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灯戏音乐的结构程式研究

川北灯戏是流行于我国四川东北部地区的一种民间戏曲,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获批项目。本文以川北灯戏的300多个剧目,100多个曲牌为研究对象,从结构程式的角度对川北灯戏的音乐进行了探究,以期一窥川北灯戏音乐的独特魅力。

“张灯”与“演戏”的合璧——论青海乐都元宵节灯会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

转九曲黄河灯、演九曲黄河戏是青海乐都七里店元宵灯节最重要的全体民众参与的民俗活动,可谓"张灯"与"演戏"的合璧。这两大民俗活动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民众的女神信仰。

花鼓灯抗战灯歌与国族表演场域的建构

花鼓灯抗战灯歌顺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需要,打破了日常表演以家园空间想象为主的惯常出场方式,致力于国族表演场域的建构。为此,国族意识包括疆域感、方位感、空间感等民族国家空间意识的强化成其为主要的价值取向。从场域学说角度审视抗战灯歌的国族表演场域的建构,既是对当代社会空间理论的积极呼应,也是深刻释读抗日战争时期花鼓灯灯歌艺术场域特征和文化表征的重要向度。

论陇南玉垒花灯戏的剧目分类

陇南邻接川、陕,特别是与最南的甘肃省文县与川陕交往频繁,文化的复合型特点明显。其地方戏剧"玉垒花灯戏",相较于秦腔和川剧,差异性特点突出,具有独到的艺术品格和表现形式,因而使其保持400余年的流变与发展,曾成为甘肃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地方剧种,现为甘肃省首批公布的非遗保护项目。其剧目方面形成了一个口传、活态的文化系统,对其研究和整理很有价值。其剧目分类主分文戏和武戏两个大类:文戏以唱工、做工为主,武戏以武工(武场面)为主;文戏一般显得精彩细腻,而武戏则热烈火爆。在该戏一部剧中,往往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随着情节推进,武戏和文戏有着顺畅的交替和混融,由此展现了玉垒花灯戏反映生活的显著能力。

四川苍溪灯戏的发展特点

苍溪灯戏是源于苍溪,流行在川北、陕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与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历了子子灯、架架灯、传统灯戏与新编灯戏并存三个发展时期,具有独特的艺术特点和风格特征。苍溪灯戏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寄寓了老百姓的意志与愿望,凸现着苍溪平民百姓特有的性格与情感。苍溪灯戏诙谐风趣、妙趣横生,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及学术价值。

湖南花鼓戏与傩俗渊缘考

湖南花鼓戏与巫傩习俗有着深厚的渊缘:人们在元宵节中表演舞龙、舞狮、打花鼓、唱曲等,用以祓除灾疫,祈求平安,这些宗教色彩浓厚的民间表演与歌舞是湖南花鼓戏的前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花鼓戏主要由童子妆扮故事演出,它是一种童子"沿门逐疫"仪式,明显具有古代侲童驱傩的痕迹。花鼓戏与傩戏均有驱傩的宗教功能,它们的表演者往往是同一套人马;花鼓戏的演出剧目与音乐唱腔不少源自傩戏,这是二者同源异流关系的表征。

湖南民间音乐的特性和价值

湖南民间音乐主要有六种形式:湖南花鼓戏、民歌、戏曲说唱、劳动号子、花灯、革命歌曲。从湖南花鼓戏代表作《刘海砍樵》、民歌代表作《八幅水彩画的回忆》、革命歌曲代表作《欢送红军歌》等可以看出,其音乐特性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又带有丰富的现代元素,旋律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湖南地域特点;对这些音乐形式、音乐作品进行传承和保护,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论陇南玉垒花灯戏的形成与当代化改造

陇南玉垒花灯戏创制的主观动因是还愿三官庙,创制方法是把湖北孝感、四川酉阳一带流行的秀山花灯和本地耍灯、民歌小调结合在一起,配以唱词和简单情节,形成了玉垒花灯戏,其道白、曲调、唱腔保留着浓郁的"川味",在不同历史发展期呈现不同的特点。袁应登及其后人建立了业余花灯戏班组织,固定演出时间,代代相传,经过不断完善,使其绵亘不绝,存留至今。玉垒花灯戏的当代化改造,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不同进程中,呈现出了新特点,其间曾经充塞过被动的"当代化"倾向,因其独特性一度形成全国影响,成著名地方剧种,"文革"时被迫停止活动,传统剧目遭禁演。改革开放初曾再放异彩,后渐呈寥落之势。近年来,它进入"非遗"保护视野,受到多方面关注。

玉溪花灯是民族杂居区文化交融的结晶

玉溪花灯经历了旧灯、新灯、"花灯之乡"品牌确立等发展阶段,它是滇中民族杂居区传统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是中原文化与玉溪当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与宗教习俗、舞蹈与滇剧及电影等姊妹艺术交融的结晶。

川北灯戏视觉化设计传播

川北灯戏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有鲜明的地域、历史和民俗文化特色,是川北代表性的戏剧文化资源。文章结合实践阐述如何以视觉化设计的方式解读和诠释川北灯戏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并突出表现其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

《红灯记》电视剧与新世纪红色文化重构

1990年代以来,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的热潮在当代中国涌起。红色经典回归潮流的涌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美学等多种因素。《红灯记》电视剧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改编的。与其他红色经典改编失败遭遇不同的是,《红灯记》的改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好评。因此,我们在探析红色经典改编热潮的文化心理的同时,重点讨论分析了《红灯记》改编剧的美学理念、艺术特色、人物形象,揭示出《红灯记》等红色经典改编所具有的赓续、传承与重构新世纪"红色文化"的多元艺术功能。

云南花灯艺术之管窥

随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领域的若干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像云南花灯这样的地方剧种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从云南花灯的历史发展过程、艺术特征、演出内容及其形式等方面分析花灯的发展趋势,并对花灯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具体而独特的看法。

白鹤梁题刻原址保护工程相关水下技术研究

长江三峡库区的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采用"无压容器"的概念建造,是迄今世界上唯一的遗址类水下博物馆。基于现代水下工程应用技术的最新进展,论证了该工程水下环境条件下需要应对的关键技术问题;介绍了水下观测照明灯具和水下遥控摄像观察系统等技术设备的实验、设计及配置,讨论了水下设备系统可维护性及水下作业安全问题;提出了未来改进完善水下照明及遥控观察系统的建议与构想。

凤阳花鼓戏的正名、保护与研究现状

凤阳花鼓戏虽有过一时的辉煌,但整体来看,其发展的境遇一直并不太顺利。究其原因,既有它作为地方戏种艺术发展上的先天不足,也与政治经济环境忽视对它的保护和学界长期忽视对它的研究有关。社会上不少人(包括有的学者)以为"凤阳花鼓戏"就是"凤阳花鼓",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凤阳花鼓戏一旦灭绝,我们对整个"凤阳花鼓"的认识将会是片面的、肤浅的,以后也将很难认识伴随着整个"凤阳三花"所形成的凤阳花鼓文化。只有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才能为濒临灭绝的凤阳花鼓戏提出真正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与建议。

试论贵州花灯剧的非物质文化要素和传承思考

贵州花灯剧是贵州成形最早,传播最广的地方戏曲剧种,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贵州花灯是广大城乡群众喜闻乐见的"草根"艺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今这一"非遗"濒临消亡、失传,亟待抢救和保护传承。

传统戏剧类“非遗”群体传承研究——以昆明民间花灯剧团为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群体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数量庞大而默默无闻的民间传承群体以集体身份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传承之中,以群体合力稳固着"非遗"所根植的土壤,以文化自觉意识推动着"非遗"的传播发展。作为"非遗"特殊门类之一的传统戏曲,其天然蕴含着鲜明的群众属性,这既表现在传统戏曲艺术以"群体表演"为基础的创作演出模式,也反映在传统戏曲艺术中表演群体与观众群体所形成的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戏曲观演系统。由此需要剖析群体传承在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传承中突显的主体意识和场域特征,反思当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中的"群体"缺失现象,在"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思想指导下为传统戏剧类"非遗"的活化传承实践提供参考。

川北苍溪灯戏之艺术风格透视及现状分析

苍溪灯戏艺术文化在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化冲击下面临困境,需要传承和弘扬这种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了解苍溪灯戏这一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小戏,感受苍溪灯戏艺术的悠久的历史、独特艺术风格和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借助现代网络、新闻媒体等宣传工具进行大胆的创新改革,与市场接轨,创建一体化的旅游文化娱乐公司,全方位、多渠道对苍溪灯戏艺术文化进行宣传、改革,使苍溪灯戏艺术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论凌濛初的杂剧《宋公明闹元宵》

凌濛初是明代著名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戏曲家,但很少有人对他的戏曲作品进行研究。 本文对他的杂剧代表作《宋公明闹元宵》展开初步分析,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关于玉垒花灯戏保护传承发展的几点思考

玉垒花灯戏是融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承载着一代人的精神,是当地人民群众创造并享用的宝贵精神财富。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玉垒花灯戏作为一种地方戏曲形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加强玉垒花灯戏的保护传承,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县乡村三级政府的合力支持与鼓励,发挥当地群众的主体作用,创作优秀剧本,设计唱腔、健全演出长效机制,进一步使玉垒花灯戏的保护、传承系统化规范化。

解析现代京剧《红灯记》的融入式创新

国内学术界对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研究主要是将其置于整个文化学语境中,抑或在艺术形态领域对其个别唱段进行探讨,而运用美学理论对其进行研究时,则更多地将视野放宽到整体现代京剧上,而鲜有对该剧进行细致的个案分析。本文从美学的视角,采用实证的方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辨方式,探寻该剧音乐布局的形式美构成的主要因素,即融入新鲜语汇的创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