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算法之中:一项关于货运网约车司机的平台劳动控制研究

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平台组织的影响贯穿全程,算法日渐成为平台控制的参与主体。本文通过对X市网约车平台司机的访谈研究发现,平台劳动控制的权威涵盖了成本控制、技术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各个方面,而司机则在得失的权衡中艰难前行。事实上,拉货司机和平台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赶工游戏”,而是在各种控制与反抗的博弈中,甚至在司机“自由”心态的支撑下,逐渐形成了“各取所需”的关系。但整体来说,原子化的劳动状态使司机陷入了对平台存在的问题无能为力的境地,这些发现也不免显露出平台算法控制对于平台劳动者的“权威”。

互联网企业知识劳工加班成因研究

加班是劳工领域长期关注的议题。本文从劳动控制和劳动自主性双重视角出发对互联网企业加班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从行为主观态度和加班增益角度可将加班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增益型(自主加班)、被动增益型(被动内卷)和被动非增益型(游离群体),不同类型加班成因各异。其次,加班不单纯是制度胁迫个体的结果,在加班过程中,企业制度层面的员工年龄结构、考勤制度和福利体系发生了关键作用,同时知识层面的基于加班产生的群体区隔和矛盾心态,无不体现知识劳工的特殊性。最后,本文对加班所带来的成长性和扁平化管理进行了讨论。

“加班时间安排”规制的劳动基准立法:国际镜鉴与中国进路

工时弹性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变形工时制,实现加班时间的劳动基准弹性化规制,并通过扩张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权,减轻因缺乏加班时间上限的强制基准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我国加班时间安排劳动基准法律规制僵化的问题,《劳动法》应打破综合计算工时制与标准工时制的界限,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标准工时强制基准规制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以现行的年工时总量为上限,实施以3个月为参考期的加班时间弹性化规制,降低年加班时间总量。同时,明确规定加班时间弹性化规制参考期内日和周的最高工时数,完善加班的补偿休息制度和加班安排的决定程序,确保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权。从而实现“加班时间安排”兼顾“弹性”与“安全”的规制目标。

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与日常反抗

研究对22位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进行参与观察和质性访谈,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抗理论体系重新阐释其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机制与日常反抗路径。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通过合谋追求平台资本的“公开剧本”,遵从加速情感赋值的“赶工劳动”以及策略性默认“算法控制”的伪装正义,达成了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但这背后隐含其对收益追求和身心焦虑的反抗意蕴,具体体现为:“潜隐剧本”的伪装反抗,“自助游离”的行动反抗,“联合分享”的破界反抗三种日常反抗路径。重思斯科特的反抗理论可以发现内容创作者与底层弱者的日常反抗存有差异:内容创作者的生存伦理问题已从弱者反抗的普适性走向了灵活性;日常反抗从弱者的消极争斗转变为积极争斗;“剧本边界”破除需要从弱者的底层政治提升至平台的国家治理。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始终无法跳脱平台的“算法黑箱”和“围墙花园”,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 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

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首先分别回顾并比较分析布洛维和华尔德关于"制造认同"的理论模式;然后介绍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作者把这些基本经验称之为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再后分别从资方和劳方的角度分析这种模式之所以可行的主要原因;最后探讨这种模式所隐藏的两个主要问题。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是劳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内容。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告知—同意”规则是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同时需要根据“合法、正当、必要”原则进行审查保护。但在实践中,“告知—同意”规则的告知步骤流于形式,劳动者同意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告知—同意”规则的例外被用人单位滥用,用人单位收集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不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要求,使得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无法得到真正保护。需要完善“告知—同意”规则,明确“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内涵,限制用人单位滥用权利,提高劳动者的理解能力和协商能力,保障劳动者的同意意思表示真实,联合工会、政府和法院等多方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试论劳动合同的基本特征

文章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特征是私法性征,劳动合同的基本特征仍然遵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基本特征仍然是自由性。劳动合同的基本性质也就是用人方和劳动方的约定性,即依然是由用人方和劳动方的双方约定,基于此,劳动合同的违约依然是用人方和劳动方双方的法律责任的基本内涵。国家法律在规范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中的社会各方面关系的时候,应该尊重和平衡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和规范,以此推动劳动关系的建立和完善。

跨国资本与中国中产阶级的生产--以在华跨国公司中方高端劳动力为例

本文认为,在跨国资本的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三位一体金字塔式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跨国公司巨大的资本优势建构了高端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市场化和高端劳动力的碎片化。在华跨国公司高端劳动力人员与公司的权威-控制关系受到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影响,在任务管理取向下,高端劳动力人员超强劳动,且因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效应而呈现甘愿性顺从的倾向;此外,高端劳动力人员依靠自身的专业技术资格与竞争能力发展出积极的职业生涯策略。跨国资本在建构中国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组造成影响,产生了新的阶层———中产阶级。

我国医院和谐劳资关系构建的思考——北京D医院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逐步推进,由劳资冲突引发的医院员工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如何构建医院和谐劳资关系,北京D医院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院领导独特人格魅力、医院文化、工会主席的贴心"娘家人"作风、奖金激励机制、内部劳动力市场创建,这种制造同意模式,是布洛维"制造同意"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混合模式。

妥协与自主: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的“制造同意”

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卖骑手从业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其劳动境遇不容乐观。从劳动过程角度来看,外卖骑手之所以同意平台的控制,是结构约束与主体能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存在着被动的接受,也存在着主动的认可。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性别关系结构的三重约束,他们已经习惯于常态的妥协并形成自助意识。另一方面,外卖配送工作本身的灵活性、准入/退出机制的公平性以及劳动报酬的透明性适应了他们的多种需求,他们形成了适度的自主意识并对工作产生了相对满意感。切实保障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需要政府、工会、企业与社会共同努力,在制度保障、组织建设、工资待遇和情感尊重等方面同步推进。

劳动规章效力认定:合意控制到内容控制的流变

劳动规章事关企业自治的实现与劳动者权益保障,故其制定与适用对于劳动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当下,劳动规章效力在立法规定中存有模糊性,在学理上对其定性存在分歧,反映到司法中即表现为劳动规章效力认定的裁判立场也未达成共识。通过对裁判文书的编码分析,发现劳动规章效力认定中合意程序控制流于形式,在合法性基础上通过内容合理性判断劳动规章效力成为实践共识,具体衍生出严格审查与审查企业内部管理状况两项标准。但审查缺乏对何谓"合理"的充分说理与论证,且未能充分实现立法所强调的企业合意自治、衡平劳资地位关系的意图。

被分割的纽带:现代西方工人阶级认同感的缺失

工人运动是西方社会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也十分重视对于工人运动的研究。然而,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学者们的设想而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工人运动逐渐由激进转为保守。促使工人运动发生如此转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认同感遭到社会各种机制的分割,这些社会机制包括民族主义、部门分割及生产过程中的"制造同意"、国家对社会运动的调控等。汤普森、安德森、曼和布洛维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过阐述,这些阐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也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工人运动的重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