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纪中后期松漠草原发生的部族争霸战

四世纪中后期,“五胡乱华”中实力较强大的鲜卑部落集团的三支——慕容部、宇文部、段部在中国东北西部展开了激烈的争霸战争。宇文部在战争中失利后,部分余众在松漠草原上逐渐融合凝聚形成新的部落,并保留有原始的氏族组织形态,其中最为著名的即库莫奚与契丹。而后,由北魏军队发动的松漠之战,揭开了契丹人历史的第一页。

洛南盆地槐树坪地点2013年出土的石制品

洛南盆地槐树坪旧石器地点最初发现于1999年,该地点位于南洛河左岸(北部)支流石门河及石门河的二级支流东麻坪河(石门河一级支流为麻坪河)之间的第四级阶地上,是洛南盆地高阶地旷野旧石器地点群的代表性遗址之一。2004年4~5月和2006年6~7月,槐树坪地点曾历经两次小规模试掘。2013年4~6月,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发掘面积56 m^2,出土石锤、石料、石核、石片、工具、断块、碎屑等不同类型石制品830件。本文对2013年发掘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初步研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槐树坪地点加工石制品的原料来自遗址附近河流阶地砾石层中的砾石,其中以石英和石英岩为主,石英砂岩和细砂岩也有使用。剥片方式主要采用锤击法,偶见砸击法和碰砧法。石制品以中型和小型为主。工具多为石片加工而成的刮削器,偶见手斧、薄刃斧、石刀等大型工具。石器加工方向以正向居多。光释光测年数据表明,槐树坪地点埋藏石制品地层堆积物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8~9万年到1.3万年之间,其中7~8万年段的地层堆积物中包含石制品较多。槐树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丰富了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的材料,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的了解洛南盆地高阶地旧石器遗址群的地层埋藏情况、遗址年代和石器工业内涵。

从近四届省运会游泳比赛看浙江竞技游泳后备人才整体实力

采用资料调研、数理统计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浙江省近四届省运会（2002-2014年）游泳比赛的成绩和奖牌分布进行分析,以了解浙江省竞技游泳后备人才的整体实力。结果显示：1）浙江近四届省运会游泳比赛年龄组设置和竞赛项目不断调整,金牌数逐届上升,成绩水平逐届提高;2）浙江省内游泳水平的整体格局表现为：第一梯队优势明显,顶尖后备人才辈出（杭州、温州、宁波）;第二梯队相对稳定,后备人才储备充足（绍兴、嘉兴和台州）;第三梯队提升势头显著（金华、丽水和湖州）;衢州、舟山成绩持续低迷;3）浙江省近四届省运会游泳比赛10~12岁组成绩整体稳步提高,女子运动员的水平均高于男子运动员,男、女全能冠平均差值随年龄增加逐渐缩小;4）从第十五届浙江省运会游泳比赛的整体情况来看,整体水平达到4年省运会周期的最高点;5）从浙江省第十五届省运会游泳比赛的金牌分布来看,温州队与杭州队的差距逐渐缩小,杭州队在女子项目中占有较大优势,温州男子项目优势明显。

《我们家》:80后文学的第四个方向

颜歌通过写作《我们家》,丰富了80后文学的发展维度,为80后文学发展提供了第四个方向,以通俗笔调,写作并不以畅销为目的、或者以专业期刊和专业读者认同为目的的作品。《我们家》是颜歌用喜剧手法写平乐镇的通俗故事,完全用方言写作的初次尝试,也是80后作家群中对方言、技巧和构建文学空间最有追求自觉的作家,终于摆脱文学叙事,进行描写社会这个大课题的勇敢尝试。《我们家》代表着颜歌对畅销文学和纯文学的分野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也有了更自觉的选择,同时这也是80后作家群创作的作品中,最具有社会风味的通俗故事。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

该文主要钩稽了晚清及五四两代人的古典散文研究眼光及思路,认为林纾、姚永朴之拓展桐城义法,林传甲、钱基博之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章太炎、刘师培之重构六朝,以及周作人之发现晚明,都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式是在他们手里建立的。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深入展开散文研究的6点设想,指出“文章之学”的研究更需触类融汇、古今贯通。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思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区别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启蒙运动,不仅表达和传播旧知识,也表达和传播新知识。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思想革命,它不仅不传播旧思想,恰恰相反,它激进地否定和批判封建思想与文化,从而开启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晚清白话文是工具性的语言,而五四白话文是思想本体的语言,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可以从现代汉语这里得到深刻的说明。晚清白话是文言文的辅助语言,主要是口语、民间语和大众语,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书面语体系,不能独立表达思想与文化,五四白话文从一开始就是要取代文言文从而取得正统或中心地位,并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即现代汉语。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晚清至五四时期纷繁芜杂的时代影像折射出历史转型中的潜层巨变。该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源文化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说明,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的差异,建构出多元化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使知识分子的外源性言说原点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位移,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诉求。

“从晚清谈起”:问题、方法与意义

1990年代以来,"从晚清谈起"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个热门乃至时髦的学术话题,也演变为一场颇具国际背景的中西或中美间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对话。它不仅牵连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边界、学科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还关涉到我们如何重新理解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如何界定和反思中国现代性的问题。

陕西汉中洋县金水河口旧石器遗址出土石制品研究（英文）

位于汉水左岸一级支流金水河第四级阶地的金水河口遗址是汉水流域发现较早的一处旧石器遗址。2014年6月~2015年2月,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南水北调西线“引汉济渭”项目的实施,我们对金水流域金水镇附近的3个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金水河口遗址即为其中之一。该遗址发掘面积370m^2,出土不同类型石制品1210件。研究显示在金水河口遗址生活的古人类主要选取附近河滩砾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及工具加工。石制品的岩性以石英和石英岩为主,硅质灰岩次之,并少量使用了石英砂岩和花岗岩原料。古人类主要使用锤击法剥片。遗址中石核的利用效率较低,近半数石片有直接使用的痕迹。加工工具的毛坯以石片为主。工具类型除了刮削器、凹缺器、石锥等小型工具之外,还有砍砸器、手镐、重型刮削器等重型工具。遗址中碎屑数量很少。石制品组合以刮削器等小型工具为主,也包含少量重型工具。相较于汉中盆地已发现的遗址,金水河口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洛南盆地中更新世的龙牙洞遗址更相似,但是重型工具的比例更高。由于遗址堆积物已超出了钾长石红外后释光测年法(post-IRIRSL)的测年范畴,目前只能给出遗址的埋藏时间下限,即埋藏石制品地层的年代不晚于150ka。作为汉中盆地有明确测年的中更新世晚期遗址,金水河口遗址为我们系统了解汉江支流金水河流域和秦岭地区的石器工业特点、遗址地层堆积及年代等提供了新的、丰富的材料。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即"晚清"说、"五四"说和整体观照说。综而观之,一个大体全面而客观的划分姿态应该是:既整体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不用概念和政治作人为的隔裂,又不回避对起点的界定,但起点一定是某一个时间阶段,是总的历史和时代语境等因素"合力"催生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时间点或者是某篇著作和文章。

“荀”、“孔”危机与中国近世精神纬度——从一个侧面看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必然

清末政治的内忧外患及文化思想上西学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礼教与伦理纲常。受过西方思潮与科学进步影响的近代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危难并非晚清独遇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鼓吹维新,废除礼教,开启民智,振兴中国,成为维新君子的神圣职责。反礼教、排荀儒成为反封建专制首先揭橥的精神旗纛。此后,排荀思潮上升为反孔,直接引发了以"打倒孔家店"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宣告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同时建构了以国家、平等、民主、自由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精神。

论中国诗歌中“儿童观”的发展与嬗变

经历了古代的“无视儿童”“没有儿童”的儿童观,晚清成人社会几乎无异的形成社会儿童作为“民族未来拯救者”符号的儿童观,现代的“儿童本位”观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得以确立。儿童以其作为人类生命初始阶段独立个体的姿态,第一次同时作为社会的人和独立个体的人被成人社会所发现和认同。“儿童观”作为时代思想精神的内核之一,必然会渗透到成人社会的各种领域,其中作为文学领域重要领地的诗歌就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儿童观”的发展与嬗变。

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期间法治与民主关系的嬗变及影响

清末"新政"改革首先通过建构现代法治,开启了政治现代化转型的进程。然而辛亥以后,刚刚起步的法治体系在接踵而来的政治事件中屡遭冲击,使社会精英将政治现代化的期望转而寄予以"德先生"为名的直接民主。由此我们看到,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先后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形成了民主僭越法治的局面,对法治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论作为五四运动的关键动力的近代中国出版业

发生于晚清的近代中国出版业,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演变提供了包括内涵与发展两方面的动力,其不但丰富了五四运动的内涵,更为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近代中国出版业与新兴市民阶级的合力,促使其从新文化运动向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程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像走进了无出路的死胡同,而“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更像无所凭借的“大爆炸”。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的文学演变的历程,不是顺承,而是逆接。与其把前者看成新文学的序幕,不如把它视作悠久的古代文学的尾声。清末民初存在各自分流未能连通的思想观念、表达语言和文体文学变革这样三条线索。其时“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未能将这三条变革线索整合为一体,此事有待于“五四”新一代人完成。文学演变顺承不行,转而逆接,背后存在人的代际更替。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折射圣经:晚清和民国的“基督教文学”

直到最近20年,20世纪初期的一系列'基督教文学'才被中国学者毫不怀疑地重新肯定。然而,晚清和民国基督教文学的关系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尽管晚清和五四世俗文学的关系已经被重新思考过。晚清留下了丰富的宣教和奉教文本,它们通常由传教士创作,用以建立教会,似乎与后来小说家的文学创作形式和过程有所不同。但是本文表明,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思考其中的连续性。首先是因为晚清出现的表现'圣经'的形式的多样性并未于1919年消失,而且那些(准)圣经文本的生产者不仅是圣经的读者,事实上亦是圣经内容的写作者。本文通过仔细检视麦尚德的《圣经史记》(1846)和卦德明的《圣经图记》(1855),表明我们需要怎样重新思考晚清和民国基督教文学的关系。接着,本文考察了20世纪早期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者们已经撰写了作者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研究了不同时段对圣经的回应;并按照主题分类,研究了种种经文母题的运用。但是我们如何找到一种恰当的'文学的'方法,去探讨民国时期出现的种种对圣经的书面回应呢?这个问题似仍有讨论的余地。本文以1920和1930年代的三个著名的小说文本为载体,透过文学技巧探测神学与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考察文学形式本身如何成为文学和神学的工具,以及它如何提供了一种讨论两者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