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

从超脱到内醒:唐中后期文人的狂禅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薮。文章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禅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当这种超脱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则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视角,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论晚唐尚俗寒士咏物诗的审美特性

晚唐尚俗寒士以咏物为投枪 ,托物以讽 ,志在刺讥 ,抨击时弊 ,揭露丑恶 ,语言尖刻 ,风格冷峭。在他们笔下 ,冷嘲取代了热讽 ,愤怨取代了哀伤 ,诅咒取代了喟叹。唐代咏物诗至此已是气雄调响 ,情感怒张 ,然而蕴藉之风顿失 ,浅露之习已开 ,其独特的审美特性中已映现着末世文学的面影。

论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奢侈之风

唐末五代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之一,但这一时期的南方士人群体的境遇较好,心态与北方士人相比也不同。他们与王权保持着一种疏离的状态,内心深处眷恋盛唐时期的繁荣,行事上讲究物质享受,标新立异,人情放荡,风雅不羁。唐末五代士人的奢侈之风,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加速了南方各政权的灭亡。

两唐书对中晚唐士人干谒形象的建构

在唐代,进士录取与否除了依据考试成绩以外,"誉望"也是重要的参考,为赢得这样的"誉望",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干谒活动,这一活动在中晚唐达到了高潮。本文对《新唐书》、《旧唐书》中记录的中唐士人干谒资料进行考察,获取直接记载干谒的资料57条。对这些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两唐书臧否干谒者的道德标准,竟与今天评价他人的道德观念惊人地相似。两唐书描述的干谒者形象,本质上成为"传播价值观的载体",鲜活的人性没有了,干谒者成了某种"抽象概念"的化身。对两唐书士人干谒形象的建构进行考察,可以为观察唐代士人干谒形象提供新的维度。

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

《北梦琐言》是唐五代继《唐摭言》之后较多记述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遗闻逸事、文士风习的笔记小说,虽说没有《唐摭言》全面,但它为研究晚唐科举之弊端(干谒权贵、请托受贿、以诗为砖、抄袭代作)和落第士子的心态(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寻机报复朝中达贵、走向朝廷对立面)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因此亦显得尤为重要。

论晚唐科场对寒士诗歌创作的影响

晚唐文宗之后,科场请托奔竞,公道益衰。长期屈抑的寒士,贫困交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随着自尊、自信的丧失,初盛唐寒士笑傲权门的傲岸风骨,为哀伤乞怜的庸俗行为所取代,从而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晚唐新罗来华文士科举问题研究

出自睦邻友好的愿望,唐政府自贞观年间开始为域外来华求学文士提供必要的物质资助,吸引了日本、渤海、新罗、大食等国文士纷至沓来。由于唐罗关系一直发展良好,至晚唐时,新罗来华文士已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为此,唐政府特设宾贡科,以上国姿态简化新罗文士的报考手续、固定录取名额并降低录取标准,从而大大提升了他们科考的信心。虽然将登第者附于榜尾、授官卑微的做法仍显示出对域外文士的防范和歧视,但新罗文士汲汲求第之心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

信仰与功利之间:中晚唐文人的狂放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蔽。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放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超脱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心态,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中晚唐文人游仙诗创作心态论析

中晚唐游仙诗的繁盛与当时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从质疑长生、渴望自由、追求男女情爱三方面,论述在唐朝走下坡路的中晚唐,底层士人进退失据,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他们试图在游仙诗中构建一个等级分明而又公平、自由的神仙世界,以此来重建生活的信心。

论中晚唐文人词渐兴之内因

文人词之所以能在中晚唐走向兴盛,虽与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有很大的关系,但主要是文学自身不断发展演进的内因造就的。诗歌在盛唐时期极度兴盛至中唐以后难以为继,为词体的渐趋兴盛创造了契机;中唐之后诗体的词化趋向为文人词的发展兴盛铺就了一条便捷的可供借鉴之路;词体之渐兴也是其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晚唐诗歌中的长安意象

唐代都城长安作为唐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表现,相较于初盛唐的蓬勃恢弘,晚唐诗歌中的长安意象更加耐人寻味。此时期的长安意象,在繁华中渗透着凄凉,展现出暮年的色彩,同时融合着晚唐文人的恋京心态和客居意识。晚唐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当时文人的普遍心态是这种带有末世气息的长安意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而长安本身的政治功能使它成为文人抒发政治理想的代言。

从陆龟蒙的闲适小品看晚唐吴地士人的自我意识

晚唐吴地士人陆龟蒙的闲适小品,反映了吴地士人三个方面的自我意识:一是对士人传统人生道路的否定,二是对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珍重,三是享受人生孤独的狂士气质。形成这些自我意识的原因是:晚唐政局动荡下的特殊时代背景,道家返璞归真的独立人格,儒家"用行舍藏"的独特守道观。此外,吴地地域文化也有一定影响。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现代知识分子于尘嚣中倾听内心的呼唤,警示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防止自我意识迷失,启示人们守护精神家园,领悟人生真谛。

“汤沈之争”与晚明士子救世之心——以《邯郸记》《博笑记》为例

“汤沈之争”是中国戏曲史中的重要事件。在这场论争中,汤显祖崇“雅”,而沈璟尚“俗”。通过对《邯郸记》与《博笑记》两部作品的比较,可以窥探出汤、沈在戏曲文本创作理念上的具体差异。同时,从这两部作品的表现内容以及主题思想来看,汤、沈二人又殊途同归,都以作品表现社会现实。因此,又能够顺势挖掘出两位明代传奇大家在差异背后的共同之处——寄寓在作品之中的救世之心。

唐宋“红叶题诗”题材传奇浅谈——以《云溪友议·题红怨》、《青琐高议·流红记》为例

《云溪友议·题红怨》和《青琐高议·流红记》大致体现了唐宋“红叶题诗”传奇小说的缘起与流变情况。从文化角度内蕴的角度看,小说反映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文化内容:唐宋宫女的命运悲剧、晚唐五代士子的苦痛和“红叶题诗”特有的媒妁文化意蕴。通过“红叶题诗”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得以窥探到一些属于晚唐五代游离于政治边缘人物的精神风貌。

唐中晚期北方士人主动移居江南现象探析——以唐代墓志材料为中心

唐中晚期北方士人在避乱之外,亦存在数种主动移居江南的情况。唐代选官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化是促成不同地域间士人流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江南本地日常生活水平的相对低廉,林立的、藏书丰富的寺院和浓厚的人文氛围及其自然山水风景,亦对家累甚重,或家境较为窘迫的北方士人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也比较容易成为致仕官员和落第举子的游心骋物之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增进了北人对南方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