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制造业数字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格局,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以1995—2018年45个国家17个制造业部门为样本,考察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这种特征在发达国家中比较突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明显;相比于国外投入,国内投入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较早达到拐点;制造业数字化与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以及再进口活动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呈抑制、促进和“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工资率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能够缩小高-低技能和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拓展性分析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均使劳动收入份额由升转降的拐点提前。研究可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包含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劳资关系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包括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全社会角度的失业率指标,以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作为劳资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考察变量,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特定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第二产业和建筑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工资增长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在建筑业存在比第二产业更显著的揭示了通过提高工资改善劳资关系的经济意义。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工资形成机制——来自各省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运用1993-2004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我国工资变化的主要因素。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工资与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以及失业率的联系在逐渐加强。但是工资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联系不充分，对失业率的反应滞后。各个地区的工资形成机制也存在着差异，与人们的一般印象相反，计量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市场化并不理想。

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我国就业的影响:1994—2010——基于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1994～2003年和2004～2010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分别考察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中国全部制造业、不同外向度和不同劳动密集度制造业部门均衡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不管是整体还是分类回归,2004年前,制造业部门就业都与实际有效汇率、工资负相关,与经济增长、滞后一期就业正相关,但2004后就业与实际有效汇率负相关,与经济增长、滞后一期就业正相关。从整体上看,2004年前经济增长对制造业部门就业影响不明显,2004年后则有微弱的拉动作用,并主要作用于外向度低的部门。在分类检验中,2004年前的就业实际有效汇率弹性大于2004年后,且外向度高的企业就业受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更大。此外,2004年前工资也对制造业部门就业造成较大冲击。

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及地区差距的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缓解劳资矛盾的政策措施之一,其建立与否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是否合理一直都是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通过定量分析最低工资制度对各省市自治区失业率的政策效果,研究显示,部分省份的最低工资对失业率产生影响,而大部分省份最低工资对失业率不显著。若最低工资标准维持在社会平均工资的30%时,既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

汇率变动、工资收入与经济增长

在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的背景下,研究了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复苏时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贬值有助于经济的恢复,而且是可持续的。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受到压抑,工资价格效应难以发挥资源配置的效应,而工资上涨不会引发通胀,应当适当提高工资水平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农民工低工资率与国民福利损失的经济学分析——对经典劳动供给理论的拓展

文章通过融入了劳动供给的生理约束条件的多时期模型对经典劳动供给理论进行了拓展,并分析了农民工工资决定中的多重均衡,以此说明了当前我国外资企业中农民工工资过低的国民福利损失及农业剩余劳动转移完毕之前农民工《最低工资法》的经济合理性。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农民工流入地劳动市场均衡工资与价格歧视实证研究——基于贵州农民工调查数据

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民工缺乏技能,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流入地站稳脚跟、再谋发展,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只能接受低工资。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工资价格与流入地职工工资存在显著差异,农民工工资价格歧视现象严重,贵州农民工歧视系数高达87.8%。缩小城乡差别,增加农民工收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需要政府支持、企业规范,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

工资增长率之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影响工资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得出工资的增长率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的增长速度或跟上物价上涨指数的结论。并用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际验证和分析,得出中国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基数过低,以及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不够密切的结论,且在此基础上给出调整中国职工工资的政策性建议。

为什么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一个基于权力(资源)结构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现象:工资增速远低于GDP增速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掌权了大多数资源和绝对的权力,导致分配偏向于政府和垄断企业;并且在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下,各地在产业选择时都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提高了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谈判能力,导致企业的收入占比不断提高。

合理降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攀升问题凸显,成为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和"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下行阶段,企业微利、负利情况普遍,为了顶住下行压力,保证经济社会相对平稳运行,应积极采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措施。从用工成本构成来看,增长较快的为工资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其中工资成本具有明显福利刚性效应,降低用工成本的主要着力点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通过扩大筹资来源,精简整合五大社会保险,加强基金统筹管理和完善公积金缓缴、降缴机制等措施,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保险费率普遍下调约4个百分点。

权利平等、单一工资率与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测量

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城乡整合始终是十分重要的政策议题之一,学界研究成果颇丰但信息的综合性和可比性不足。本文以"权利平等"为核心,以"单一工资率"为依据,综合城乡整合涉及的择业机会、雇佣工资、社会保险等各个层面,构建了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指数,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开展实证测量,提供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的水平状态、结构特征及动态演变信息。研究表明: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水平逐步趋于提高,整合指数从2002年的0.5692上升到2013年的0.7745;整合水平的提高源自雇佣工资层面快速整合的贡献,社会保险层面没有显著变化,而择业机会层面的整合程度则趋于下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整合,应关注执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推进城乡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权利的平等,要从消除部门分割、行业分割、职业分割上着力,推进城乡劳动者择业机会权利的平等。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影响

参照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和海克曼的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动态世代交叠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分配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生产能力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增加和劳动供给的减少,进而引发社会生产能力的下降,增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在长期内,人口老龄化使得年轻人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进而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

转型经济体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在总结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序列折线图的初步直观描述,再运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对12个高增长的转型经济体样本期间的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这表明,实现经济转型后的高增长转型经济体的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内在关联关系,其实际汇率基本变动趋势可由相对生产率的变动所解释。

工资率决定:效用选择理论的无用性与成本理论的运用

目前 ,劳动经济学试图利用效用最大化选择理论来推导劳动时间供给曲线 ,以解释工资率的决定。笔者认为效用最大化选择理论不能用于解释工资率的决定。笔者拟从成本角度来解释工资率的决定并提出合同劳动力、加班劳动力和合同工资率、加班工资率概念 ;首先运用生产成本理论来推导合同劳动力供给以解释合同工资率的决定 ,然后运用机会成本理论来推导加班劳动力供给以解释加班工资率的决定。

影子工资率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农户所做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重分类概率模型,就农民对不同就业方式的参与概率进行估计,重点分析了影子工资率及人力资本、就业成本、收入差距对农民迁移与就业的影响,进而讨论了农村劳动市场的发育状况、农村社区环境的发展、农户家庭特征、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力要素有效配置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影响机制研究

鉴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和复杂性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减速,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减速的表现、原因、机制及科学有效的跨越路径等是目前的关注热点。文章从劳动生产率演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梳理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制,探讨机制演进规律,认识中等收入阶段转型本质,构建相应的框架,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有效路径,驱动经济向高收入阶段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