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各体文学的走向和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

晚清时期的各体文学的走向 ,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着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予以不同程度的变革 ,而各种有代表性的文体支流反映文体演变趋势的不同情形和结局 ,则深刻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从整体上看 ,晚清时期所启动的由文体变革而带动的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历史进程 ,只能等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才告结束 ,其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时期在文学观念上尚未确立“文学革命的程序”论。

论双重“边缘”身份与王德威晚清文学书写

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晚清文学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得力于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带来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王德威以"中国中心观"模式发掘中国现代性的自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关系,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姿态。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清末民初”叙述

近百年来,植根于不同的历史语境、理论资源和史家手笔,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产生了大量性质各异的"清末民初"叙述,不同时期在编排体例、性质的限定、整体的成就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民国时期,史家多持新文学的立场,从新旧并存的过渡时代转为前缀式的新文学源头,在价值判断、叙述范围上为后世奠定基本框架;1949年以后,史家先后受"新民主主义"历史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影响,经历了基本回避到重新发掘的过程,却因积累不足而遗憾重重;近年来,在新的史料、史观、史体的推动下,涌现了众多代表性的文学史著,更为丰富而多元,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便击筑悲歌,谁与衔杯?”——清代晚期的满族诗词书写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古国跌进封建过程的最后阶段——半殖民地时代。咸丰、同治时期进步的满族作家文学,承袭并且推进了清代前期与中期敢于正视社会矛盾的创作优长,由先前比较多地关注本民族上层冲突的书写基点,向普遍关注社会各阶层生存现实转移视线,作家写作兴奋点每与广阔社会现实生活交结,出现了一批与时共进的表达爱国恤民意识、追求公正社会理想的好作品,为满族文学自身发展开拓出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使满洲民族的族别文学直接融入中国近代爱国进步文学主潮,走上与国内兄弟民族文学发展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历程。

回归文学本体的现代诗学建构——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解读

写于1920年10月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是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走向其后期诗学探索的发端之作。他明确提出"趣味"是文学的本质,以此围绕文学的审美属性立论,对极端排斥文言的白话诗主张予以校正,同时他针对单纯强调学习西方的文学经验而排斥中国文学传统的论调,提出输入世界各国文学与继承和发扬本土经验并重的新文学建设思路。梁启超此时的诗学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多元构成,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形成了深具意义的对话关系。

语言变革影响下的现代文学俗化转型

文学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学存在的本体性基础,文学的变革必须依赖于语言的变革。语言体系的变革,必然引起文学相应的变化,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从根本上说还是语言的变革,语言变革摧毁传统文学赖以生存的内在机制,改变了文学的走向,使现代文学在文学创作主体、文学作品、文学接受主体上走向俗化,从而最终实现现代文学的俗化转型。

晚清文学场及价值抉择——兼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面向

文学场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关系场域,它围绕着文学幻想建构起复杂的结构体系,内在地规约着文学的逻辑发展进程。晚清文学场不具备布迪厄"文学场"理论的所有内核,其逻辑生成是以关系为中轴,体现了特定时空领域与文学生态背景下文学艺术家对文化资本、话语等为表征的相关权利与身份(位置)的斗争,并且在独特的价值抉择中彰显了浓厚的"传统"踪迹。晚清文学场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启蒙"宿命具有本质规定性。

晚清:现代中国文学媒介环境的形成

晚清是报刊印刷新媒介兴起时期,它为现代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新的媒介环境。新媒介环境的形成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宣教和办刊,西方传播观念在中国的跨时空嫁接阶段;二是西方大众传媒在中国自我塑型的"本土化"时期。新媒介最终被接受且为我所用,并深刻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繁荣以及变化,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黎庶昌“使外文学”作品的新因素及其对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意义

黎庶昌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也是晚清最早常驻欧洲的外交官之一。黎庶昌以东西方异质文化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使外文学"作品,为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散文鲜明的学者化写作风格,成为20世纪"文化散文"的近代滥觞。因此,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论晚清差役在禁毁小说戏曲活动中的执法与犯法

差役是晚清官方查禁小说戏曲活动的主要执法者,他们通过传达、侦查、制止、传讯、拘捕、质证、行刑、销毁、护卫等方式参与查禁。地方官则通过选派干差、签票为凭、减少下乡、亲自督率、奖赏激励、劝善教化、问责惩处等方式加强对差役的纪律控制,但效果相当程度上被恶性循环的吏役制度所抵消,差役肆意勒索、受贿包庇、勾连违禁、带头违禁成为普遍现象。差役的查禁活动对小说戏曲发展而言犹如双刃剑,他们执法犯法、取消禁令,为小说戏曲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他们受贿勒索、牟取规费,迫使从业者依恃公权或寻求庇护,甚至形成行业潜规则,又不利于小说戏曲的发展。变革和超越差役参与的小说戏曲管理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艺管理制度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

论王德威文学史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再解读

王德威评论晚清文学时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备受学界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内涵,极具启发意义。然而,王德威此论在破除线性时间观念、采用一种福柯式的空间化的历史考察方式上不免有失当之处。在呈现晚清的"众声喧哗"时,过多地停留在美学的领域中,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且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带有一种隐含的西方标准。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再思考

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起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政治性"一直是估衡现代文学的主题词。进入80年代中期后,学界逐渐体察到政治理念对于诸多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压抑与遮蔽,于是纷纷倡导回到文学自身,并主张用"现代性"重新考量文学。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文学"现代性"的全面反思,以及"没有晚晴,何来‘五四’""民国元年起点说"等命题的提出,"五四"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地位,不断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此相应,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呈现出不断向前推移之势。但"五四"以其特殊性和重要意义,有其不可替代的理由。因此在不能拔高"五四"地位的同时,必须要明晰"五四"在整个现代文学发展流脉中的界碑性和重要位置。

中国近代文学语言裂变新解——邓伟专著《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评介

《分裂与建构》是一部学术含蕴深厚的好书。作者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中,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变"与"不变"、"恒变"与"裂变"有颇多参悟。该著对已成"常识"的"五.四"理念,及其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凝固范式,提出挑战。他选择"新变"作为核心术语,表达着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生态的深切关注,为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提出了新思路。

“从晚清谈起”:问题、方法与意义

1990年代以来,"从晚清谈起"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个热门乃至时髦的学术话题,也演变为一场颇具国际背景的中西或中美间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对话。它不仅牵连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边界、学科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还关涉到我们如何重新理解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如何界定和反思中国现代性的问题。

清末警政与中国传统文艺管理制度的近代转型——以小说戏曲管理为中心

清末创办警政,小说戏曲管理在管理人员、管理理念、管理法律三个主要方面开始了近代化变革。管理人员方面,警察成为小说戏曲管理法定的主要力量,开始结束传统文艺管理人员驳杂的局面;管理理念方面,官方的小说戏曲管理开始从以禁为主的管理理念向禁止、保护和扶持三者结合的管理理念转型;管理法律方面,伴随国外警察法的移植和吸收,小说戏曲违禁属于风化违警罪,最重的处罚是罚金或拘留,小说戏曲违禁判罚实现了轻刑化。清末小说戏曲管理执法力量从差役到警察的更替,以及相关管理制度、法律、理念的建立和变迁,是中国传统文艺管理制度开始近现代变革的集中表现。

现代性视域下的《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于1909年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是对现代性之美的求索、体验和发现,在助推中国近代小说文类学、翻译文学方法论和图书装帧设计的现代转型并加速其现代化进程方面都厥功甚伟。鲁迅全程主持了《域外小说集》的策划、编译和刊行工作。《域外小说集》透露出来的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是十分重要的学术资源,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其突出的超前性质、先锋效应和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就叙事文体而言,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本类型的基本范式;就翻译策略而言,开创了"直译"这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语种转换路径;就翻译出版而言,引领了中国现代书籍版式美学和广告艺术的健康发展。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五色石”——读王学振新著《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

王学振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6月正式出版了。该书视角独特,材料丰富,结论新颖,体现出很强的创新性,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璀璨夺目的"五色石"。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王国维审美现代性话语张力及其历史生成

王国维是晚清巨变时代的美学家,他的审美现代性话语的生成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深受西学影响,又与自身的文化教育活动紧密相联。王国维的审美现代性话语显示出了丰富的时代症候和多重张力,在话语结构上,表现为他律性与自律性的矛盾对立;在话语形态上,表现为通俗与古雅的二元并举;在话语实践上,表现为社会疗救与境界超越的双重统一。晚清历史文化经验对于理解王国维审美现代性话语的生产方式及思想内涵,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