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营权入股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以入股等方式流转,在政策与法律层面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迁过程。土地经营权入股在立法中得到确认是“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有利于在流转中更好地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价值。土地经营权入股现行立法表达不规范、不统一,且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导致立法预期的实现受阻。以立法的基本原理来审视,立法用语不规范只是表面现象,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不明才是立法困境的根源,对入股所致不利后果的担忧则进一步导致适用难题。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租代转”、“名为入股、实为出租”现象表明,既有立法并不能有效满足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需求,反而徒增解释与适用的混乱。为了弥合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认知分歧,保持相关立法之间的协调,实现“三权分置”的立法目的,有必要在立法中统一相关表述,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移除土地经营权承载的不必要负担,让土地经营权真正成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进而以“作价出资”取代“入股”。

诉源治理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实践反思——以广东S市为例

以广东省S市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实证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缺陷。结合诉源治理将社会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要求,提出厘清制度的性质定位,明确仲裁机构独立性,赋予仲裁“一裁终局”效力,尝试构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诉讼相衔接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一系列解困建议,以重现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路径研究——以入市合同的性质与效力为切入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需要衔接以《土地管理法》为代表的公法规范和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参照适用国有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同时,仍需关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特殊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牵涉多方面法律关系,入市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新型且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发生,需要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资格及权责边界,以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主体范畴。同时通过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土地用途,形成与国有建设用地相协调的统一城乡土地交易市场体系,进而对出让合同和租赁合同的性质与效力重新认定,构建符合自身特性的入市合同规范。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研究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为视角,从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农民意愿的表达、流转收益分配、农民经济利益和生活环境情况等方面展开分析。从权利理论视角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情况进行探讨,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从健全农村土地管理法规体系、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协调流转和耕地保护的关系、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演进与研究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对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的重大判断,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明确了重点、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三权分置”制度的探索与实行必将得到深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明确实行“三权分置”的必要性,对乡村振兴和“三权分置”的政策演进和研究综述进行梳理,结合相关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研究的展望。

承包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中解除权与收回权的冲突及协调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规定的解除权与《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38条规定的收回权关于是否消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效果,存在明显冲突。价值层面,涉及稳定承包关系和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理念冲突。规范层面,其本质是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在调整同一法律关系时适用顺位的冲突。解除权优先说、收回权优先说抑或择一说并未解决问题。依现代法律观念,解除权与收回权冲突及其协调应置于公私合一的体系中,确定“私法主导、公法补充”与“公法主导、私法补充”两种适用类型。对于连续两年以上弃耕抛荒的事由,应限缩解释为预期违约而解除合同的情形;对于改变农地用途的事由,则应限缩解释为在改变农地用途且满足特定条件时而无偿收回的情形。

近代中国东北的土地契约文书形制与特点探析

土地契约文书是中国社会中极具特色的土地交易凭证,是契约文化得以发展传承的重要载体。近代东北的土地契约文书类型繁多,名目不一。按契约是否得到政府承认分有白契和红契,按性质分有买卖契约和典押契约等,还分有上手老契和本身契。契约有较为固定的订立程序,内容简省,格式化明显,主要包含订立契约当事人的信息和出手原因、不动产的情况和价格、买卖双方及中间人的权利和义务、签字画押及时间等。近代东北的土地契约文书以白契为主,中间人在订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契约文书反映了近代东北地区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社会演变。

清水江文书中的“用益物权”

清水江文书中的“用益物权”,以“讨”字文书的形式呈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地役权存在着“需役物”与供役地等不典型的地役权以及需役地与供役地的典型地役权两种模式;清水江文书中的居住权同样具有典型的“居住权”以及“保留占有、使用权买卖”的居住权两种模式;清水江文书中所呈现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在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的限制性。纵观清水江文书中的三种用益物权,其背后蕴涵了以“礼”为主的法治观念价值和以“和谐”为主的法治实践价值,其对解决目前民法典用益物权编的某些现实问题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均可能做出有益贡献。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作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探索与实行必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增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保障农民收入等。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实行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具有必要性,通过对乡村振兴和“三权分置”的政策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研究与农村实地调查,总结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成效,针对“三权分置”中承包地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尚不明确、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流转“非农化”“非粮化”现象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解决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思路,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基于集体所有制对农村体育的历史审视及学术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既是组织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治理农村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还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一项基本民生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改革与完善,必然左右着农村体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决定着农村体育发展的组织与机制,制约着农村体育发展的规模与形式。该研究采用历史阐释和社会批判的方法,分析集体所有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村体育发展以何种原因和何种方式产生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广大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合作道路,加速了农民对体育的社会主义认知;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体制,奠定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基础,为推动农村体育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方式;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塑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农村体育提供了内在的需求与动力;新时代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推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形成,为农村体育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论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的法治保障

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及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保障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是涉农改革的关键。集体成员身份的保留,是阐释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正当依据和法律边界的前提。当前,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面临权益冲突及身份认定、承包地财产权实现、承包地权益救济三大法治挑战。为此,应健全进城落户农民成员身份的认定与权益冲突的协调规则,兼顾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财产权益与保障功能的充分实现,构建以诉讼救济为兜底的多元救济机制。

流动的非粮种植与二元土地流转市场——一项土地流转中农业经营模式的双案例分析

造成土地流转市场分化现象的因素不仅包括土地禀赋、流转主体和外在环境,农业经营模式本身也会产生影响。根据不同作物的种植特性,以作物-土地关联机制为切入点,对山东某地区的非粮种植及其参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非粮种植和粮食种植之间不同的作物-土地关联机制影响经营流动性,非粮作物需要流动经营,粮食作物采取固定经营。不同的作物类型和经营模式对土地流转市场产生影响,导致流转对象、合约形式和流转价格发生分化,呈现出二元土地流转市场形态。特别是非粮作物与粮食作物在土壤损害、种植风险、关系强度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非粮种植的土地流转价格远高于粮食种植。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与补偿方式选择——基于全国11省(区)1012份农户问卷调查

引导农户根据自身情况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权,有助于推进以适度规模化生产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经营。基于全国11个省(区)18个县区的101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户代际差异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和退出补偿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户在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老一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低,而新生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则较高;大多数农户都会选择“以承包地换现金补偿”的退出补偿方式,但不同代际农户在其他退出补偿方式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就业”,而老一代农户和中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社保或股份”的退出补偿方式。因此,优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当前的退出模式,还应考虑不同代际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差异,并构建差异化的退出补偿机制,使不同群体农户退出土地承包权之后都有合理的价值预期,从而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的影响

依据2021年南方集体林区4个省4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Logit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的现实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不履责行为的发生及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分化程度农户与较低分化程度农户相比,农户林地承包不履责行为受户主特征及林地特征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农户分化能够通过提高村内林业生产资本投资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产生抑制性影响。故此,应在建立农户林地承包经营履责约束机制以及差异化激励机制以促进农户林地承包责任制落实的同时,通过强化引导和扩大林业资本投资的林业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来抑制和克服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的影响。

发包方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探究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4条赋予了发包方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权利,目的在于切实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避免集体土地遭受损害。发包方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权利属于形成权,但不是合同解除权,不仅适用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也适用于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合同以及融资担保实现后流转的土地经营权,不适用于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合同。在土地经营权人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情形下,若承包方不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发包方有权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发包方行使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权利可以采取通知终止与诉讼终止两种方式行使。在合同终止后,土地经营权人应当向承包方返还承包地,地上物应当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原则处理,承包地的权利负担随之消灭,同时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证成与实现路径

我国“三农”领域基础法律制度是“三农”法治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但在回应建设高效农村市场、健全统一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方面仍显不足。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我国农村市场中占据绝对多数的生产经营主体,其市场退出机制至今仍处于缺位状态,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则难以顺利退出市场。因而,有必要对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问题进行证成,探讨其破产能力的实现路径。对此,一方面应从经济学理论维度、国家政策维度与法学维度,论证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破产能力;另一方面,应在公法视域下,确定赋予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的基本遵循,探寻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的立法模式,明确《个人破产法》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适用规则的特殊性以及农户破产后的土地经营权处置,全面保障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目的】探究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718个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ESRM),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结果】基于“反事实”假设,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若没有选择退出,家庭年均总收入会下降41.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东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最高,对新生代农户的增收效应相比于老一代更强。【结论】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并为具备离农条件农民提供土地权利价值的实现通道。

农户承包地“小田并大田”改革中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小田并大田”是针对现实中承包地细碎化问题而实施的改革措施,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和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益意义颇大。但“小田并大田”改革也面临着土地权属、流转合同、流转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法律风险。为确保“小田并大田”改革在法治轨道内进行,并最大程度化解法律风险,应着重从法治底线和疏解路径两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应当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集体成员权益的基本法治底线;另一方面,应当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依法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确保集体成员公正合理地分配集体收益并构建多元化的承包地纠纷解决机制。

农地产权再造:路径与形态

围绕为何农地产权经“两权分离”后还需再造的议题,该研究从比较基于市场交易和无偿分配的两种“两权分离”形式入手,剖析了农地“三权分置”的本质、困境及优化路径,探讨了农地产权可能的终极形态。研究表明:①“两权分离”的形式决定了农地产权的变迁路径。通过对比城市土地产权和农地产权在“两权分离”形式上的差异,可以发现,基于市场机制的“两权分离”无须进一步的产权细分,而基于无偿分配的“两权分离”却需产权再造。因此,农地“两权分离”的症结不在于权利分离的架构,而在于权利分离的形式。②虽然“三权分置”能降低产权不稳定的危害,并使产权交易不再封闭,但是建立在土地流转基础上的“三权分置”面临流转合约不稳定和产权主体多重的治理难题,导致流转型土地经营权难以发展成物权性质的产权,并造成承包权与经营权间的分置不彻底。③短期或局部来看,农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需要适应流转合约不稳定的阶段特征,应赋予流转型土地经营权有限权能。长期而言,可通过改变经营权流转的组织形式,或变换“三权分置”的产权交易形式,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置,促进土地经营权物权化。④如同基于无偿分配的“两权分离”只是农地产权的早期形态,“三权分置”也可能是农地产权在特定阶段的形式,农地产权最终可能演变为基于市场机制的“两权分离”。一种可能是通过土地承包权的市场化改革迂回到基于无偿分配的“两权分离”,另一种可能是基于市场机制直接从集体产权中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资产收益养老:农民补充养老收入的新路径——基于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案例分析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收入不足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调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作为土地资产建设的一条新兴路径,在为农村老人补充养老收入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农民可通过让渡其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来换取一次性货币和社会保障补偿,将土地权益转化为养老收益,实现土地资产向财产性收入的转变。但这一资产收益养老路径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包括补偿资金的短缺、产业的发展和收益的不确定性让地方政府无法大力推广,以及捆绑式的退出模式和农民的恋土情结导致农民参与意愿不高。基于此,围绕“资产收益养老”这一逻辑主线,构建“唤醒资产—建设资产—补充养老”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重塑土地资产理念,建立农村老年人退出机制、建构多元共治机制、完善多元补偿机制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