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特点及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探究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的总体情况、特点,并提出启示。特点:出版主题突出,体操类教材为主要;强调知识引入,译著方式为主体;出版机构多元,民营企业为主要载体;编译者能力强,有效保障出版质量。启示:聚焦体育热点,强化主题出版;提升译介能力,深化中外互鉴;强化机构职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强化编者队伍,贯通培养新路径。

晚清书院藏书目录的多种类型及其成因

晚清时期书院藏书建设蓬勃发展,据统计,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书院藏书目录数量超过以往各年代的总和。晚清书院藏书目录具有多种类型,在详略程度上,既有偏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提要式目录,也有只登记书籍基本信息的账簿式目录。在分类体系选择上,既有采用传统四部分类体系的目录,也有力图打破中西学壁垒、设置新分类体系的目录,还出现了以捐赠人为款目的捐赠目录。晚清书院藏书目录的多样性发展,主要受晚清书院藏书的渐进性及飞速膨胀、缺乏统一分类体系以及书籍购藏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晚清书院藏书在变革过程中获得了多元发展,其藏书理论和实践蕴含着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必然性。

晚清学者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交游研究

李慈铭与缪荃孙皆为晚清著名的藏书家、文史大家,两人往来密切,交谊深厚,书籍往来是两人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往来的形式有互借、互赠、转借等,其书籍往还具有互动性、持续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通过书籍往来,两人丰富了各自藏书规模,增进了彼此的学问见识,对社会知识和文化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刻本书叶掉墨原因与修复方法初探

清末刻本是清朝晚期使用雕版印刷的古籍,是古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点对象之一。在日常翻阅、数字化扫描及修复流程中常出现掉墨现象,严重影响其文献价值,但该问题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针对古籍掉墨问题设计了几种评估方法,对二十余种清末刻本的掉墨程度进行了调查,并结合修复实际对掉墨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建议对掉墨严重的刻本采用刷涂法和包裹法进行保护处理。本研究对古籍刻本的墨迹保护具有实践参考意义。

汉末三国书籍活动考论

汉末天下大乱,国家藏书消散殆尽,文化一度凋敝。各方政权在进行武力兼并的同时,还面临着文化重建和文化竞争的问题。这使得汉末三国的书籍活动十分活跃。华夏正统和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是其外部的推力。而此时纸书广泛使用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是其书籍活动不可忽视的内因。这对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及其国际竞争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江标藏书生涯述略

江标从小嗜书,他徜徉于苏州繁荣的书肆、书贾之间,又得苏州先辈藏书家黄丕烈、顾广圻的精神给养以及前辈叶昌炽等人的引导,由此产生传承苏州藏书家和藏书之学的志向。在游幕与仕宦期间,他朝夕研习版本目录书籍,并在与前辈藏家名士、同年同僚学友、各地书肆书贾的频繁往来中,进行了长足的实践。从江标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在晚清新学旧学交替之下,一个苏州的普通士子成长为著名版本目录家、藏书家的完整历程。这对研究清代的版本目录学、藏书史,以及探讨一个版本目录家的养成颇具意义。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中国园林景观视角论西方绘画对明末清初民间古籍插图刻绘的影响

明末清初民间古籍插图刻绘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研究,能够揭示那一时期“图像生产”变革的动因以及“园林图像”在二维纸面得以呈现的形式建构原理。文章从宗教题材版刻插图中的“风景建筑”作为其画面背景、科学译著与著作中关于“制图”原理技法的插图、民间山水版刻插图的代表作《太平山水图画》出发,基于以上3个层面来阐释明末清初民间古籍版刻插图刻绘的演变历程,从中可见西方绘画对明末清初古籍版刻插图刻绘产生的影响,不仅包括绘画技法层面的选择性吸收以及中西合璧式图像制作,而且还进一步扩展了“如何表达景观”认知思维层面的精准性逻辑生成。

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

从宋以来就有学者考定今传《古文尚书》25篇“晚书”乃后人所编造,近年出土的简帛佚籍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中相关篇章的内容,恰可证实此说。

晚清书院藏书图书馆化述论

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逐渐加快,中国书院的藏书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编目与借阅制度,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出现了图书馆化的趋势。在书院改为学校之后,书院藏书楼变为相应的图书馆以及藏书为新旧图书馆利用,都是晚清书院藏书图书馆化的必然结果。参考文献23。

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

清代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启蒙时期。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初期，出版了大量的地质学译著，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该文分矿物学、地貌学和普通地质学３部分，介绍了１８７１－１９１１年出版的６５部译著的书名、作译者、出版单位与时间以及主要内容等情况。

论晚清小说的书价

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引入与“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促使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步入近代意义的模式。图书市场迅速扩大,小说在图书市场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而各书局为争夺读者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这转换过程中,小说书价曾出现过波动,但激烈的竞争与媒体的监督,又使书价体系较快地进入稳定状态。

晚清湖南刻印医籍研究

晚清时期,湖南各地出版机构和个人雕版刻印了大量医学书籍,尤其以方药、疫病以及传统畅销类医书多见,也包括部分清代湖南医家的学术著作。医籍刻印不仅适应晚清湖南社会各阶层对医学文本的需求,也扩展了地方医家学术成就的传播和影响力。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晚清政府对违禁书籍的查处

晚清政府对书籍的检查,重点是审查其有无"违禁"内容。清政府既沿用传统的查禁方式,又采取前所未有的新手段。对"违禁"书籍案件的处理,涉及到"书"与"人"两个方面,其中对"书"的处理,一般有禁止售卖和销毁两种途径,而对"人"(作者、出版者、印刷者、售卖者)的处理,则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限制和惩罚。对于清廷实行的严厉的书籍检查政策,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反应不一。晚清政府力图通过言论控制以稳定统治,但效果甚微,反而刺激了被禁书刊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革命势力的壮大,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论晚明的图书传播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在晚明血缘、地缘、阶层的限制被不断打破,社会流动性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图书出版业繁荣,人们对于阅读有强烈的需求,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在这种庞大的信息载体、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群体的共同作用下,图书成为了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与工具,围绕图书的编写、流传和阅读,晚明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网。相较于传统的经史子集,较为另类的时事小说、官员编书、妖书等几种图书形式更能体现当时舆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见证并推动了晚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

官箴书在晚明的发展流变

官箴文化在晚明时期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具体表现为:官箴书在数量和规模上急剧增长和扩大,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宋至明中叶时期的总和;官箴书的类型及内容有所创新与丰富;创作群体的社会阶层发生上移,以社会中上层为主,由此提高了官箴书的质量,扩大了官箴书的流通规模和影响力。可以说,晚明时期是官箴文化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晚期走向鼎盛的奠基和起始阶段。

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

经过对江南制造局译书及有关文献的全面考查，作者重编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目录，计得已刊未刊译书２４１种。作者还就旧有沪局译书书目中存在的问题作了简要分析；对一些译著的底本、出版年代等问题的考证也有进一步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