造,《大学》遂得脱胎换骨,由一般的学习纲要变为性命之书。

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

《中庸》有"其次致曲"之说,朱子解之为将人身上"善端发见之偏"推致极处的一种工夫。其实,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是朱子《大学》诠释中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学》《庸》诠释的贯通处。

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

"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朱熹这里获得了全方位的诠释,朱熹不仅赋予了"格物"与"致知"新的内涵,而且正确解释、安排了二者的关系,揭示了"物"和"知"的内涵及其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格致"方法。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不仅超越了他的前辈,而且推动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性质和旨趣上的转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格物”说的大传统探源

源于《大学》的"格物说",由于宋儒的集中论述成为后世儒家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借助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文章尝试性复原了"格物"说的天神崇拜背景,探究了"格"的神话学意义以及神话观念对儒家格物观的深层影响,初步还原了儒家思辨性论题得以产生的"生活世界"。格物说的深入阐释,不仅可以对"大学之道"的本义做出更本源的阐释,而且可以深化对后世儒家工夫论的理解。

朱熹与陆九渊论心知之异

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在心、理问题上,陆九渊主"心即是理",以心为本体,故不必到心外去求理;朱熹主"性即是理",以理为本体,视心为认识主体,故必须到心外去求理。在认知方面,陆九渊认为,为学之道即在于明此心而后力行之。"格物致知"即是本心向外的践履。朱熹言格物穷理,又认为"理具于心,故要致吾心之知","格物致知"即是向外求其理,而致吾心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