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language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a clear comprehension and discernment of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the languageplanning field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and differences from innovation and change.It focuses on five aspects:a new language policyadopted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the status of classic Chinese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new vernacular in modern Chinese;the ori-gins of new vernacular;the problem that appeared alongside the new vernacularand the influence of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oci-ety and in education area.

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路径探究

随着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实证转向,语言政策民族志所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越来越得到国际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重视。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尚未在我国得到充分关注。文章厘清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方法及应用,阐述语言政策民族志对语言规划学科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的3点建议:一是培养本土文化意识,将研究置于地方历史文化中进行阐释;二是积极探索替代性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会话资源;三是坚持中国立场,保持批判性反思,以期为探究适用于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提供借鉴和参考。

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能动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语言政策与规划(LPP)中的能动性研究已成为该学科的关键议题之一。本文依据研究导向和议题的发展脉络,将LPP的发展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语言生态观和语言资源观,并剖析各阶段能动性研究视角的演变轨迹。能动性研究主要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生态理论、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和实在主义社会论的多元视角,通过民族志和话语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并结合量化分析工具进行主题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议题涉及客观世界与能动性的交互作用、语言教育中多元主体的能动性、语言选择和语言保持中的能动性以及语言景观中的能动性等诸多方面。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拓展LPP能动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深化集体能动性的相关研究,并特别关注中国特定语境下能动性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政策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科学技术组织,自成立之初就认识到术语的重要性,积极支持术语学活动。从术语政策文件和术语工作机构来考察,其术语政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探索期(20世纪50~60年代)、发展期(20世纪70~80年代)和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3个阶段,其间出台了一系列术语政策文件,成立了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和国际术语网(TermNet)等国际术语工作组织。回顾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政策具有逐步发展成熟、重视国际传播、重视术语工作机构建设、缺乏强制性等特点;展望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政策呈现系统化、常态化、专业化、深度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构建国家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在术语领域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如探索建立国际性术语机构或二类机构的可行性、推进术语国家标准及国际标准的制定、引导和加强术语政策研究等,推进中国术语事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语言管理思想的历时演进

西方学者认为,语言规划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还应包括基层及个体自下而上的行为,后者同样重要,也可以影响语言的现实应用。因此,他们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语言管理这一概念。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重视语言的规划管理工作,尽管没有提出语言管理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却有着朴素的语言管理思想,推动我国的语言文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文从语言管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出发,简要回顾了我国古代、近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管理工作,发现语言管理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古代主要以官方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为主,参与主体较为单一;近代语言管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性增强,基层声音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语言管理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管理并重,从组织语言管理逐渐向和谐语言管理、生态语言管理的方向迈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语言政策研究的面向及范式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政策经历了从语言发展工具观逐渐走向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再经语言文字工作法制化建设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强化共同体认同为目标的语言服务与能力建设。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地区语言政策一直并行发展着,后者所显现的区域性语言政策演进与特征、语言教育实践、家庭语言实践、语言生态等研究趋向,反映了民族地区语言政策的特殊性、调整性。在研究基本脉络中,着眼于政策制定实践、认同两类研究范式,研究视角于区域与主体层面的延伸,及民族志范式的吸纳,为我国民族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多元文化背景下澳大利亚汉语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移民历史悠久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并颁布多项语言政策以改善语言环境。在梳理澳大利亚汉语语言政策与汉语生态的历史演变基础上,以霍恩伯格(Hornberger)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综合理论模型为指导,分析澳大利亚三份官方语言政策针对汉语的规划方式,并以孔子学院为例探究当下汉语生态特别是汉语教学的困境。研究发现,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澳大利亚汉语语言政策较全面地参考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且总体趋向于对语言经济价值的重视,汉语生态呈现不断经济化的态势。语言教育在汉语语言规划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政治诉求已成为当下影响汉语教学的重要因素。

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建设的进展与前瞻

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是在对中国语言状况、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治理实践经验进行整体性、规律性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性知识体系,旨在促进对中国语言生活的深入理解和有效治理。文章梳理近16年来中国语言国情研究文献,聚焦中国语言国情研究的学术组织、基本内容、学科范畴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中国语言国情研究发展呈现阶段性和跨学科特征,然而目前国内研究存在语言国情学理外延不足且研究主题分散等问题。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中国语言国情研究的理论体系,优化其研究方法,拓展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以推动和优化未来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建构。

语言安全的国家性:内涵、价值与实践进路

语言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基石,因而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语言安全日益受到关注,研究人员和研究角度不断拓展,专注于国家性视角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具有深刻的指导与借鉴作用。本文从“国家性”这一政治学视角出发,阐释语言安全国家性的内涵,从维护语言本体安全、提高国家语言能力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语言安全国家性的价值向度,进而提出了实践进路。研究表明,语言安全和传统安全同样重要,实现国家语言安全应提高公众的认同感,完善语言政策与规划体系,并着力构建语言安全学科体系,培养高素质的语言安全人才。

国内外关键语言教育研究综述

“关键语言”概念源于20世纪50年代,于2006年引入我国。近年,国内外学界陆续开展关键语言教育研究。文本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分析工具,对国内外主流数据库中关键语言教育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关注实证性与思辨性研究,且主要围绕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及实践项目展开,包括宏观目标、实施对策、实践准备、实践项目、实施效果及评估反馈等,但目前理论建树较少。国内以论述性和思辨性研究为主,大多为基于文献的宏观性研究,或是结合他国经验的思辨性研究。总体而言,国外关键语言教育起步较早,实证性研究较为丰富,而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少。今后我国应加强实证性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和语情,推动国内关键语言教育研究向本土化方向发展,并提升理论深度。

法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实践——由紧到松的政策变迁

语言政策指国家通过立法或者政府调节手段用来鼓励或阻拦使用某一语言或某些语言,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与管理,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语言政策有宽/紧之别,宽松的语言政策有利于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而严紧的政策可能危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本文对法国的语言政策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其政策变迁的原因及效果,为我国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寻找启示。法国严紧语言政策为法国的民族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导致部分民族语言处于濒危境地。当前,法国一方面试图抵御英语的冲击,另一方面采用相对宽松的政策保护其遗产语言。

语言文字工作稳步发展的60年

本文试图对60年来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做比较系统的总结,反思和探讨不同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同时展望未来的语言文字工作。文章认为,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总体上是稳步发展的,实行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执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是正确、积极、稳妥的,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我国目前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思考

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关系到我国教育工作的全局。本文结合我国目前外语教育的现状,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外语教育政策的回顾以及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对比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了我国目前外语教育中存在的四对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发展变迁及其动机分析

澳大利亚作为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其语言政策经历了放任、同化、多元、优先化四个发展阶段。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之一就是动机研究,语言政策的动机具有复杂、多维、动态的特点。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有着交际、工具、认同、危机感、平等、经济等动机。语言政策动机研究尚不深入,建议对每一个国家语言政策动机进行分析,再总结语言政策动机的种类、层次、系统。

语言规范化的时代必要性及须重视的若干关系

在当今的时间方位上,语言规范化还需不需要做、能不能做、应该如何做?文章从语言的本质功能、网络语言生活、海外华人语言生活、国际语言生活、语言智能的发展等方面论述了语言规范化的时代必要性,并就“强制性”与“示范性”、“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稳定性”与“发展性”、“工具性”与“人文性”、“通用性”与“领域性”、“区域性”与“全球性”等6对关系,阐发了如何做好新时期语言规范化。

中国外语规划与外语政策的基本问题

外语规划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更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外语的地位、存在方式和传承条件与国内语言差别很大,外语规划因此需要特殊的原则和实施方法。中国外语规划的体系应包括4个基本方面:外语地位规划、外语功能规划、外语习得规划、翻译规划,在每个层面中都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中美语言政策和规划对比研究及启示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基本理论,就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作较详细的对比,对比主要从民族语言、外语和双语教育几个方面入手。对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特别是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语言规划的目标及规划者

通过对当今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中语言规划目标的理论构架以及有关参与语言规划过程的规划者的研究这两大重要问题的描述,探索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为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提供参考。

试论语言管理及语言管理研究

文章梳理了国际上语言管理研究的情况,结合中国社会语言生活,提出了语言管理概念,分析了语言管理、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语言管理的空间、时间效应,概括了语言管理研究的重点和特点,针对语言管理研究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语言安全分类及中国情况分析

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次分支,但语言安全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各类国家安全。语言安全除了具备国家安全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为了便于管理和研究,我们需要对语言安全进行分类:首先,根据国家的语源把语言安全分为内源性语言安全、外源性语言安全和双源性语言安全;其次,根据语言的地位和性质找出上述3类语言安全的客体;第三,根据语言政策的种类从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来分析上述各语言客体的具体安全内容。文章依据上述分类框架分析了中国的语言安全问题,且提出了针对这些语言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