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s of Commodity Trade Structure Variations on Labor' s Share of Income in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of Production Industry Sectors

Proceeding from trade structure variations,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 China.China's commodity trade structure has experienced a step change in recent years.According to theoretical analysis,trade exerts not only a direct effect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through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but also an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factor intensity variations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bias.Empirical study discovered that expor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hare of China's labor income while import has a positive effect.Import and export have different levels and directions of effect on sectors with 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tructural Change and Labor Income Sha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is a strategic technology that leads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AI 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factor income shares.As a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and new infrastructure,AI may substitute either labor or capital and its application has differential prospects across sectors.With a multi-sector general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we find that AI services or AI-specific technologies will reallocate factors between sectors.The direction of the reallocation depends on sectoral differences in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AI and in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AI and traditional modes of production.The process of structural change will in turn change the labor income share.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se changes and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mechanism.We derive policy implications about how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AI.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变化中的要素收入结构和技能溢价:理论与估计

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比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从技能溢价和劳资收入比的视角出发,采用固定效应和Tobit模型探讨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其中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技能溢价和劳资收入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技能劳动雇佣比对技能溢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应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和引导技术进步,改善不同技能劳动要素收入及资本要素收入的关系,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双赢。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绿色信贷政策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难题和实现路径

发挥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并避免和化解其负面影响,对于顺利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逻辑上看,人工智能在多个方面对共同富裕有促进作用,主要包括稳定劳动收入份额、助推低技能劳动力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新工作岗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不对称影响等。但是,这些理论逻辑的落地还存在着缺乏人工智能供给端、需求端和分配端的整体发展规划,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不够合理,低技能劳动力缺乏人工智能技术培训渠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等问题。为此,应该科学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及扩散推广、建立与人工智能人才需求相匹配的教育培训体系、建立专门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人工智能技术培训体系、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质量,以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能否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文章运用异质性企业理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和效果进行了多时点DID和灵活DID检验。研究发现:出口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表明,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低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的企业以及高市场集中度行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持续期检验表明,即使企业出口转为内销,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依然持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正向的劳动收入效应和负向的生产率效应,其中,劳动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应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鼓励非国有企业对外开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鼓励高市场集中度行业对外开放,同时进一步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在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作为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剖析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是大数据发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潜在路径。(3)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兼顾“效率”和“公平”,扩大普通员工岗位和薪资占比。研究结果为在微观层面厘清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供经验证据,为新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产业结构与企业升级的机制探讨

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智能化的同时,势必对劳动力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运用2010—2021年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从系统性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宏微观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人工智能应用在宏微观层面均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机器学习法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加劳动收入份额。(3)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4)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层面的高人口规模、高市场化水平、高劳动力保护强度、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及企业层面的高企业规模、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要素密集度的样本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在数智化浪潮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劳动力流动能够影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吗?——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的证据

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农业强国目标的实现,劳动力流动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基于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识别劳动力流动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能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这主要来源于土地过度配置时农户劳动力流动,而土地配置不足时这一效应消失。机制检验证实,劳动力流动通过土地流转和农业机械化机制,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但未发现资本回流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应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和加快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薪酬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数偏向资本要素,而激励使用劳动要素的较少。前者通常不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后者的影响又如何呢?对此,本文基于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运用双重差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薪酬税收激励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均值处约上升4.62%。该政策促进企业提高薪酬待遇,且普通员工受益大于管理层,并且对企业效率和效益均有正向影响。综合来看,此类税收优惠政策能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践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宜更多运用。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采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调整企业雇佣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较高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积累率、再生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价值衡量的净产出增长取决于社会中的积累率水平、追加资本的结构以及净产出增量的分配结构。经济增长是社会剩余和再生产结构的函数。本文运用我国1998—2019年4个直辖市和283个地级市(含省会城市)数据,对该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积累率、追加资本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以及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保持合宜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发展目标的基础。随着我国资本密集度的不断提高、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追加资本中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和劳动收入的不断上升,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抑制作用。因此,应通过保持较高的积累率、调整投资方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获得理想的增长速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当前中国应用最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手段,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对企业的管理环节和生产流程进行绿色化改造,进而促进企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否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目前仍存在研究不足。本文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发挥“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