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论清末的刑讯制度改革——以1905-1911年《申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1905年开始的刑讯制度改革引起了清末朝野的广泛关注。以《申报》、《大公报》为主的社会传媒,针对废止刑讯谕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揭露了刑讯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刑讯制度的措施,并对刑讯制度改革执行不力的原因予以剖析。这表明,近代司法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刑讯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在地方州县得以真正贯彻实施,法律改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阻力。

晚清法制变革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

中国法律近代化改革,迄今已经百年。回顾总结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对于正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法制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视角,通过对晚清法制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析,提出其对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即应正确对待中西法律文化、注重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法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晚清公羊学与变法维新

清代公羊学在乾隆后期逐渐崛起,后来经过常州学派、龚自珍、魏源等承袭和传播,逐渐蔚为大观,由学术影响到政治,最后转化为激进的变法工具,乃至与维新变法同归歇绝。考查清代公羊学,我们不仅要从学术发展本身的规律上去看,更要将之与时代和政治形势相联系。公羊学开始作为"汉学"的竞争者而出现,但是当后世学者逐渐将之用于改变现实的学术工具之后,公羊的"本义"渐渐被"引申义"所取代,但是于社会而言,公羊变法的影响却也变得更为有力。所以考查清代公羊学与晚清变法的关系,可视为传统学术和政治关系最为经典的注脚。甚至极端而言,近代的一切变革思潮,都是以公羊学为"里子"而以舶来的西学为"面子"的结合。

清末法制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清末法制改革是 2 0世纪中国法制史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主要有 :初步树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现代化法律观念 ;确立了立宪法、开议院、伸民权 ,建设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开创了司法制度和法律操作程序现代化的先河。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 2 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简论志田钾太郎与清末法制改革

志田钾太郎虽作为清末法制改革中被清政府以高薪聘请的日本法律专家,却在消极被动的心理状态之下,背负着日本政府"方便以后日本在中国开展一系列活动"的政治目的,带着对中国人的鄙视,来到清国。随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其帮助清政府编纂商法典的任务。以上因素就决定了志田钾太郎在晚清的商法改革中无法发挥积极有效的指导作用。

学位论文中有关“清末法制改革”的选题分析

清末改革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清末法制改革"尤为突出。据粗略统计,仅2000—2010年硕博学位论文中有关"清末法制改革"的选题就达60余篇,涉及研究方向主要有清末具体某项法制改革研究、清末礼法之争研究、清末人物与法制改革、清末法制改革比较研究。虽然"清末法制改革"研究取得了丰硕成就,但亦存在诸如研究内容重复、研究视角狭隘、史学界的关注有待提高等问题。

清末修律制法述略

清末新政中沈家本等人主持的修律变法改革,主要包括删改旧律、制定新法两部分内容。删改旧律,基本完成了传统中国律法的轻刑化、人道化、平等化的改造工作;制定新法,大体完成了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传统中国律法所没有的法律起草工作。经此改革,传统中国诸法合体的法律编纂体系基本被打破,初步建立包括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组成的现代法律体系。从中国法律史角度而言,清末修律制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现代转型的关键举措。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审级权限制度

审级权限制度的改革是晚清以奉天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新式的审级权限制度的确立为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前提 ,奠定了基础。“四级三审制”以及区域审判权限的划分和确立 ,对推动以奉天省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变革 。

近代中国高校法学期刊的先锋——《福建法政杂志》

《福建法政杂志》是福建法政学堂在1908年创办的专门性法学期刊,至1910年停刊。该杂志是近代中国高校创办的、公开发行的专门性法学期刊的先锋。杂志自发行以来,紧紧围绕着办刊宗旨,设置了较为丰富的栏目,不仅译介了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学说,而且刊载了探讨清末修律变法的学术论文。杂志的出版对于开拓读者的国际视野、启蒙读者的法政观念与促进清末法政制度的变革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末宪政改革中的地方自治法律实践

清末宪政改革中,在中央政府颁布各自治章程后,地方精英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法律实践。这一制度和现实脱节的运动虽没能从根本上扭转清王朝面临的困境,然而,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的宪政改革成就,清末地方自治法律实践显示了地方自治作为国家权力架构的价值。

倡导与阻碍——张之洞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矛盾心理探察

张之洞对清末法制变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矛盾转变过程。最初,由于自身性格的开明以及为时代危机感所迫,他倡导法制改革,举荐修律大臣,并身体力行,为变法修律提出有益的建议;但由于其政治性格的矛盾性等多重原因,以致其后来又主张渐进变革,反对司法独立,反对变法修律中激进改革的内容。

晚清司法改革实践与反思

通过借鉴、移植国外司法制度,晚清政府进行了建立新式司法制度的司法改革,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然而,由于晚清司法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司法改革更多的是注重在法律形式方面与外国接轨而忽视本国的实际,因此,这必然导致司法改革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晚清司法改革实践为眼下法律移植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袁世凯法律思想:改革、复辟、爱国与卖国

从3个方面论述袁世凯的法律思想:首先,在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任上,吸收了西方的先进制度,率先实行法制改革、培养司法人才,为清末全面修改法律提供经验、创造条件;其次,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宪法、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所以取缔民主自由等各种人民权利,实行专制独裁、复辟帝制、恢复封建的重刑主义,是封建的君主牧民思想集中表现;第三,对外交涉上,坚决反对英俄帝国主义的分裂外蒙古与西藏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但在《辛丑条约》《善后借款合同》《廿一条》以及民国时期所订100多个条约、协定、合同方面,是十足的卖国主义,完全反映了丧权辱国的思想。

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清朝末年,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大规模的法制改革,它是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虽然清末法制改革是清政府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中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应对措施,但其客观上却促使了中国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及对晚清人权变化的影响

沈家本试图通过晚清的法律改革,在体制上改变君王驭民的桎桔,同时在法律的实施上,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已维持几千年的各类酷刑,在中国近代法制建设中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虽然未能取得人权上的完全成功,但为人权法的崛起以及晚清人权的变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晚清法制改革的日本化

沈家本,晚清时期的士大夫,在新政期间被塑造成一位法治英雄。这次新政是对1898年失败的乌托邦式"百日维新"的反应。当时,晚清政府统治者需要沈家本在官僚体制内部的经验及其在改革中的务实方法。在晚清政府瓦解和中国屡次立宪尝试失败之后,沈家本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近二十年间,由于沈家本在法律制度改革方面推崇渐进改革途径而非宏大理论的这一取向,恰好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逐步形成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相一致,从而被中国学者重新发现。

从法的“民族精神”看清末法制改革失败之必然性

探究一百多年前清末法制改革的失败原因,我们绝不能把清政府本身作为失败的唯一因素。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之艰难有其本身的必然性,从历史法学派所强调的法的"民族精神"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风俗、习惯无疑对国人的思想及其行为方式存在巨大影响。由于缺乏把传统因素与外来事物有机结合方面的有效举措,使得清末法制改革在政体、刑法、民法及其司法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难以实施的尴尬处境而使改革陷于失败。我们说,任何外来事物的引进若要生根发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将外来事物与本土资源有效结合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清末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司法体制的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引入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近代司法机构组织,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诉讼原则和规则制度。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开端。然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历史局限性其失败是必然的,但这次法制改革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希望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