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论汉晋时期文章的集作形态

汉晋时期,文献以简牍为载体,文章有一长一短两种状态,长文书于简册,短文书于札牍。长文来源于分书于单简的零散资料,或作者构思的短句短章,作者将书于众简的资料集合串联,即构成长文或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缀合的,即集作。其中,材料靠辑集整合而成的谓之辑录体,以这种方式编撰的作品外表宏大,内里松散;奏议、书论等长文可称为创作体,语气完足,布局整密,无拼合组接之迹。集作的优势和弊端,都是由简牍书写条件造成的,可见文章规模体制与所用文献载体大有关联。从文献载体来解释汉魏晋初的文体、文风特征,可以揭示问题的根源,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国两晋服饰形制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三国两晋这一历史阶段,上接东汉,下接南北朝,三国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汉代的衣冠制度,汉代服饰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和继承;两晋时期“衣冠南渡”,把中原的汉魏常服带向南方并与南方的服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服饰文化体制。因此,南方体系下的祭服、朝服与北方体系下的常服文化相融合,为我国中古时期的服饰文化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连接汉魏衣冠与我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纽带,对后世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南江驿道的形成与发展

位于岭南地区的南江是广东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早在史前时期便滋养着生活在其沿岸的众生。自秦朝时我国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国家后,南江流域又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成为岭南地区驿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由于南江向北与连接岭南和荆楚地区的潇贺古道互通,其东部又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番禺,因而南江流域又成为了楚地与岭南连通之锁钥,以及拱卫番禺的地缘战略前沿。而在汉武帝收复岭南,开通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后,南江又成为了四方文化的交流汇聚之所,发源于云南地区的铜鼓文化自西向东传入该地,并借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向南辐射,扩散到海南及东南亚各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江流域继续担负着保卫岭南、守护广州的地缘战略职责。萧齐政权时期,西南二江都护的设立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央朝廷对该地的重视程度。也就是在中央朝廷对南江流域管控的持续加强下,南江流域与外界的联系性进一步增强,并逐渐发展成为连接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道。产自西亚地区的神兽忍冬纹饰金手镯和有着鲜明东魏—北齐时期特征的菩萨像,都一再证明南江驿道是对接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释东汉魏晋镜铭中的“羲”字

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铜镜中,有一常见套语作“众△主阳”,由于字形减省、讹变严重,一直以来未有定释。本文以字形为基础,结合此类铜镜的具体语境及纹饰特点,将其中的疑难字读为羲和氏的“羲”字,并对此句文意进行疏解。

以汉唐舞《踏歌》为例谈古代舞蹈形式“踏歌”的传承与发展

汉唐古典舞《踏歌》是北京舞蹈学院创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女子群舞,是编导孙颖先生通过参考文物中的舞蹈形象资料编创而成的,蕴含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形态。作品《踏歌》既是历史的综合形态体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古代审美在现代肢体语言上的创造性复现。本文以最初版的《踏歌》为基础,剖析其独有的时代审美特性及典型特征。并结合作品的传播,兼谈“踏歌”这一古老歌舞形式的传承与发展。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两汉魏晋时期的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及其格局

文章以《华阳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为基本史料,旁补及其他两汉魏晋史志,论述了两汉魏晋西南族群地理观的族群意向、文化意向、环境意向三个基本问题。以《华阳国志》政区为空间解析单位,基于如上三个方面的论述,结论将两汉魏晋西南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划分为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不含史料不详或缺载郡)四种类型。文章同时发现:两汉魏晋西南"汉""夷"的划分与族群原本的身份世系没有刚性的关联,但与族群间的政治、文化关系有关,也与地缘有一定关系;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与族群客观分布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均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

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

为考证东汉至五代的药物称量 ,参阅有关文献及出土度量衡实物 ,证实东汉时期 1斤为 2 2 0～ 2 50g ,1两为 1 3 .75～ 1 5.62 5g,1升为 2 0 0ml。魏晋南北朝的称量虽有增大 ,但药物剂量仍沿用东汉制 ;陶弘景称量有比例失衡及偏小之嫌。隋唐五代实行大小两制 ,“合汤药”基本上用小制 ,亦为东汉量值。东汉末至五代的 70 0多年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 。

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

汉族民系之一客家的民居，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中原地区这两种居处制度与南迁后的生存、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住宅和居处方式。客家民居的两个基本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凡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就有可能形成为客家人；凡是没有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则没有成为客家人。

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夫余国建立于西汉武帝时期,最盛时分布在西流松花江流域到嫩江下游地区。最迟西汉末年夫余国已与西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夫余王谨守朝贡制度规则,得到汉朝授予藩属王的印绶和玉匣。汉魏晋时期夫余朝贡活动先后由汉朝的玄菟郡、辽东郡,魏晋王朝的幽州、护东夷校尉府管辖,在夫余国强盛时期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两晋时期,在东北朝贡成员之间发生战争时,世守忠孝的夫余国得到晋朝的扶持和保护,但当晋朝内乱,夫余国失去中央王朝的保护后,迅速衰落乃至亡国。

胡汉交融背景下的“袴褶”服饰研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

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袴褶"的词源及所指之物、穿着普遍性、流行推广,以及在魏晋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资料主要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等方面。

《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

《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则是晋人的伪作,然而学界从语言史角度提供的证据不多。杨伯峻较早从汉语史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语词证据,其后刘禾、马振亚、张永言等又多有补益。然而《列子》中仍有不少晚汉魏晋时期的词语有待进一步发掘,如"丁壮"、"家累"、"身意"、"稽度"、"消灭"、"邻居"、"两可"、"巧妙"、"乞儿"、"儿童"等。通过发掘这些词语,可以为从语言学角度证明《列子》的撰写时代提供更多的证据,不乏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两汉魏晋辞赋中的现实女性题材与性别表达

两汉魏晋时期以描写现实女性为题材的辞赋 ,涉及的对象包括后妃、舞女、寡妇、弃妇、新娘、婢女、思妇等不同阶层、不同遭际的各类女性 ,表现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不幸 ,对当时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反映是比较真实而广泛的。这些作品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 ,在表现手法和角度上对传统有所突破 ,尤其是首次将宫怨、弃妇和思妇引入辞赋的表现领域 ,扩大了辞赋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题材范围。

两汉魏晋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自西汉开始,天象被大量、系统地记载于史书。两汉魏晋期间,数量逐渐增多,种类逐渐齐全。全面统计分析了这一时期天象记录的文献来源、天象类型和时间分布。在这625年中,共记录天象1 581条,其中包括日月食236、月行星位置782、其他563。几乎所有记录都来自官史天文等志和本纪。

也谈今草的产生

历史上,关于今草产生时间的问题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其中,"张芝创今草"的看法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但全面考查字体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今草同其他字体一样,不能为某个人所独创,都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同正体字的演进如影相随。我们可以在这个渐进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找到相应的标志,从而将今草发生发展的脉络如实地展现出来。因而,简单地将今草产生的时间定在东晋或汉末都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