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language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a clear comprehension and discernment of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the languageplanning field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and differences from innovation and change.It focuses on five aspects:a new language policyadopted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the status of classic Chinese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new vernacular in modern Chinese;the ori-gins of new vernacular;the problem that appeared alongside the new vernacularand the influence of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oci-ety and in education area.

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路径探究

随着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实证转向,语言政策民族志所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越来越得到国际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重视。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尚未在我国得到充分关注。文章厘清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方法及应用,阐述语言政策民族志对语言规划学科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的3点建议:一是培养本土文化意识,将研究置于地方历史文化中进行阐释;二是积极探索替代性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会话资源;三是坚持中国立场,保持批判性反思,以期为探究适用于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国语言管理思想的历时演进

西方学者认为,语言规划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还应包括基层及个体自下而上的行为,后者同样重要,也可以影响语言的现实应用。因此,他们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语言管理这一概念。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重视语言的规划管理工作,尽管没有提出语言管理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却有着朴素的语言管理思想,推动我国的语言文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文从语言管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出发,简要回顾了我国古代、近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管理工作,发现语言管理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古代主要以官方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为主,参与主体较为单一;近代语言管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性增强,基层声音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语言管理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管理并重,从组织语言管理逐渐向和谐语言管理、生态语言管理的方向迈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政策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科学技术组织,自成立之初就认识到术语的重要性,积极支持术语学活动。从术语政策文件和术语工作机构来考察,其术语政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探索期(20世纪50~60年代)、发展期(20世纪70~80年代)和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3个阶段,其间出台了一系列术语政策文件,成立了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和国际术语网(TermNet)等国际术语工作组织。回顾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政策具有逐步发展成熟、重视国际传播、重视术语工作机构建设、缺乏强制性等特点;展望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政策呈现系统化、常态化、专业化、深度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构建国家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在术语领域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如探索建立国际性术语机构或二类机构的可行性、推进术语国家标准及国际标准的制定、引导和加强术语政策研究等,推进中国术语事业高质量发展。

多元文化背景下澳大利亚汉语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移民历史悠久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并颁布多项语言政策以改善语言环境。在梳理澳大利亚汉语语言政策与汉语生态的历史演变基础上,以霍恩伯格(Hornberger)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综合理论模型为指导,分析澳大利亚三份官方语言政策针对汉语的规划方式,并以孔子学院为例探究当下汉语生态特别是汉语教学的困境。研究发现,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澳大利亚汉语语言政策较全面地参考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且总体趋向于对语言经济价值的重视,汉语生态呈现不断经济化的态势。语言教育在汉语语言规划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政治诉求已成为当下影响汉语教学的重要因素。

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建设的进展与前瞻

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是在对中国语言状况、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治理实践经验进行整体性、规律性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性知识体系,旨在促进对中国语言生活的深入理解和有效治理。文章梳理近16年来中国语言国情研究文献,聚焦中国语言国情研究的学术组织、基本内容、学科范畴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中国语言国情研究发展呈现阶段性和跨学科特征,然而目前国内研究存在语言国情学理外延不足且研究主题分散等问题。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中国语言国情研究的理论体系,优化其研究方法,拓展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以推动和优化未来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建构。

国内外关键语言教育研究综述

“关键语言”概念源于20世纪50年代,于2006年引入我国。近年,国内外学界陆续开展关键语言教育研究。文本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分析工具,对国内外主流数据库中关键语言教育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关注实证性与思辨性研究,且主要围绕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及实践项目展开,包括宏观目标、实施对策、实践准备、实践项目、实施效果及评估反馈等,但目前理论建树较少。国内以论述性和思辨性研究为主,大多为基于文献的宏观性研究,或是结合他国经验的思辨性研究。总体而言,国外关键语言教育起步较早,实证性研究较为丰富,而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少。今后我国应加强实证性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和语情,推动国内关键语言教育研究向本土化方向发展,并提升理论深度。

作好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助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任东升教授专访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高职外语教育政策演进及发展规划研究

语言教育规划对语言教育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在厘清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概念的基础上,阐述库珀的“八问方案”,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高职外语教育政策的演进以及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以《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颁布为契机,科学规划高职外语教育的建议。

国内语言规划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语言规划事关国家、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目前处于从社会语言学向语言社会学过渡阶段,近年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显露出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的趋势。基于CiteSpace分析探讨国内2002—2021年语言规划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期刊分布、发文机构、主题词共现与聚类分析、作者分析及其合作关系,有助于获得对该项研究全面客观的认识。研究发现,国内语言规划研究存在实证研究薄弱、理论意识淡化、研究发展不均衡、前沿研究滞后等问题。未来需要加强实证研究,拓宽理论视野,扶持薄弱地区,跟进研究热点,建构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体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服务于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语言规划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从话语阐释到话语规划:语言政策研究的话语路径

从话语视角看,近70年来的语言政策研究可以分为4个阶段:话语阐释、话语批评、话语互动和话语规划。其中,话语阐释是一种实证性话语叙事,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政策现象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话语批评更多涉及语言意识形态、权力和不平等问题,认为语言政策并不中立,而是为了维护主流群体的利益,应该寻求针对语言权利的补偿措施;话语互动认为语言政策是“多声部”的,政策的制定、传播和实施都涉及话语协商和利益博弈,政策主体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援用”政策话语,导致语言政策的“再语境化”;话语规划认为“政策即话语”,语言政策进程就是塑造、指导和影响人们语言观念的话语操作进程,其核心问题是确定哪些语言问题应受社会关注,哪些语言理念应写入政策文本之中,哪些意识形态应作为社会共识而传播,哪些政策话语在本地化过程中落实为具体措施。美国“英语促进会”(ProEnglish)致力于推动官方英语立法,这一机构的语言政策包括5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注意、创制、传播、援用和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流程模式,呈现出明显的话语规划特征。

语言国情调查的基本类型与体系构成

语言国情调查是语言决策的基础,在语言规划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文章在分析国内外语言调查案例的基础上,对语言国情调查的目标、内容、体系以及调查方案等基本问题作了讨论;概括了国内外语言国情调查的4种基本类型:人口普查中的语言调查、大规模语言专项调查、标准化语言评估以及专题性语言调研;并根据语言调查数据的分类,尝试构建语言国情调查的层级体系。

语言政策能动性的实在论路向——理论、框架与方法

语言政策能动性的实在论路向是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新发展。为探究这一研究范式,对实在论路向的理论基础进行介绍,并尝试将实在论路向的能动性研究模型与语言政策行动研究法相结合,开展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案例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模型对能动性变量关系的研究。

从普通话推广看语言地位、形式与身份安全规划

通过Kaplan和Baldauf“语言规划目标理论框架”对普通话推广政策进行分析,在语言安全规划理论基础上构建语言地位、形式与身份安全规划分析框架,对推普过程中出现的方言政策进行讨论。研究发现:(1)推普政策能够从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层面进行解读,能较好地分析各项具体政策的目的。(2)语言安全规划应当考虑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在推普过程中应当对方言予以保护,从普通话和方言的地位层面、词汇语音和语法体系层面、习得和声誉规划层面进行合理规划,提高普通话地位的同时保护本地方言文化。将推普政策和方言政策研究结合,进行普通话政策的语言政策规划目标分析和方言政策的语言安全规划分析,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相关理论的实践提供参考。同时尝试构建语言安全规划分析框架,以期更好地理解并执行相关政策。

城中村语言景观建设风貌三维透视与思考

以Trumper-Hecht提出的语言景观三维分析模型为理据,选取合肥市卫岗、十里店、桃花园三大社区下辖的城中村为语料采集范围,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从实体维度、政治维度和体验维度对城中村语言景观的建设风貌进行三维透视。研究发现,城中村居民的语言生产活动随意性较强,缺乏地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指导;城中村当前的语言景观建设格局未能充分体现对居民主流意识形态培育的关怀;城中村内部和外部的语言生活相对独立,缺乏深度交集,不利于构建和谐融通的国际化语言环境。鉴于此,从治理语言环境、培植主流意识形态、建立三方联动合作机制三个层面提出应对方略,旨在为地方政府制定、修订或完善语言政策与规划提供依据,为其他地区治理城乡语言环境,创建和谐共荣的语言生态提供参考。

阿尔及利亚塔马齐格特语的地位规划研究

阿尔及利亚1962年独立以来,塔马齐格特语的地位问题一直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本文基于豪根理论的语言地位规划模式,论述了阿尔及利亚政府自2002年以来施行的塔马齐格特语的地位规划路径,分析其现实困境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当前,塔马齐格特语的多样性使平衡各层级语言需求的问题成为优化地位规划的突出挑战,滞后的本体规划和语言管理机制的不完善都严重牵制了地位规划的持续推进。对塔马齐格特语的社会功能进行更清晰的定位成为地位规划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

法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实践——由紧到松的政策变迁

语言政策指国家通过立法或者政府调节手段用来鼓励或阻拦使用某一语言或某些语言,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与管理,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语言政策有宽/紧之别,宽松的语言政策有利于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而严紧的政策可能危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本文对法国的语言政策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其政策变迁的原因及效果,为我国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寻找启示。法国严紧语言政策为法国的民族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导致部分民族语言处于濒危境地。当前,法国一方面试图抵御英语的冲击,另一方面采用相对宽松的政策保护其遗产语言。

语言文字工作稳步发展的60年

本文试图对60年来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做比较系统的总结,反思和探讨不同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同时展望未来的语言文字工作。文章认为,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总体上是稳步发展的,实行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执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是正确、积极、稳妥的,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发展变迁及其动机分析

澳大利亚作为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其语言政策经历了放任、同化、多元、优先化四个发展阶段。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之一就是动机研究,语言政策的动机具有复杂、多维、动态的特点。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有着交际、工具、认同、危机感、平等、经济等动机。语言政策动机研究尚不深入,建议对每一个国家语言政策动机进行分析,再总结语言政策动机的种类、层次、系统。

关于我国目前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思考

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关系到我国教育工作的全局。本文结合我国目前外语教育的现状,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外语教育政策的回顾以及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对比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了我国目前外语教育中存在的四对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