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合同文书词汇的特点及价值——以清代合同文书为例

徽州合同文书中的词汇具有词语种类丰富、地域方言俗语词多、模式化词语及套语丰富、词语书写不规范、形体不固定、量词丰富且具有独特性等方面的特点。徽州合同文书在语言方面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徽州语言词汇面貌及词汇演变方式方法的考察。对独具特色的地域方言俗语进行研究,有利于徽州地域文化的挖掘。同时,文书中的词语在大型辞书的词目、语义及书证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建设性作用。因此,加强徽州合同文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近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设,同时能够为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献学等在研究上提供帮助,也可以为深度解读徽州历史文化提供帮助。

文献、读书人与宗族:明清徽州婚姻缔结礼仪的建构与实践

明代以降,国家礼仪下移,但如何使其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契合,并内发地开展礼仪建构与实践,能够在形成稳定体系后被地方民众持续执行与坚守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探讨文献、读书人以及宗族等在徽州地区婚姻缔结礼仪建构与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更好地理解“礼制下行”至地方之后,民间为实现与国家礼制的“恰当对接”而进行的自我调节以及国家礼仪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抵牾、调适与融合的动态过程。

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

分家阄书系诸子均分制度下民间家产分析所订立的格式契约文书。分家意味着分房。分家析产之后,财产上的众存共业颇为常见,法权上的分析而不另立户籍普遍存在,产业交易上的亲邻优先权相沿成俗,明清徽州民间个体家庭之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并且,明清徽州民间存在女承父产乃至诸女均分家产等分家模式。分家析产不断孕育家庭这一基本形态,对于不同层次的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涉林契约文书初探

徽州文书是研究徽州社会历史重要的、直接的文献。徽州地区多山少田,自古以来林业资源丰富。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林业生产和林业贸易等活动更加活跃,这些林事活动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契约文书中都有所反映。对明清时期徽州契约文书做简单分类,对涉及到林业的部分代表性契约文书进行初步分析,借此对从文献角度研究我国林业史以及林业区域史提供一点启发。

明清徽州文书中所见的招赘与过继

招赘与过继是家庭延续出现断裂环节时常用的实现香火传承的两种基本方法。在明清徽州文书中,有关招赘和过继的契约不乏,解读这些文献,有利于我们认识徽州社会的家庭观念、招赘与过继的方式以及社会影响。

论清代徽州禁约合同——兼议与禁约告示、禁约碑之区别

中国古人习惯于用合同的方式来解决各种财产纠纷和社会矛盾。禁约合同是古代合同类型之一种,多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禁止盗窃、禁止砍伐树木、保护荫木来龙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部分禁约合同,由于请求官府支持,而转化成禁约告示、禁约碑,约束范围扩大、效力上升,已可视为乡规民约。禁约合同本身没有外部约束力,其内部约束力是传统合同"信"价值的表达。禁约合同是私人间由于财产的共有或公有产生一种调和权利纠纷的自发秩序,也是地缘社会维护生活安宁,将一些陋习予以禁止,共同约束自身和抵御外来侵犯的约定。然而,从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等的整个体系来看,禁约产生和运行是需要外部保证的,这种外部保证就是国家法或官方的支持。据此,禁约合同才能发挥基层社会调和权利纠纷的作用。

论清代徽州禁约合同——以俞藏48件徽州禁约文书为中心

禁约合同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禁止盗窃、砍伐树木、保护来龙与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其适用领域广泛,类型多样,订立主体多为宗族、会社以及数姓的联合;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为禁止、惩罚等强制性规范。对违禁行为进行私力救济或"呈官究治",保证了禁约合同效力的实施。作为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禁约合同在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

明代以来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虽然清代徽州民间和官方采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但棚民开发在清代却长期存在。文章从契约和民生的角度分析认为,政府对契约法律效率的承认,百姓的生存以及谋利的需要,是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难以驱禁的两大重要原因。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契名考校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钰欣和周绍泉先生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为徽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实属功德无量,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王、周二位先生整理契约文书的过程中,在立契人姓名、立契时间、契约内容等方面仍有些讹误和不足之处。本文对这些错误和不足进行逐一考校,恢复徽州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为徽学研究提供精确的文本。

《乾隆十六年黄炽等立阄分合同》所见徽商典当资本研究

《乾隆十六年黄炽等立阄分合同》是研究明清徽商典当资本的宝贵资料,但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笔者依据文书内容,对清乾隆年间徽州黄氏典商家族中黄炽兄弟析分典当资本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就黄氏典铺的资本规模与资本增殖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关结果有助于深化人们关于徽商典当经营具体情况的认识。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明清徽州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

明清时期,契约关系广泛而深入地渗透于徽州民间社会。而维系契约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法律和官方强制是支撑契约关系的根本,宗族规法以及藉之维系的伦理秩序是规范契约实施的重要方面,中证参与和证信是契约关系成立的必要前提,罚银、罚戏、神咒以及公众舆论等民间习俗性手段亦有效地制约了违约行为的发生。

徽州契约文书方言俗语词辑释

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含有大量的方言俗语词,具有重要的词汇学、方言学、辞书学价值。本文运用辞例归纳法,考释徽州契约文书中21则方言俗语词,补充《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失收的词条和义项。

论清代乡村公共秩序的形成与维护——以新出徽州禁约合同为视角

禁约是清代乡村社会为保护风水、山林资源、生态环境和公益设施而公同议定的带有强制性规范内容的民间自治规约。从禁约合同的议定来看,乡村公共秩序的形成主要是在宗族、乡绅、地保、文会、乡约、会社等地方权威人物或组织的倡首下,由血缘和地缘范围内的民众公同讨论、集体协商后,通过特定仪式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合村或合族公议的禁约规条涉及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信仰、生产、生态、公益、治安等公共秩序的诸多方面。乡村公共秩序的维护主要有赖于民众的力量对违禁者实施精神或物质性的惩罚,必要时借助于官府的权威,从而在官民互动中达致一种结构上的均衡。以禁约合同为代表的自治性规约与私人契约、国家律例共同绘制出一幅清代基层社会法律秩序的整体图景,对当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具有借鉴意义。

民间习俗与传统契约信用的维系——以明清徽州为中心

"官有律令,民从私约",我国民间契约的行用由来已久,而维系契约关系的力量除了国家法、宗族法等成文法之外,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民间范畴内的习俗予以支撑。在明清徽州契约关系中,通过殷实担保、凭中立契、罚银罚钱、鸣锣罚戏、诅咒盟誓等习俗性手段维系契约信用颇为常见,从而藉助公众场合、公众舆论以及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保障契约实施。

徽州契约文书“力分”释义考辨

在徽州契约文书中,"力分"一词频繁出现,书写形式多样。根据契约文书内容,其义有二:一是山场内的收益,通常指出佃后山场内的收益;二是山场承佃之人,相对于山场主人"力主"而言。

徽州契约文书校读释例(二)

将前贤在整理和研究徽州契约文书时因忽视语言文字问题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语言文字讹误,加以归类整理,并进行考释、校正,恢复徽州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

徽州契约文书的语言特色

徽州契约文书在语言的使用上有独特之处。在书写上常常以谐音字代替本字,书写多俗字。在词语的使用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性,反映了契约的时代特征。徽州契约文书的语言同时体现了强烈的徽州地域特色,是徽州方言的真实记录。

徽州契约文书语词例释

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含有大量的方言口语词,具有重要的词汇学、方言学、辞书学价值。运用辞例归纳法,考释徽州契约文书中24则方言口语词,补充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失收的词条和义项,并为近代汉语词汇、徽州方言等研究提供参考。

明清徽州民间社会的契约经济

在徽州民间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以土地转让为基本内容的契约是贯穿徽州民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线,此类契约并以此为端点,辐射于徽州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契约经济。维系徽州契约经济发展的社会构造是多方面的,国家法律与地方宗族法规是规范契约经济的根本,信任是契约关系成立的前提,惩罚是契约关系维系的保障。这三重构造之间不断的调适、融合,对徽州民间财产流转的活跃,矛盾的化解,社会的稳定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使徽州民间契约经济在明清时期得到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