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文”观念演变论略--以《东坡志林》《陶庵梦忆》为例

“以诗为文”,即以散文文体为基础,化用吸收诗体特征成文。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包含诗的因素,经由文体理论现世,散文逐步发展成熟,“以诗为文”的观念由模糊未分到清晰确立,散文的诗化倾向愈发明显,审美风格发生偏移。该观念凝聚于宋代,并在宋代完成长期新变定型,《东坡志林》的文本样态及审美风格显示了“以诗为文”这种文体渗透观念的跳跃发展。至晚明小品,诗文跨界融通的创作观念达到成熟阶段,张岱《陶庵梦忆》集小品之大成,化诗歌句式节奏之外在、情志之内涵、意境之神韵入文,笔调自然圆熟,冲淡太和。

论明万历年间“谈录类”笔记诞生的谈话场合

在古代笔记中,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是通过谈话记录的方式最终形成的。前人虽对谈话与笔记之间的关系有过一定探讨,但对于“谈录类”笔记所诞生的谈话场合仍未能加以细致区分。通过对明万历年间“谈录类”笔记的分析,发现谈话场合主要有家庭私谈、师友聚谈、客谈、社谈四种。不同的谈话场合往往对应着不同的谈话内容、谈话形式、谈话风格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笔记的内容构成,也通过文人的执笔记录在笔记的体制、语体、体式、体性中打下烙印。“谈录类”笔记的生成过程提示人们:只有将笔记背后的文化活动或文化行为加以还原,才能更加深入地探讨笔记的文体特征与笔记文本的内在肌理。

从征引史传到走向原创——明末历史演义小说中骈散文的演变

明代万历、泰昌两朝,历史演义小说中的骈散文经历了从征引史传到走向原创的转变,前者以《于少保萃忠传》为代表,后者以《杨家府演义》为代表。明末小说观念突破了“羽翼信史”的束缚,为小说中的虚构进行辩护与正名,这是历史演义小说中骈散文转变的主要原因。

晚明四六文流行下的《四六法海》

晚明文崇尚六朝,四六文在庙堂和士人交际应酬中应用广泛,指导创作的四六文选本就应运而生。在选文时间、选文对象和选文点评等方面,王志坚编选的《四六法海》都达到了明代骈文选本的高峰。四库馆臣对之作了高度评价。但该书也有考核不深、艺术点评简单等弊端,需要辩证看待。

尊体:晚明骈文批评的理论向度

晚明时期的骈文批评有许多主题,其中很重要的主题是尊体论。这固然有将骈文作为审美对象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出于对此前正统文人士大夫们鄙视骈文的一种反动。而晚明骈文批评家们在推尊骈文的过程中,对骈文存在的合理性辩护、经典品质的发掘与实用功能的阐发,应该说,确实达到了他们推尊骈文的目的。而他们对骈文的这种推尊,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即促进了人们对骈文的认识,提升了骈文的文学地位,改变了人们关于骈文的文学观念,并推动了骈文创作的发展。

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打造选本:《四六法海》的编纂及其学术个性辨析

晚明民间图书市场繁兴,涌现大量四六选本。其中,王志坚编纂的《四六法海》是个人与书坊合作的产物,并因其出色的文史功底、历史识见与传世雄心,呈现出高于坊间同类选本的定位与品质。不过,为了兼顾多方宗旨及市场诉求,王志坚又不得不借助删改、扩充等手段,掩饰或改装本人的真实思想,从而打造出一个“和而不同”的文学选本。只有精细化的文本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掘这种复杂的选本个性。

嘉定文派古文观及其创作述略——从嘉定文派之兴谈起

嘉定文派之称始于明遗民归庄,是一个以嘉定四先生为中心、布衣寒士为主体的区域性古文流派,兴于明万历初,余脉延及清初。传承归有光之学,通经学古,以复兴古文、经世致用为己任,批评八股之"俗学"、七子之"伪体"。文章六经为质,并以韩、欧为古文"正宗",兼而采之。创作上"经经纬史",追求"文从字顺",形成平实淳雅的风格。嘉定派被称为古文"正宗",在明清文学史上,承上启下,对明清古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袁宏道诗文创作对晚明文学发展的贡献

通过袁宏道的创作实践和诗文理论 ,以及在文学创作中流露出的自然个性和语言不事雕琢 ,流利洁净等特色 ,以及在反对“拟古主义”中作出的努力和成就 ,可明显看出他在明代文学发展上所建立的功劳。打破了复古派在传统古文领域长期统治的局面 ,使整个文学创作气氛鲜活流动 。

琦君散文观与晚明小品思想

琦君十分重视小品文的写作,但较之晚明文士的小品文,琦君小品的种类要少得多,其外延也没有晚明小品那么宽泛。她主要将具有艺术品质的短小篇章纳入小品之列,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小品散文的文学性品质。晚明“性灵说”影响到后来一些作家的创作,不管是晚明小品文作家,还是琦君,他们都把是否具有“赤子心”“童心”,作为衡量作家是否是“真人”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和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尺度。从琦君对晚明“性灵说”的薪传,可以看出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试论周作人散文理论与晚明小品文的渊源

周作人以名士式的小品文为创作主要体裁的文本,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散文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学革命运动。其散文中所表现出的与明代小品文相近情趣,是建立在二者背景近似的基础之上的。周作人对晚明散文理论有意识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散文的语言上,要自然大方;二是对晚明小品文平淡境界的继承;三是提倡不为情牵,不为物累的情感表达方式,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平淡的境界。

明末清初的唐宋文之辨

明末清初关于唐、宋文差异及地位的讨论,深刻影响了古文演进历程。启祯时期流行宗唐观念,既推崇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革新,又不排斥唐代骈文创作。其中,秦汉派后裔基于对骈文的肯定,在师法秦汉的统序中特意兼采韩、柳,强调唐代古文对六朝文的延续。清初兴起宗宋思潮,主张宋文的正统地位,奉欧阳修为最高典范。经由钱谦益、艾南英、朱彝尊等古文家倡导,及清中叶桐城派的继承,“宗宋”成为清代古文的主流风气。与此同时,又有针对宋文繁冗无当、诋诃先儒、不讲考据或浅薄平庸等缺陷的批评,而宗唐观念始终不绝如缕,对宗宋观念起着补弊救偏的积极作用,推动着古文创作的良性演化。

晚明小品对传统散文的突破

晚明小品是在特定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中反映了晚明文人追求个性自由,追求自适生活的心态。晚明小品与传统古文有极大的不同,它在创作观念、内容题材、审美风格三方面都对传统古文实现了突破,使散文从载道的工具变为抒写性灵的自由文体,对散文的审美意蕴作了极大的开拓。

论清言小品的艺术成就与局限性——以《菜根谭》为例

清言是晚明小品中一种骈散兼行的格言式文体,在抒写性灵、传达幽微感受方面有独到之处。《菜根谭》作为其中的集大成者,更是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一般清言作品。清言虽然具有形式上的巨大美感和道德感化作用,但也须看到其油滑世故与知行互悖的一面。

明清之际骈文的演进

自清代以来,明代就被认为是骈文的衰微期.其实,晚明骈文已从明、暗两线振起.明线主要表现为四六表启走向繁荣,特别是启文盛行;暗线则主要表现为不以“四六”为名,但具有骈文之实的六朝文流行,序跋、辞赋等都可使用骈体.清初骈文延续这一态势,但偏重于学习六朝骈文而不是宋元明四六,从偏于应用性转向更重文学性.这种演进不仅实现了骈文对“四六”的超越,完成了体裁、题材和风格新变;同时又追认六朝之文为骈体,区分骈文为六朝体、唐体、宋体,批评宋元明四六局限于馆阁公牍等,从而确定了“大骈文”范畴,进一步彰显了骈文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特征,推动了清代骈文的复兴,促进了中国骈文学的建构.

论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与散文创作——兼论对晚明小品之影响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强调主体心灵精神和道德良知之主导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在适应其宣扬良知之学需要的同时,阳明的散文创作,已经在文体功能、体制特征等方面,突破传统文体之既有规范,展现出一种新的散文艺术风貌。这对以文体解散形式突破传统古文之压制和束缚的晚明小品,起了导向和示范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之为晚明小品之滥觞。

从实用到审美:晚明时期骈文的嬗变

晚明时期,骈文由此前的实用性书写向审美性书写转折。骈文书写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抒情性表达与自娱性表达与此前相比日渐增多。正是由于这一变化,促成了骈文书写的复苏。而晚明时期骈文书写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原因乃在于这一时期尚情的文学思潮的泛滥与当时人们极力追求享乐的社会背景下以文自娱文学风尚的影响。因此,晚明时期骈文书写由实用性向审美性转折,不但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尚情、反俗、尚雅的文学精神,而且揭开了清代骈文复兴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