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权确权登记整村集中办理模式的应用探索

以宁波市某村为试点,以清理规范林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为突破口,探索林权确权登记“整村集中处置”办理模式。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工作思路,因地制宜,采取符合试点村实际的方法,制定山林分配方案,把承包权或使用权分配到户。分层确权,开展五级定界,确定每户山林实际使用面积和界址。保障林农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同时也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林权确权登记提供有益参考。

城郊农民的预期征地拆迁:概况、表现与影响——以荆门市城郊农村为例

既有对征地拆迁的研究多采用抗争政治的视角,认为征地拆迁中之所以会出现诸多问题和冲突,关键就在于政府对农民的掠夺与农民奋起抗争。然而通过考察城郊农村征地拆迁前农民对征地拆迁的预期和态度,发现城郊农民非但不反对征地拆迁,反而盼望征地拆迁,积极地为即将到来的征地拆迁及其利益博弈做准备,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影响,包括村庄派性政治、地权冲突、人际关系瓦解等。这些问题和冲突一直延续到征地拆迁过程并影响着征地拆迁。

基于学科比较的农村地权冲突研究评述

研究目的:了解已有农村地权冲突研究的主要观点、论证逻辑及对策主张,加强对当前农村地权冲突的认识。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经济学、法学、政治社会学与人类学分别运用了不同的分析视角、论证逻辑来研究农村地权冲突,这些研究最后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论:经济学认为土地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减少地权冲突的关键,法学主张通过修订土地产权性质的法律表述、增进法律条文之间的内在衔接来减少地权冲突,政治社会学研究了社会转型期土地利益群体分化、土地规则不确定性等对于地权冲突的影响,人类学则主要关注地权观念紊乱对于农村地权冲突的冲击。总体来看,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主要运用了"侵权—反抗"的分析框架;政治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则可以归类为"转型—失范"的分析框架。

农村地权制度中的农民集体成员权

当前农村地权冲突的部分原因在于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缺乏科学的法理基础。为解决农民集体成员权争端,应将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建立在民事法的基础上。建立在民事法基础上的农民集体成员权将会对农村地权冲突的解决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建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文明冲突的症结、表征及解决设想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集体所有权残缺,必然导致农村土地制度文明的冲突。土地所有制是农村土地制度文明冲突的症结;土地流转制是农村土地制度文明冲突的表征;而土地股份制是解决农村土地制度文明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它可以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和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战略的实现。

抗战前山西土地问题新探

通过对山西部分农村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的测算和小土地所有者比例及大地户占地情况的统计可知,在抗战前的山西农村,土地在总体上是比较分散的分配在各个阶层的,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代表的小土地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的租佃关系比较缓和。乡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体现在官民之间,即农民负担过重,受压榨太甚。此外,紧张的人地关系亦是造成农村普遍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权冲突与秩序重建——清代“湖团”案研究

清咸丰同治年间苏北铜沛原居民与鲁西南移民之间的湖田权属之争,实质为排他性民间地权观念与国家产权法理的冲突。在无法回避此矛盾的背景下,被钦定调解此案的曾国藩决定重建权威秩序,做出按是否安分守法这种国家标准对土客重新排队划界的仲裁:"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实践中,曾国藩以保障各方财产权和生存权为前提,既强化国家法理的至上地位,又尽可能顺应民间"私情"与尊重"共有的习惯",通过确认合法产权与重新分配权利,成功地化解了国家利益和民间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多方共赢。

农地制度: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

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唯一合乎法定体制的正规制度安排,承担着政府代理人、集体产权代理人、社区管理者相互矛盾冲突的三项职能。这一制度设计缺陷,引发了对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的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土地职能、村委会角色与职能冲突及集体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的治理结构问题,认为集体所有是均分土地的基本前提,而土地均分又是保障“人人有饭吃”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土地集体所有是既有的现实选择,这就使集体所有治理结构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农户经济结构的转型正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行存在于农村土地上的事实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与协调的问题。现实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于农村土地的调整过程中、集体收回承包地的过程中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严格限制集体调整承包地与收回承包地的权利,允许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充分流转其承包地,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限制下实现的制度,可以达到协调两种权利的运行,构建和谐农村法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