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关系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及其对世界经济冲击波的延续和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会议")上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正促使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变化。面对这一变化,中国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中国必需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应对世界关系的重大调整,同时中国要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以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从而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实质性飞跃。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现代地缘政治中的印度、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

新世纪的前十年目睹了新团体的成立、区域性组织的快速发展、它们活动的热情高涨、及其对全球化进程的日趋适应。代表着不同结构体系、大小不同的经济体和各种自然、经济、人文和军事力量的国家对参与这样的区域性联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有强国、邻国以及来自不同大洲的国家(印度+巴西+南非;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同一国家可决定加入一个或多个区域性、次区域性组织,以及非制度化团体。印度已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俄印中三国峰会、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金砖国家等组织和协会。印度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的活动不会损害其独立的外交政策;它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自信在全球政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印度依据其民族利益决定其外交政策以及它与其它世界强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