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闭关锁国”说渊源问题新探——基于晚明在华传教士中国封闭形象的历史考察

“闭关锁国论”最早可追溯至晚明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和西方商人。在他们看来,明代中国是一个排斥或限制外来宗教、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国家,这一中国形象构成了“闭关锁国论”的早期内涵。明代中国封闭形象的形成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立场观念基础,既与在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关,同时也是在华传教士和西方商人站在西方立场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结果,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映。在华传教士和西方商人对明代中国国情缺乏科学性认知则是明代中国封闭形象形成的根本原因。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史观与复古旨归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立身志意融合统一。首先,浙东文人以体、法浑融的三代之文为起点,建构起宗经、尊古而审时的文学史观,“文”的历时叙述与“时”的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浙东文人聚焦古律之变,提倡诗歌音调的尚古。尊尚古体诗的创作风气与讲求协和音调、反对诗歌律化的理论旨趣相辅相成,寄寓了浙东文人的政治理想。再次,浙东文人的立身志意与文学正变观念相互交织,君子之志彰显文学师古的主体价值,形成“人”与“文”的精神同构。最后,“流而为文人”、正变诗风、复古气象等论说,关涉明代文学复古路径的意、辞分衍。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明中后期转向审美化、精细化的文学复古存在显著差异。

晚明人士撰著《论语》读本探析

文章依据《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摭取明万历以后问世的八种《论语》读本,依次叙述著者生平、成书缘由,通过梳理和概述其书的内容要旨,探析晚明时期《论语》读本类著述为士子科举制义计的文本特点,以及围绕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解经的诠释旨趣。

晚明寄畅园水池“锦汇漪”及其周边复原研究

无锡寄畅园有着近500年的历史,一直以来是园林历史领域的关注焦点。经历历次改建后,与晚明时期相比,今天的寄畅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水池"锦汇漪"及其周边布局已截然不同。将使用池底遗构、改建档案和考古报告作为基础材料,结合图像、文字文献,通过现状整理、遗构定位与辨析、推测复原3个步骤展开晚明锦汇漪及其周边的布局复原工作。

陈献章与晚明文学思潮

陈献章诗歌真率洒脱、富有情韵,为长期沉寂的明代诗坛注入了一线生机。他论诗求真重趣,已为后来的公安派开启了先声。他的心学受庄禅影响,以致虚、自然和人格自觉为追求,容纳了一些情绪体验,与重性灵的诗学精神有相通之处。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说他为晚明文学思想揭开了序幕。

张謇实业思想的重商主义性

张謇实业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以挽救民族危亡,而其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国家富强。张謇认识到,政府行为对实业兴衰具有决定性影响。他强调,政府必须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为实业发展采取保护、扶植和提倡政策。张謇的实业思想具有很强的重商主义性。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

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编译了不少地理学汉文西书,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编译过程中始终不忘其传教士的本色,将这些西书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以使目标读者,即居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学的"启示真理"。

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对此间实学教育思潮有如下影响:一是出现注重数学教育的倾向;二是注重中西会通、然后超胜西学的趋向;三是注重实践验证和科学实验的思想。虽然这些变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能起到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代表了儒家思想对西学挑战的应对,与儒家教育的新变化,以及明清教育探索中富于生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支力量。

浙江籍侨僧逸然性融与日本

浙江籍的逸然性融在明末赴日后,在长崎兴福寺出家并升任第三代住持,曾先后四次诚邀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并在日本重新刊刻禅籍《五灯严统》,对中日黄檗宗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逸然退隐后专事佛画,在长崎乃至整个日本画坛具有深远影响。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误读”现象解析

坊间对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关注主要是对译史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其翻译理论及策略。基于对科技译史的梳理爬剔,客观地说,"误读"作为一种策略在明清科技翻译实践中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事实一方面有悖于传统翻译圭臬,另一方面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事实,其存在的理据在于它能满足无论是耶稣会士还是士大夫的不同翻译目的,是译者调和与合译者主体之间矛盾的最佳路径。

明代中后期戏曲演出查禁个案考述

明代中后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繁盛时期,也是戏曲文化管理较为严厉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考察明代中后期的戏曲艺术演出史时,发现明代中后期的执政者虽然没有颁布戏曲艺术的查禁法令,但一些朝廷重臣及地方官对于戏曲演出的管理依然严格。文章考辨戏曲演出史料,发现魏校、甘士价、刘宗周等曾经查禁戏曲演出,对于戏曲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

明清之际士人夫妇生活管窥——以王崇简为例

王崇简是明清之际一个家庭观念浓厚、重视家庭生活的士人,在其《青箱堂诗文集》中留下了不少他与一妻六妾的生活记录。王崇简与妻妾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体认、践行当时社会通行的儒家礼法规范,夫妻琴瑟和谐、妻妾和美,但这样的夫妇生活状态却以女性单方面的无私付出为代价。希望籍王崇简夫妇生活个案的研究管窥明清之际士人夫妇生活的具体风貌及其家庭伦理观念。

家国末路:明季鄞人林栋隆宦迹考

鄞人林栋隆在天启、崇祯朝时,历任海防同知、福建推官、巡按御史、吏部侍郎等职,见证了明末民变、灾荒、海战、党争等乱世乱政的景象。林栋隆以"高龄"入仕,却凭借崇祯新政的契机迅速晋升,家族乡望亦随之崛起。但鼎革后,族人因参与浙东反清活动,拒绝功名,不与新政权合作,林栋隆所奠定的社会根基、文化资本毁损严重。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在清八旗军与李自成大顺军决战中的作用

16 4 4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 ,清八旗军与李自成大顺军几经交战 ,终于问鼎中原。大顺军之所以不敌八旗军 ,除了李自成决策层素质欠缺与大战略失误以外 。

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

由于国史阙如,史事不彰,加上世运学风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各式体裁的史籍。这些数量众多的建文史籍成绩不一,部分学者能够秉持阙疑精神,审慎地选择史料,不妄下结论,但也有很多学者轻信传说,盲目罗列,缺乏别择,受到后人讥讽。尤其是出现了以《致身录》、《从亡随笔》为代表的几部伪书,蒙蔽了很多学者,造成史事不清、邪说横行的局面。幸有钱谦益等人秉承前人求实之精神,予以有力的考辨,终使真相大白于世。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梳理,其意义不止局限于史学史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藉此考察该时期的学术变迁及士人之心态。

艾南英、张自烈时文之争与晚明时文选政

艾南英因时文房选与江左文人发生争论,成为晚明文坛的一段公案。因张溥等的离间策略,艾氏与张自烈就编选时文展开争辩,并认为张自烈的《国朝今文辩》大量抄袭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有证据表明,张自烈编选时文之举受到了江左文人的唆使,论争实际是艾南英与江左文人矛盾的延续。艾南英强调以江右古文传统改造时文,而张自烈编选时文"重经",与江左重秦汉的文学主张接近。二人论争是地域文学传统之争在时文领域的反映。

区域经济学视角下晚明时期华南边疆治理研究——以广东省罗定地区为例

我国边疆地区一直是多族群杂居的状态,边疆治理史又被视为"汉人话语权"下的开发史。以往对国家边疆治理的研究,多从政治史角度考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作用。为了更好地阐述古代国家边疆治理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区域经济学中"区域"与"开发"的定义与理解,对粤桂边界的罗定地区各项治理措施进行研究,考察晚明华南边疆治理的新特点。结合方志、家谱与考古报告等文献解读,探讨明后期中央在边疆实施建设城镇、招徕移民等诸项措施所带来社会经济变迁与区域整合的结果。明清时期的边疆治理措施已带有深化区域发展的色彩,清代甚至建国初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奠基与萌芽可上溯至晚明时期。

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

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