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如何使土地的利用和分配从基于农耕的需要转变为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是中国近代社会能否实现顺利转型的重要基础性条件之一。从孙中山的"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的施行展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思想形成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具有典型的转型时期的特质。文章试图透过这一微观视角,考察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对经济制度构建的动态影响,进而讨论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以及近代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制度转型二者之间的关系。

“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

"涨价归公"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解决中国近代土地问题的思路,对近代中国土地税收制度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今日中国关于城市土地升值分配问题的争论中,"涨价归公"也一再被提出来。然而,当前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不仅不符合"涨价归公"本义,反而导致了对"涨价归公"思想的种种误解和扭曲。"涨价归公"本质上是一种资产增值分配价值取向,并且以尊重土地私人产权和土地市场机制为前提,其相应的土地增值税和土地原价税制度对今日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亦有借鉴意义。

土地增值税的制度缺陷与发展趋势

课征土地增值税的基本依据在于,土地资源稀缺性或公共投资带来的自然增值部分,理应由政府运用税收工具汲取收益并进行公平分配或"涨价归公"。而我国开征此税的初衷更多地体现在调节房地产市场,通过增加土地转让环节税负来抑制市场的投机行为。文章认为,土地增值税制度的现实表现与设计初衷相去甚远。该税种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单一化政策工具职能、目标定位存在偏差、税制要素不明确和"先预征后清算"模式的征管困境等方面。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无论是否沿用土地增值税的名称,对土地自然增值部分课税是现代财产税应有的内涵,也构成了当前地方税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遵循税收法定主义,清理整顿土地及房屋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进行一体化的房地产税税制设计,才可能实现土地房屋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基于“涨价归公”思想的大陆征地补偿模式改革——借鉴台湾市地重划与区段征收经验

阐释了"涨价归公"的理论内涵,从外部性的角度说明"涨价归公"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借鉴台湾对"涨价归公"理论的实践模式及经验——市地重划和区段征收,结合大陆的产权制度、传统的征地补偿经验,探讨"涨价归公"理论如何指导大陆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从而改善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

孙中山土地法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孙中山主张变革土地的法权根据、涨价归公,用法律手段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涨价归公"旨在保障地权公平,实行"全部"归"私"基础上的"间接归公"、"部分归公"。孙中山土地法思想涉及物权法、土地税法等方面,蕴含土地的物权保护及其增值收益分配的税收调控二者辨证统一的理念。孙中山土地法思想对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保护土地物权尤其是农村集体地权,加强房地产增值收益调控,保障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防治土地矛盾以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公益性补强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公益性弱化加大了地方政府滥用征收权的风险,危及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挤压"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适用空间。为避免阻滞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进程,采用规范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比各省级政府公布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将成片开发归纳为扩张型和限缩型,阐述成片开发的公益性存在弱化现象,分析成片开发征收公益性弱化的潜在法律风险,并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制度嵌入公私利益平衡框架之中,有针对性地提出法律补强建议,以期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提供助力。

“涨价归公”思想溯源及评析

"涨价归公"是目前我国征地制度的主要指导理论。本文通过对"涨价归公"思想源头的追溯和现有学者的论述总结,概括了"涨价归公"理论的内涵,并分析了"涨价归公"理论存在的缺陷,认为"涨价归公"理论将社会贫富差距和不公原因归结为土地私有过于简单,其关于价值的理论和经济逻辑是错误的,可操作性差,我国征地制度需要以新的理论来指导进行变革。

利益共享模式下的农地发展权价值形成与分配——基于政府公共服务视角

从政府公共服务的视角探讨农地发展权价值的演化路径,旨在验证公共服务对农地发展权价值资本化影响及贡献程度,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提供价值参考。本文基于全国35个大中城市2001-2017年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验证了政府公共服务对农地发展权价值的外部辐射影响,从理论上阐释其形成机理遵循价值投入隐化与价值输出显化的逻辑,得出农地发展权价值更倾向于大部分归国有,小部分归农民(集体)所有的结论,并进一步推导出农地转化为工业、商业、居住用地之后二者分配比率。总体层面来看,国家在农地发展权收益中占五到六成,农民(集体)占四到五成。分区层面来看,东部与西部地区国家在农地发展权收益中占五到六成,农民(集体)占四到五成,中部地区国家与农民(集体)分配比例保持持平。最后提出丰富土地权利内涵、农民与集体内部发展权收益向农民倾斜、加快构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权以及财政上应向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