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Labor Standard Legislation: Confused Reality and Unclear Future

The reasons why labor standards law has not been enacted so far include the unreadiness of entrepreneurs an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legislators and the market.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legislators because they need to focu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labor standards legislation,on special problems of sectors or industries,on coordination of special industries and gener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o many other historical factors. The introduction of labor standards legisl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good familiarity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the frequent points of labor disputes in China,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dustries,which is also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gislators.

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中“直接适用的法”主客观标准之困

“直接适用的法”作为国际私法中被各国广泛采纳的一项制度,自2010年我国对其进行立法确认以来,便开始在司法中予以实践。通过梳理相关司法案件,可以看到“直接适用的法”并未获得各地法院的普遍运用,尤其在劳资关系紧张的涉外劳动合同法律争端中,法官很少援引这一条款维护劳动者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是“直接适用的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是主观标准范围过大,导致其与保护性冲突规范条款、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适用顺序不合理;二是客观标准表述过于基础化,导致其与单边冲突规范、自我限定规则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因此,当前亟须重新梳理“直接适用的法”之主、客观标准,并探究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司法层面进一步明晰“直接适用的法”之内涵,构建和谐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环境。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管理问题与规范对策

聘用制是事业单位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与职工基本人事关系的一种基本用人制度。完善聘用合同管理规范,是实施聘用制度、建立事业单位人事制度体系的前提和基础。聘用制改革以来,我国聘用合同规范主要存在《劳动合同法》在事业单位如何适用定位不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关于聘用合同管理的规定较为简略含混,地方聘用合同管理规范与政策冲突,聘用管理实践失范等问题。应按照搞活用人机制的人事制度改革目标,遵循人事关系调节的法理原则,合理确定劳动法规在事业单位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促进聘用管理中公共利益与职工利益的平衡的思路完善聘用合同管理机制,根据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存在的订立原则、期限、人事关系建立时间、试用期、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履行、监管等方面的特殊情形进行调整和规范。

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兼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

继《民法典》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条款之后,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针对职场性骚扰防治做出了详细规定,但是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制度构建仍然存在明显不足,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法律责任的可诉性不强亦是其印证。我国《劳动法》应当将用人单位的性骚扰防治义务定位为劳动基准,进一步界定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保护对象、保护类型、处置措施等;根据防治义务的公法属性,应当规定用人单位未尽防治义务的劳动行政法律责任;根据防治义务的私法效果,应当将劳动合同相关制度与性骚扰防治相衔接,使得性骚扰事由能够适用于当事人行使劳动合同法定解除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情形,便利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中维权。

个人信息保护的劳动基准立法探析

数字科技的发展使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而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缺乏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劳动法体系中也欠缺将个人信息安全作为数字时代必要劳动条件的认识,鉴于基本劳动标准立法已纳入立法规划,此时通过劳动基准法实现对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必要性。劳动基准法的底线性、法定性和强制性指出了作为劳动基准的个人信息保护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可行性,而不宜设置过高的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限缩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分级处理方案以及劳动监察保障等立法建议。

论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

非标准劳动关系包括劳务派遣劳动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双(多)重劳动关系等形式。非标准劳动关系在劳动规则、劳动工时、劳动地点、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不同于标准劳动关系,并对传统劳动法律提出了挑战。我国应完善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更新非标准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基本理念,并确立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核心劳工标准,保护非标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日本《劳动基准法》限制延时工作之借鉴

理性分析和探讨日本《劳动基准法》限制延时工作基准之修改背景和修改要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其为鉴,提出了完善我国"延时工作制度"的对策建议,即:基于"平衡工作与生活"理念,充实内容;基于"公正、共享、发展"理念,强化权利;基于"由心及人的社会治理"理念,改革执法。

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

劳动基准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最低劳动权利、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我国对于劳动基准实施艰难的现状表明,通过传统诉讼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基准纠纷,而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呼唤着将公益诉讼程序导入到劳动基准纠纷的解决过程。我们应当构建完善的劳动基准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从而维护不特定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权利。

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水平与核心劳工标准的比较

文章以八个核心劳工公约为基轴,运用比较兼有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劳工结社权、平等就业权、强迫劳动及禁止童工四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水平与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的差异,指出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水平与国际核心劳工标准不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单个标准上,抑或是从相关标准的实践层面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正确认识这些差距是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加强劳工保护的重要起点。

劳动法执行中的“次标准”——基于2006-2010年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对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6-2010年间关于珠三角农民工的三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劳动法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次标准",即在劳动法规定的强制性劳动标准之外,劳动法的执行过程产生了一个资方、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基于默契共同遵守的标准。该标准通常低于法定劳动标准,并将违法形塑为常态和长期趋势。"次标准"是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长期分离的结果,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在于两者分别应对不同的需要,法律文本满足意识形态需要,法律实践则满足现实需要。

论WTO劳工标准之争与中国“劳动三权”制度的完善

尽管是否将贸易制裁与核心劳工标准的实施挂钩在WTO内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将这两 者挂钩可能是将来的发展趋势。因此重视核心劳工标准、尤其是“劳动三权”(自由结社权、罢工权 和集体谈判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相比,我国在“劳动三权” 的立法上还存在不足,将来必然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我国人权的保障。因 此,我们应修改《宪法》、《劳动法》、《工会法》和制定《罢工法》,对工会成立和解散的程序、组织体 制、领导体制、会员资格、经费来源等进行相应改革,对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进行完善,对工会 和工人的罢工权给以明确肯定并对其权利的行使加以法律规范。

论核心劳工标准在中国的适用

为了研究核心劳工标准与中国现行劳动法制及相关制度的关系,探讨核心劳工标准是否应内国化,通过对核心劳工标准适用理由的经济学、法学和效力分析,并对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公平就业、禁止强迫劳动、禁止使用童工四大核心劳工标准在中国适用的研究,认为必须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考虑核心劳工标准的适用,不能抛开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去简单适用国际标准,应当正视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国内劳动立法留下相应的自由空间,以保持其民族性。

法律衡平与劳权保障:现代劳动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相对于用工者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其与用工者在订立与履行劳动契约过程中,实质上是以法律的形式平等掩盖了双方的实际不平等地位。这就要求现代劳动法应以约束和规范用工者劳动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立法价值取向,要在法律上形成劳动基准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劳动监察制度,运用法律手段衡平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的劳动法制建设而言,同样需要我们做到劳动立法、司法与执法工作并举,形成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机制。

国际劳工标准与我国劳动标准立法的完善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劳动立法的重要发展趋势。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我国的劳动标准立法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应该逐步加以完善。

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

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包括劳动基准调整机制、集体合同调整机制、人权法调整机制、民主参与调整机制和自我监管调整机制,这五种机制相互配合,共同承担着劳动者的保护功能。只有充分发挥五种机制的全部功能,劳动者才能得到充分保护。关于劳动法三重调整机制(劳动基准、集体合同和劳动合法)的观点既造成了理论混乱,也对劳动者保护产生了消极影响;关于个别劳动关系法(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法(调整)转型的观点,也不利于劳动者的充分保护。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劳动基准调整机制和集体合同调整机制并重,同时辅之以其他三种机制,并循序渐进地推进五种机制的协调发展。

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与SA8000标准的耦合性分析与建议——基于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的视角

本文从SA8000标准与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内容体系入手,以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分析了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与SA8000标准的在内容上的耦合,并对SA8000标准进行了理性分析,以期为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对完善中国劳动法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我国劳动法制正面临许多挑战。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我国的劳动法制需要在理论、方法和各项基本制度方面尝试作出完善和改革。文章在劳动法适用范围制度、协调机制和劳动标准等方面提出了若干设想和建议。

劳动法的执法困境与反思——以煤矿安全基准法为视角

我国劳动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保障弱者的基本生存利益以维护社会公正,通过国家强制性立法保障劳工的人身健康与安全。尽管在立法层面我国劳动安全基准法已经比较完善,然而执法却面临巨大的困境。以煤矿安全基准法的立法体系与执法为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资方与劳动者各自的法律处境与行为动因复杂,政府职能的改进是提高劳动法执法效力的重要前提。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加强劳动监察的独立性、平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力量等途径改善劳动法的执法状况。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工会法的修改和实施

中国对 1 992年《工会法》的修改 ,考虑了经济全球化问题 ,特别是相关的两个具体问题。其一 ,中国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二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会法》的修改及其实施 ,既要遵守有关国际公约 ,又要维护工会的团结统一。此外 ,必须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充分肯定基本工人权利 ;又要反对劳工权利与国际贸易挂钩 ,体现中国工会的社会主义特色。这涉及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职工参与等问题。

劳动基准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该制度一直是一项备受关注的制度,其不仅对英美法系国家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大陆法系国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该制度也是我国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较为热点的话题,它具有惩罚和遏制违法行为等民事法律制度不常有的功能。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劳动争议案件与一般的民事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仅单纯地适用补偿性赔偿制度不足以遏制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从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可以在劳动基准法领域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达到减少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行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