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essment of Profitability of Land Use Systems in Tanjung Jabung Barat District, Jambi Province, Indonesia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compare the profitability of existing land uses in Tanjung Jabung Barat, Jambi province, Indonesia, for formulating a strategy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REDD). Net Present Value was used for comparing profi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ment (e.g. different type of land use). Rapid Rural Appraisal was used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farm budget data for each land use, including prices, production, labor and other input. The results of the profitabil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all land uses, both on mineral soil and peat land, were profitable. Oil palm, both in large plantations and smallholder gardens, was the most profitable land-use system. However, the profitability of smallholder oil palm on peatland was lower than on mineral soils yet oil palm was still more competitive than rubber on mineral soil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ixed gardens with oil palm was higher on peatland and the threat of converting other land uses to oil palm was higher on mineral soil than on peat. For crop systems, irrigated paddy had the highest profitability.

Methods and Paths for Rural Collectively Owned Profit-orient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into Trading Marke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cases of existing rural collectively owned profit-orient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into trading market,this paper put forward several thoughts,introduced methods and paths for rural collectively owned profit-orient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into trading market,including reforming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 system,cultivating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rganizations,helping them to become market entities; improving various legal systems,making clear range of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into trading market; formulating scientific benefit allocation mechanism; establishing fair and transparent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

基于自然-经济综合视角的碳排放强度与生态盈亏多情景模拟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生态盈亏与碳排放强度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分析两者时空关联并预测未来演进方向对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健康水平具有指导作用。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对象,以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运用PLUS模型、双变量自相关、耦合协调度及面板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预测并分析淮海经济区2000—2036年3种情景下碳排放强度、生态盈亏的演化特征及时空关联。结果表明:(1)常规发展情景下,淮海经济区生态性呈下降趋势,强耕地保护情景下生态性微有下降,强生态保护情景下,生态性有所上升,自然要素是主导。(2)常规发展情景下,淮海经济区碳排放量逐渐加大,强耕地保护及强生态保护情景下,则呈下降趋势;三种状态下,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时间轴2010—2020年降幅较大,空间序河流水系地区碳排放强度降幅较大。(3)淮海经济区碳排放强度与生态盈亏呈负相关关系,低低和低高聚类主要分布在城镇建设用地周边,高低和高高聚类分布在人类干扰较少的自然区域;高高聚类主要位于河流水系交汇区,表明水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功能。(4)淮海经济区的碳排放强度与生态盈亏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东西高、中部低的态势,高耦合协调度主要分布于低高聚类,即自然地区域,低耦合协调度主要分布于西部平原区;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及二产占比对耦合协调度呈正影响,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呈负影响。研究认为,淮海经济区当前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利于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建议进一步强化建设用地管控、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水域保护,以耕地质量提升和水域保护加强提升粮食主产区环境质量健康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研究——以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为例

2019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正式通过,并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修正案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这是土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不仅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同时也积极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让村民享受更多红利。文章在分析我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面临困境的基础上,梳理余江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例如探索建立制度、规范产权管理、多元化实施主体、规范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合理的入市收益分配机制等,提炼出余江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经验。最后针对余江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的风险和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加强基层治理,明确入市主体资格;严守耕地红线,提高土地集约水平;完善入市制度,实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优化收益分配,保护村民和集体利益;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商品价格到异化劳动的认知转向——从《巴黎手稿》对劳动者地位的三重分析入手

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何获得贯通性理解为问题线索,经由对其中《第一手稿》的思路重构表明,马克思在通过商品价格三要素即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分析中,意识到社会总体走向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对立的现实必然性,并在劳动者阶级的受奴役地位中看到劳动异化的人的本质性存在处境,并借由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劳动者与他人关系的异化,接通了哲学在经济学上的关联点,也即所有制关系问题,并以此找到了通向其后期思想的破题方向。

香港经营性土地供给的效用探究——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的矛盾与对策

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具有稀缺性,成了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的锚点,一方面土地供给遵循以法定图则为核心的出让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土地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了土地价格。文章通过探究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的效用,分析了香港地区城市规划管控和土地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程度。研究发现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效用表现为向上受到法定图则的规划管控约束,对全港发展策略进行了有效空间落位,向下通过出让条件对土地市场价格起到较强控制作用;二者矛盾体现在城市规划管控过严易造成土地供给对市场变化调节不足,例如土地价格面对较小需求变化产生了较大波动,供给端调控幅度受限难以促进价格平稳。为缓解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建议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提供多种灵活的土地供给途径、优化长短期结合的租赁制度、根据用地类型制定不同供给方案、适当突破规划管控和完善规划审批申诉制度。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规则的完善研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是弥补乡村发展资金缺口的重要方式。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中,满足入市条件的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单独抵押;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也可以直接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抵押。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的设立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为必要前提,抵押权自抵押登记时设立。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抵押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通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表决为必要条件。鉴于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是具有独立交换价值的产权单位,抵押人可以就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分别抵押,但抵押权人仅可就其登记的抵押物的变价款优先受偿。在抵押权实现时,集体成员对被处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昌吉市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益分析

通过分析2000-2020年昌吉市的土地利用遥感数据,探究昌吉市经济发展下土地类型与生态价值的相互转移变化。结果表明,昌吉市的草地面积在总区域面积中占比最大,历年占比均超过40.00%;草地和水域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其余地类面积总体呈增加态势;草地转为耕地的面积达44 715.71 hm^(2),是转移变化最大的方式。通过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未来15年草地和水域的面积依然处于下降趋势但减速放缓,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增长也逐步放缓。2000-2020年昌吉市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20.49亿元下降到2020年的113.48亿元;草地的价值最大,约占总价值的60%左右。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中,除了食物生产和原材料生产的生态功能的价值略有增加,其他各项生态功能的价值均呈不同程度减少。草地、林地和水域转出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其中草地转为未利用地是价值损失最大的一项土地转移类别。

农地流转对农产品成本利润率的影响研究——基于32种主要农产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2种主要农产品的2011-2020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农产品利润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利润率.虽然农地流转同时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总成本,但是对前者的影响远大于后者,从而提高成本利润率.并且,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土地成本,但是对生产成本的降低较小,从而总体上提高了总成本.重新测算农地流转率后上述结果较为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流转对粮油农产品和非粮油农产品的影响相反,降低了粮油农产品的成本利润率,主要原因是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粮油农产品的土地成本,但是并没有提高产量、减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了总成本.进一步分析表明,出租转包形式占比显著降低粮油农产品的成本利润率,而股份合作形式则相反,能够提高成本利润率,主要原因是股份合作形式虽然没有增加产量和降低生产成本,但是显著减低了土地成本,从而降低了总成本.

2001~2020年我国甘蔗成本收益动态演变与原因探究

基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单位面积成本收益数据,采用趋势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了2001~2020年我国及4个主产区甘蔗总成本和收益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甘蔗成本收益动态演变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1~2020年我国甘蔗总成本逐步提高,2010年起甘蔗总成本增幅加快,2012年增幅达到顶峰21.67%;第二,从甘蔗总成本构成来看,2020年劳动力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占甘蔗总成本的48.3%、36.9%、14.8%,而从3种成本的年均增速来看,地租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速高于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速;第三,从4个产区来看,2020年广西甘蔗总成本最高,云南和海南其次,广东最低;从甘蔗成本内部结构来看,海南人工成本占比最高,广东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最高,广西土地成本占比最高;第四,我国甘蔗成本利润率总体呈先增、后降、再低位震荡态势,经历了3个周期和1个未完成周期,4个周期的成本利润率均值呈先增后降态势,2020年成本利润率约为10.9%左右,下滑主要原因是成本增速快于净利润增速;第五,甘蔗成本收益动态演变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作物争地推升甘蔗总成本;受劳动力成本快速攀升且机收率较低,导致甘蔗总成本居高不下;我国蔗区异常气候频发、产业发展面临较高的自然风险;蔗农比较收益较低且甘蔗收购价增长空间有限影响技术提升和模式优化动力;除制糖外,甘蔗资源综合利用对总产值的贡献不高;甘蔗农户和糖企合作模式和利益划分机制影响蔗农生产持续动力。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甘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困境与纾解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提出了平等式权利保护、交易式效率提升、规划式秩序维护、保障式收益分配、完善式配套建设等需求。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的主体、客体、交易、分配和配套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困境,需要以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为指引进行纾解。在主体方面,需要厘清入市流转主体,统一入市实施主体。在客体方面,需要入市征收妥当分置,充分贯彻经营目的。在交易方面,需要统一入市交易方式,明晰入市交易规则。在分配方面,需要厘清政府与集体之间的外部分配和集体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分配。在配套制度方面,需要促进土地登记确定化、土地规划科学化和利益保障完善化。

城市用地的财务属性——从用地平衡表到资产负债表

用地平衡表是城市土地用途管制最基础的工具之一,但这一工具和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模糊不清。通过建立城市土地用途和会计三大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之间的对应关系,城市规划就可以清晰地刻画用地平衡和城市财务绩效的关系,从而打通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屏障。引入财务报表后,不同的城市用地可以根据其财务性质分为服务、收益和融资三大类。其中,Ⅰ类用地是公共用地,包括“七通一平”、学校、医院等提供服务的公共基础设施用地,这类用地大部分是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直接收益的划拨用地;Ⅱ类用地是产业用地,包括工业、商业、办公、酒店这类可以带来现金流收益(税收)的用地;Ⅲ类用地是住宅用地。每一类用地在城市更新中都应采用正确的模式,才能满足城市的财务目标——可持续的资产负债表。

2001—2020年我国甜菜成本收益动态演变与原因探究

本文基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单位面积成本和收益数据,采用趋势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探究了2001—2020年我国和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三个主产区甜菜总成本和收益的变化规律,进一步探究了甜菜成本收益动态演变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0年我国甜菜总成本逐步提高,2018年达到高位后有所回落,20年年均增长率为7.45%,从成本增长的绝对数额来看,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居前两位;从年均增速来看,地租和人工成本增速居前两位。(2)2020年物质与服务费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分别占甜菜总成本的45.33%、35.76%和18.91%。(3)从三个主产区20年成本均值看,新疆总成本最高、内蒙古其次、黑龙江最低;单产由高到低依次为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从甜菜成本内部结构来看,新疆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最高,内蒙古人工成本占比最高,黑龙江土地成本占比最高。(4)三大主产区总成本总体呈上升趋势,新疆、内蒙古增量明显高于黑龙江;而黑龙江增速最快、内蒙古其次。(5)我国甜菜成本利润率呈先增、后降、再震荡回升态势,经历了三个周期和一个未完成周期,2011年达到最高,2016年处于最低,近20年成本利润率均值为26.51%,2020年成本利润率约为9.53%。(6)内蒙古化肥投入数量呈现先增(2010—2017年)后降(2018—2020年)态势,化肥农药“零增长”政策在内蒙古初现效果。(7)成本收益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快速增加,使得甜菜比较效益不高,异常气候频发、重迎茬和除草剂残留问题影响单产和甜菜收益,副产品综合利用不高,甜菜种子价格偏高且主要依靠进口。这些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甜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土地资源在中国经营性高速公路收益补偿中的利用方式

为更好盘活利用土地资源补偿经营性高速公路经营主体因政策性因素发生的收益减损,保障其合法权益,首先分析了经营性高速公路收益补偿面临的问题、明晰了土地资源参与补偿的内涵,然后按照土地资源在补偿中扮演角色和实现路径,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收益补偿的方式分为两大类:充当中间媒介的提取土地收益方式和作为交易主体的土地使用权变更方式,综合考虑政府与市场的交互机制,分别研究了各种补偿方式的实施路径,并提出了对土地形式补偿的管理思路。结果表明,经营性高速收益补偿中利用土地资源需要遵循四项原则,以期为当前及未来经营性高速公路收益补偿政策措施和如何更好、更灵活运作土地资源助力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活动提供较为系统全面的依据。

博利空间、征地冲突与土地制度演化——基于珠三角与苏南地区的比较

土地征收是国家依照法律规范剥夺农村集体的土地权利,实现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的过程,土地征收具有合法强制性。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征地需经过农民的“同意”。流行的观点将征地矛盾视为农民“抗争”行为,认为征地矛盾反映出政府征地行为的不合理,并由此得出征地制度不合理的结论。对比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形来看,征地冲突具有地方实践特征。以苏南为代表的部分地区严格管控土地开发,执行统一、规范和标准化的征地政策,压缩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博利空间,降低农民博弈预期,逐步形成了规范征地秩序。珠三角地区一直未严格控制农民开发土地行为,为农民博利留下空间,反而强化了农民对土地利益的依赖,进一步形塑了农民的不合作行为。基层如何执行政策是诱发征地冲突的关键因素。从降低社会冲突的角度看,土地制度改革要朝着规范政策执行、统一政策标准和减少基层策略性行为的方向推进,而不是相反。

论征地补偿与入市收益的协调

征地补偿与入市收益的失衡有违公平理念和规范要求,同时会在实践中导致诸多问题。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土地增值收益再分配机制缺失,是征地补偿与入市收益失衡的根源所在。征地与入市在土地用途、土地权属和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影响收益分配的方式与比例。在协调逻辑上,应确立“相向而行”的协调思路,并按“产权+贡献”分配土地收益。在协调路径上,应建立集体土地入市和再流转增值收益税制,采用土地增值税的方式调节农民集体的入市收益;完善征地补偿标准,建立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一体化的区片综合地价制度。

深圳存量用地开发容积管控规则思考——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分析深圳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利益统筹两大路径存量土地的发展权配置规则,总结深圳以存量土地换增量容积的开发思路,反思其容积规则造成容积率不断提升的弊端。在空间规划体系重构背景下,根据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内在要求,深圳存量开发规则测算逻辑也应由土地重划、增量做大的模式,向增量限制下的空间精细化管控转变,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定位,精准量化土地权益,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权益转移规则实现全域存量土地规划建设开发统筹,在存量国土空间的提质增效上,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经验借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生产前提批判——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探讨

马克思透过工资、利润和地租等分配关系,探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分离的资本主义生产前提,说明这种分离是对工人根本利益的侵害,体现着有财产和无财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现代劳动以抽象的物神——资本的增长为目的,资本通过剥削工人获取利润、实现积累,而工人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有的小资本家在竞争中破产,沦为靠劳动谋生的无产者,从而扩大着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封建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斗争、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竞争等,使封建地产向工业、资本的地产转变,地租也随之变化。地产分割和垄断都以私有制为基础,因此,这两种发展方式都会走向灭亡。在未来社会,通过人与人的联合,土地等劳动材料将成为真正的个人财产。马克思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家们对各阶级收入形式的描述转向对生产前提的探究;通过追溯资本、地产与劳动分离的历史,揭示了私有财产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规律;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劳动、蔑视劳动者的观点;提出了自由劳动和自由享受的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特质。

盘地与转租:村社集体“土地经纪”角色的形成——基于山东省禹城市的组织化土地流转经验

本文从“双重经纪机制”视角分析村社集体在土地大规模流转中的“保护+营利”双重属性。在盘地阶段,村社集体将村民承包地与集体闲散地通过土地整理、宅基地复垦和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名义整合在一起,扩大土地规模。而在转租阶段,村社集体将上述土地统一流转出去,一方面增强了集体行动能力,提高了租金水平,保护并扩大了村民的土地利益,充当了保护型经纪;另一方面,村社集体通过析出闲散地租金等手段来获得集体收入,从而也成为营利型经纪。在整个过程中,出现了协调土地整理、从事土地经营和开展农业经营等三种村社集体类型,其发挥土地经纪作用的表现有所不同。本文中的案例实践有利于理解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