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贾岛现象与“晚唐体”

"贾岛现象"体现了一个时代末期大众诗人的创作心态,其创作趣尚集中体现为不染尘念的孤寂情怀和清新尖巧的艺术锤炼。这种创作趣尚影响了北宋初期的文学,但北宋初期的"晚唐体"却不等同于晚唐诗风。北宋初期的时代特征与晚唐有着质的区别,北宋初期的"晚唐体"作家的精神面貌也不是苦闷孤寂。不能把"晚唐体"简单地视为承袭晚唐诗风,它是唐诗向宋诗过渡的必然结果。

论晚唐体与西昆体的渊源与离合

晚唐体与西昆体同列宋初三体,传统上被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体式、两个流派。然而,在宋初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西昆体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晚唐体诗学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要考察宋型诗理念与范式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先捋清两者之间的渊源离合。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论废名新诗观与“温李”晚唐诗风

废名以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词为参照建构了他独特的新诗理论话语体系。通过对温李诗词"内容"的发现,废名反思初期白话诗语言观,提炼出"诗的内容"新诗观念的基本内涵,并发掘古典诗歌含蓄深隐的一脉,引导读者接受从"读诗求懂"向"读诗求美"方向转变。针对当时白话诗枯涩单调的问题,废名在对温庭筠词的个性解读中发现了其幻想特质、视觉化和"立体"性意境营造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对李商隐诗歌"借典故驰骋幻想"的分析,废名又试图为新诗用典寻找可供参照的先例,建构新诗用典的理论基础。废名还从审美形态方面挑战传统"雅正"文学观,推崇晚唐诗中感伤缠绵、朦胧迷离的"美丽的悲哀"。废名对温李晚唐诗风的独特阐释,为现代新诗化用古典传统提供了一条创造性的路径。

林逋是否属于“晚唐体”诗人——从七律创作看林逋的诗风及身份归属

林逋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北宋初期"晚唐体"最杰出的一位诗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林逋的七律数量多于五律,且在创作上呈现出与寇准、赵湘等典型的"晚唐体"诗人截然不同的特征。他的七律在内容上多着眼于身边事、眼前景;风格清新孤峭、"平淡邃美";用典化俗为雅;讲究炼字、炼句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更像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并已具有典型的宋诗特质,对宋祁、梅尧臣、黄庭坚乃至整个江西诗派的七律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晚唐两大诗派诗人文化心态

盛世剧变下的晚唐诗人群体也发生了分化,大体可分穷寒、绮艳两大诗派。通过对两派诗人心态的分析,揭示穷寒、绮艳两派诗人具有的济世补天、怀旧伤时、避祸空幻、援佛道宗儒等共同特征。晚唐诗人心态的嬗变对晚唐及其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河西边塞诗史论

唐代河西地理位置独特,战略地位重要。河西边塞诗独具地域特色和审美价值。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高适、岑参、王维、王昌龄等都曾亲历河西边塞,创作了大量的河西边塞诗歌,抒写了他们对唐代河西边塞自然地理环境和河西边战、边患等问题的认知。初盛唐河西边塞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语言质朴遒劲,格调雄浑高昂,境界雄奇阔大,抒发保疆卫土的爱国责任感。中晚唐时期,河西逐步沦陷吐蕃,河西边塞诗歌充溢着悲愤情感。

晚唐薛逢诗歌艺术风貌初探

晚唐诗坛,苟臻妙境,各自成趣。薛逢是晚唐诗人之一,后人多言其诗歌意态轩举,笔力亦健,在一众清峭枯寂中如置黄钟大吕,于晚唐鲜少见之。陶臣诗题材内容广泛,涉及宫廷宴会、山水优游、田园乡村等。语词流宕,继乐天之清浅;镂玉雕琼,复承温李之华赡,呈现出中晚唐诗人的群体性特征。此外,薛逢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才学优赡,得中高第,然始终官居末流,形成矛盾复杂的创作心理。其诗多以雄浑劲健为主,间有平和放逸之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意境在他身上得到交融与统一;加以其独特的个人际遇,呈现出情韵激切、文辞朗丽、意境邈远的诗歌艺术风貌。研究薛逢诗歌对研究晚唐中小诗人创作特色及晚唐诗坛多元艺术风貌,具有独特的意义。

晚唐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兼谈《二十四诗品》的“正”“奇”理念与诗学意义

政治乱象导致了晚唐的经学困境。承接中唐而来的援佛入儒之举直接促发晚唐经学对心性之学的融摄。晚唐经学济经于心进一步促进宋明心性观的成型。晚唐诗歌美困苦吟,总体呈现出凉暗沈隐的风貌。但《二十四诗品》融承三教思想且兼采"执正驭奇"之诗学观,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

论中晚唐文人词渐兴之内因

文人词之所以能在中晚唐走向兴盛,虽与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有很大的关系,但主要是文学自身不断发展演进的内因造就的。诗歌在盛唐时期极度兴盛至中唐以后难以为继,为词体的渐趋兴盛创造了契机;中唐之后诗体的词化趋向为文人词的发展兴盛铺就了一条便捷的可供借鉴之路;词体之渐兴也是其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论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对江西体与晚唐体的调和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中有调和江西体和晚唐体的内容,为有识之学者所公认,不无遗憾的是,学者们对此问题均未能展开论述。在江西体和晚唐体弊端显现于诗坛之际,白石学之而皆对其不满,左归右箴,以矫其失;调和两派,以为己用。无论是白石的诗作还是词作,皆能出入于江西与晚唐之间,以晚唐之韵致挽江西之拗涩,以江西之刚健救晚唐之浮滑。在南宋诗歌大体上以非江西体则晚唐体面貌出现于诗坛之时,白石能兼取江西体与晚唐体之特点入于创作实践之中,这也是江西体和晚唐体皆不能完全范围其诗歌特色的原因所在。

浅析宋初“晚唐体”的诗学渊源

宋初"晚唐体"一派诗人虽然普遍都有学习姚贾的倾向,但是他们的诗风与姚贾并不尽相同。毕竟宋初的文化背景和晚唐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宋初"晚唐体"诗人比起贾岛、姚合,他们的生活态度比较安贫乐闲,诗风和情趣比较冲淡闲逸。因此,"晚唐体"一派诗歌的艺术渊源,似乎可以从姚贾更进一步地向前推溯,上溯到韦应物、刘长卿甚而至于盛唐的王维、孟浩然。

河、湟归唐与晚唐诗歌研究

河、湟归唐是唐宣宗大中年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但触动士人产生生逢太平盛世的印象,进而将大中与开元、天宝盛世相提并论,盛情歌颂。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晚唐诗歌创作风格,推动晚唐边塞诗形成新的时代特征:第一,歌颂唐朝武功,以立功边塞为主题,抒发豪迈的情怀;第二,表现晚唐边境特定的风貌和将士戍边心声,描述了更多史实和诗人直观的感受,充满强烈的纪实性。以河、湟归唐为认识角度,说明的是特定政治事件比政治趋势更深刻地影响了晚唐诗歌的创作风格。

“晚唐体”诗歌研究述评

“晚唐体”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沿用很久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在唐代和宋代都存在着被称为“晚唐体”的诗歌。而研究者对“晚唐体”这一唐诗流派的界定是与对唐诗的分期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宋诗中的“晚唐”之风从宋初到宋末一直相沿不衰。对“晚唐体”与“晚唐诗”或贬或褒意味着诗坛风气和诗人审美追求的变化。因而,对晚唐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晚唐诗风对宋代诗坛影响管窥

宋代两次兴起晚唐诗风,一次在宋初,一次在宋末,中间则是代表宋诗面貌的江西诗风。一首一尾,看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但是这两次晚唐诗风在宋代诗坛复归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实则隐藏着由“道”向“技”再向“情性”转变的内在线索。宋初晚唐诗风对后来诗歌发展的影响侧重点在“道”,宋末则在“情性”,而“技”则是宋初晚唐诗风从“道”偏离的变态,又是宋末晚唐诗风复归于“情性”的契机。在宋代两次兴起的晚唐诗风的现象背后实则蕴含宋人的诗学观念、诗歌发展的历史规律与进步意义。

论“晚唐体”

宋人所谓“晚唐”,其时间范围基本指从咸通元年至唐亡;所谓“晚唐体”,本指唐末(咸通以后)诗歌的时代风格,体裁形式主要为七绝和五律,至宋末元初又特指贾岛姚合及永嘉四灵的五律诗。“晚唐体”的总体取径倾向是轻快有味,具体包括:重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擅长写景咏物,高者清深闲雅,下者清浅纤微。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晚唐体诗人师法广泛,尤重学习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晚唐体”阴影笼罩有宋诗坛三百年,许多宋人对于“晚唐诗”口头上痛砭,创作上模仿。

《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

《宋诗选注》重印时删去初版所选左纬其人其诗,其直接原因是入选作品中具有“贼”、“寇”等与时“违碍”的内容;而其深层原因则与钱锺书先生的宋诗观的一系列重要见解有关。他评左纬“能够摆脱苏轼、黄庭坚的笼罩”,“不摹仿杜甫”,“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确定其在宋诗体派史中的过渡地位。而这一地位的确定,主要以两组“贼”、“寇”诗为依据。删诗导致删人,遂使《宋诗选注》潜在的环环相扣的诗史链条,遭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