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史观与复古旨归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立身志意融合统一。首先,浙东文人以体、法浑融的三代之文为起点,建构起宗经、尊古而审时的文学史观,“文”的历时叙述与“时”的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浙东文人聚焦古律之变,提倡诗歌音调的尚古。尊尚古体诗的创作风气与讲求协和音调、反对诗歌律化的理论旨趣相辅相成,寄寓了浙东文人的政治理想。再次,浙东文人的立身志意与文学正变观念相互交织,君子之志彰显文学师古的主体价值,形成“人”与“文”的精神同构。最后,“流而为文人”、正变诗风、复古气象等论说,关涉明代文学复古路径的意、辞分衍。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明中后期转向审美化、精细化的文学复古存在显著差异。

秩序重建: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的变动

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经历了从宗族义兵到卫所军的变动。在此过程中,徽州义兵先被收编,继而被改造为卫所军;本地兵员被大量外调,外籍兵员调入补充。同时,朱元璋集团凭借不断聚集的政治军事资源,强化对徽州地方的控制,从而使双方由最初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关系。在朱元璋集团“化家为国”过程中,徽州防卫力量从“本地化”的宗族武装被改造为“国家化”的卫所军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重构;徽州地方势力从防卫力量的主导者重归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则体现了新旧政权交替后地方秩序的重建。

元末明初文人危素行实探赜

危素是元明鼎革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过元末许多重要政治事件。1368年大都被攻下后,危素向明军投降,这一举动被视为屈节辱命。然而,他降明后不仅没有受到明太祖的重用,反遭流放并最终客死和州,更加引起后世文人对其“贰臣”身份的讥讽。不过,也有部分学者以危素“护史不死”为其降明失节一事进行开脱。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危素选择仕明或许另有原因,有关他护史入明以及被流贬至和州看守余阙庙等事迹,是后世文人受到传统儒家忠义观念影响的一种历史书写。

《明兴野记》与明初河州史事考论

《明兴野记》是近年发现的与明初河洮岷地区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可与《明实录》、《明史》及地方志等资料相互补充稽考,对河州史事记载尤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洮岷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及明朝的民族政策,为研究元明两朝在河州地区的统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论元明之间的变革

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等关于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均认为元明两朝之间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本文从政治变革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塑造两个角度,探讨元明之间在国家地缘格局、制度来源与演变趋势、经济政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现象。结论是：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这项认识,或可丰富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元初对宋末空疏风气的反正

元初社会对宋末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从教育方式、假道学的虚言惑众以及理学本身的缺陷等方面,进行批评和反省。以许衡、郝经、刘因为代表的学者,提倡践履笃实、务实用世的学风,强调返求六经、经史并重的治学路径。这些思想倾向推动了元代经世思潮的发展,符合元代社会进步的需要。

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

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环境。

张謇实业思想的重商主义性

张謇实业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以挽救民族危亡,而其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国家富强。张謇认识到,政府行为对实业兴衰具有决定性影响。他强调,政府必须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为实业发展采取保护、扶植和提倡政策。张謇的实业思想具有很强的重商主义性。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

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编译了不少地理学汉文西书,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编译过程中始终不忘其传教士的本色,将这些西书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以使目标读者,即居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学的"启示真理"。

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对此间实学教育思潮有如下影响:一是出现注重数学教育的倾向;二是注重中西会通、然后超胜西学的趋向;三是注重实践验证和科学实验的思想。虽然这些变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能起到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代表了儒家思想对西学挑战的应对,与儒家教育的新变化,以及明清教育探索中富于生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支力量。

元末明初移民与明清桐城文化的兴盛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纷纷卜居桐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通过科举入仕,这些移民逐渐由普通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声势显赫的著姓望族。这些望族的形成,为明清时期桐城文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文献之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更为持久的力量。

乡豪、盐官与地方政治：《庐江郡何氏家记》所见元末明初的广东社会

元末明初的广东是一个乡豪所支配的社会。乡豪势力所支配的格局与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分布密不可分。《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何真家族的事迹为线索,详细地再现了元末明初广东乡豪势力崛起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元末广东群雄竞起,东莞境内势力最强的乡豪们占据了四大盐场和盐栅,他们不仅控制食盐生产和运销,也控制这些地区的盐民。何真的崛起,与控制东莞、惠州地区的盐场密不可分。宋元时期乡豪控制盐场社会的现象,提示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中国历史上王朝统治下的食盐专卖制度。就广东而言,宋元食盐专卖制度似与明代以后的食盐专卖制度有所不同,无论是盐民的管理,还是食盐的运销,宋元时期官府力量显然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盐场社会,乡豪势力是盐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籍侨僧逸然性融与日本

浙江籍的逸然性融在明末赴日后,在长崎兴福寺出家并升任第三代住持,曾先后四次诚邀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并在日本重新刊刻禅籍《五灯严统》,对中日黄檗宗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逸然退隐后专事佛画,在长崎乃至整个日本画坛具有深远影响。

文化铸魂:元明之际苏州乡村园林探析

元明之际苏州的乡村园林数量、声名都远胜于城内。园景以清旷取胜,隐逸色彩浓厚,园林雅集盛行。园主多为文人,他们以自己的言行诠释诗意栖居;参与乡村教育活动,传播文化;雅集活动在乡间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代乡村建设也应立足本土,创设彰显地域特色的乡境;加强地域文化教育,提升乡人的素养情怀。只有注重文化引领,为自然生态注入人文底蕴,才能使美丽乡村真正成为人们的诗和远方。

明末清初汉籍东传背景下的《武备志》入日考

书籍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之间持续了上千年,汉籍东传日本则是和汉书籍交流的主体。《武备志》成书于1621年,是明末清初东传日本的一部重要的兵学著作,通过和汉史料的记载,特别是通过《西湖二集》中一条新史料的发掘,笔者认为,考证《武备志》东传日本的时间当在1628—1631年间,由江浙海商通过私人海上贸易的方式,经由琉球传入日本。本文的最后考察了和刻本《武备志》,并注意到清末和刻本《武备志》回流中国这一史实。

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

由于国史阙如,史事不彰,加上世运学风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各式体裁的史籍。这些数量众多的建文史籍成绩不一,部分学者能够秉持阙疑精神,审慎地选择史料,不妄下结论,但也有很多学者轻信传说,盲目罗列,缺乏别择,受到后人讥讽。尤其是出现了以《致身录》、《从亡随笔》为代表的几部伪书,蒙蔽了很多学者,造成史事不清、邪说横行的局面。幸有钱谦益等人秉承前人求实之精神,予以有力的考辨,终使真相大白于世。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梳理,其意义不止局限于史学史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藉此考察该时期的学术变迁及士人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