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典立法技术的发展——以唐明律计亩论罪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传统立法沿革表明,其法典立法技术在不断进步,而唐明律计亩论罪量刑方式则较为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其立法技术沿革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犯他人田土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犯罪,罪刑虽然有所改动、整合,但传承关系明显;另一类与土地分配、赋役征派等基本国策相关联,因政策调整,犯罪类型差异大,但其部分刑等设计却随刑罚体系传承下来。计亩论罪与计赃论罪的原理不同,不能简单视为实物计赃,其行用与犯罪不符合盗罪构成有关,也是国家财政方针在法律中的如实反映。唐明两朝计亩论罪呈现出量刑从公私不分到区分官民、刑罚偏轻且具备体系性的鲜明特点。与唐代相较,明代更加重视官有财产保护以及体系内各罪刑罚间的联系,其立法技术更趋完善。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刑法教义学认定

保护农用地使用的合法权益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关键入罪要素——“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准确认定却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土地性质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改变行为”的界定不清以及“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之间的关系厘定不明。积极刑法观的提出对该罪的认定具有积极地指导作用。在积极刑法观理念下,应坚持生态法益原则,厘清“改变行为”的界限,明确“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的关系,并坚持以规划地类为标准确定土地性质,准确认定本罪之“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以有效地预防农用地犯罪,为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中“变相入罪”问题研究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转让、倒卖行为的形式多样化,司法裁定不一,刑事违法性判断阙如,罪与非罪的判断受到政策影响等情况,推动了变相入罪在该罪中的司法适用。“变相”应当被定位为在刑法适用中运用实质思维对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判断,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工具,它不应也无需应用于刑法解释中。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保护法益应当被具体化为市场资源利益,以发挥法益的解释论机能。对于司法实践中本罪的典型形态应当结合构成要件具体分析。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司法认定中“未经处理”白的二元构造

在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案件中,对“未经处理”的理解直接关涉定罪与量刑。争议的实质系“未经处理”的解释是否能够包含“未经行政处理”。应澄清的是,多次累计犯中的多次行为包含了无关联的多次行为,并且“未经行政处理”的审查对象仅限于“无关联多次行为中的行政违法行为”,因而司法解释选择将不同犯罪中的“未经处理”解释为“未经刑事处理”或“未经行政与刑事处理”只是基于刑事政策的需求。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司法解释中,对于“依法应当追诉”或“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累计计算情形,“未经处理”的审查对象系“多个单次均能达到追诉标准的行为”或“多次行为能被评价为一个行为单数”,因而其只能被解释为“未经刑事处理”。基于对耕地的特殊保护而产生的“一年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规则设计,“未经处理”应包含“未经行政处理”,以限缩司法解释越位续造扩大的处罚范围。

土地犯罪研究

土地犯罪的立法缘起于经济迅猛发展之下的深刻土地危机及保护土地的特殊需要。土地资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是国脉所系，民生所系的“生命线”。土地犯罪是对社会根本利益的侵犯，是对我们生命线的破坏。惩治土地犯罪是现实的呼唤，历史的必然。修订后的《刑法》及《土地管理法》增设了土地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完善了土地法律责任体系，对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我们稀缺的土地资源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现实迫切需要深化土地犯罪的理论研究，以指导法律的准确运用。

我国土地资源的刑法保护刍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土地升值,土地开发市场很被看好,由此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土地纠纷和土地犯罪案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笔者从现阶段我国土地违法犯罪案件的特征着手,通过对现行刑法保护土地资源现状的分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防范土地犯罪的相应对策。

内外勾结共同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的定性研究

在征地拆迁领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被拆迁人之间相互勾结、共同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案所涉及的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定性问题。从共同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的共同"而非"犯罪的共同"的妥当性立场出发,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存在适用不同罪名的可能性。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被拆迁人相互勾结、伙同贪污的,应认定成立贪污罪的共同犯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证研究

为了更好地保护农用地,保护稀缺的耕地、林地、草地等资源,更有力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行为,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14年间20个省份的500例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近14年的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呈波浪式发展态势,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非法占用林地、耕地违法行为是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主要构成要素,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现象较为普遍;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具有地域性,农用地被转变为建设用地的现象严重;审判质量较高,但存在法院适用刑罚辅助性措施较少,判处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鉴定机构混乱等问题。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律适用现状,提出森林、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尤其应加强对农用地的保护,集体土地的出租人应与非法占用人作为共犯处理以及设置统一的国家级鉴定标准等对策建议。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中职务犯罪的成因与预防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量也不断增加。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工作中出现了新情况:征地补偿工作中职务犯罪的发案率日渐突出。分析征地补偿工作中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积极寻找相应对策,对农村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特征及司法治理策略——基于200个判例的经验分析

基于对2003—2014年中国16个省份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调查和分析表明:中国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其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或单位,其行为特征是为谋取经济利益将农用地非法占为建设用地等其他用途,以未经批准形式最为常见。其司法治理中主要存在鉴定机构较为混乱、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适用刑罚辅助性措施较少等问题。改进司法治理重点是加强源头预防机制和专项治理、区别运用相应的行政或司法处罚、确保公平鉴定、建立土地限制利用补偿金制度。

征地拆迁领域中的共同贪污犯罪研究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多人在不同环节内外勾结,共同骗取、套取拆迁安置补偿费或者安置房的犯罪现象突出。此类案件的定罪,应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作具体分析。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负有特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公共财物的守护者,事前与他人勾结,放弃职守,是对与其身份相连的特定职责的背叛,属于实质和规范上的贪污罪实行行为,其定性与行为人是否实际分得赃物无涉。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共犯,而且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实行犯,应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确定其刑事责任;对国家工作人员事前无通谋的事中、事后帮助行为,则宜认定为滥用职权行为。

土地行政人员职务犯罪的犯罪心理学分析

近年来土地犯罪案件频发,逐渐演变为有巨大负面影响的社会问题,对之进行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创造性地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对土地行政人员职务犯罪进行解读和剖析,意在开辟土地犯罪研究领域内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

农用地刑事司法保护充分性的实证研究

农用地刑事司法保护的充分性是指刑法的适用能够全面和适当惩罚严重侵害农用地资源的犯罪行为。综合运用“案件与农用地双多”的立意抽样及分层抽样方法,确定470篇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判决书作为样本。围绕保护范围全面性、客观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合理性、量刑与罪行适应性三个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农用地的刑事司法保护并不充分。建议合理构建刑法早期规制农用地犯罪的“防火墙”,实现从事后惩罚到事前预防的理念更新,立法层面将定罪的结果标准改为行为标准并提高法定刑,司法中注重对各类农用地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同等保护。

论土地可以成为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

根据传统刑法理论观点,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仅可为动产,我国现行法律对该罪的犯罪对象并没有明确界分。近年来,以土地为对象的财产性犯罪频发,聚众哄抢土地的行为几度发生,导致司法机关对该种行为的定性十分困惑。将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仅局限在动产的范围内,已无法解决以土地为对象的财产性犯罪的司法实践问题。土地的不动产及公有财产的属性(财产性、公共性)不影响其作为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土地成为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不仅具备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更契合该罪的立法本意和法益保护的要求,亦有国内外立法例及国内司法判例对该论点予以支持。

风险与改革:非法占用耕地罪的时代因素分析

作为破坏农村土地利用方式的基础因素,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在乡土改革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形式。由于受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影响,其所表现不再单纯以耕地的直接毁坏为追求,而是更多地关注到可以导致耕地毁损的原因上。实践中,要想实现对于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更好控制,就必须了解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并通过对其犯罪类型的把握,找出犯罪的原因,从而能够有所针对的对其采取预防措施。

农村土地市场化背景下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研究

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使用权入市流转乃是大势所趋。刑法介入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应以违反其他部门法为前提,惩治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违法行为应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认定中,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以土地使用权的合法取得为前提,"非法"判断应当以土地管理法规的前置性判断为前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罪名应当调整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职务犯罪的成因及防范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土领域内职务犯罪日渐增多,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更是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文章剖析了国有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高发的成因,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以达到预防和遏制国有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高发的现象。

法益重塑和路径调整:积极刑法观下农用地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转向

针对愈演愈烈的农用地犯罪,积极刑法观要求完善对农用地犯罪的刑事制裁。通过分析农用地犯罪实况,笔者发现当前争议在于农用地生态价值的法益化,这导致实行行为认定混乱、司法实践中罪名选择困难及法益损失计算模糊。农用地生态法益是指农用地保持其原有生态性质的环境利益,农用地的保护法益是由秩序法益、财产法益演进至生态法益。在引入生态法益后,对实行行为的认定需要对原有行为进行扩大解释,并仔细甄别新类型的实行行为;在罪名选择上参考域外经验,区分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界限;在生态法益损失计算上,需要构建相应的生态法益可测量标准和生态法益转化标准。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林地之司法认定

在分析我国林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立法原意,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之一的林地的司法认定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认定林地的依据。

完善森林保护立法是防灾兴利之本

1998年我国发生的特大洪灾与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遭到人为严重的破坏有直接关系。保护森林资源，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国家颁布与实施的森林保护法律规范，对加强森林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森林保护立法仍存在许多不足，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因此，进一步完善森林保护法律规范，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