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现代化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世界现代化的视野来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加快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在有关现代化这样一些重大关系问题上尤其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在现代化的普遍与特殊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动选择和创造;在现代化的“外源”与“内生”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经过自身努力,不再是外源现代化,而是内生现代化,实现了从外源向内生的深刻转型;在现代化的自主与依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依附”,也不“脱钩”,破解了“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在现代化的学习与创新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实现了从简单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的重大跨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示范。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农业强国建设与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互为内涵、互为促进的关系,农业现代化具有客观认定特点,农业强国概念具有主观认同特征。建设农业强国是一个比农业现代化要求更高、更全面的发展行动。从国际经验看,凡是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其农业农村都实现了现代化,但只有少数国家发展为农业强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条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但是,在我国迈上中高收入阶段后,特别是2015年以来,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外生拉力强度开始变弱,农村内生动力系统性支撑也表现不足。为此,论文提出围绕三个提高、强化外生拉力、激活内生动力,构建一批优先发展的机制,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特征与发展路径

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塑造的我国特有社会结构与现代化世界性发展要求的共存,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生成呈现后发外生性特征,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推进始终坚持“内生性”的自觉探索与实践理论创新,并逐步赶上时代潮流。起步的后发外生与推进进程的自主追赶共同决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势必呈现“时空压缩”的路径特征,具体体现为我国现代化选择了“并联式”的全新路径,并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历史前提的复杂性、发展路径的创新性和成就的伟大性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凝铸的宝贵经验和科学智慧前所未有。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生成模式与优化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多重动力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生成是多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动力因素涵盖了理论引领力、组织领导力、制度保障力、价值导向力、文化内驱力、目标指引力、科技创新力、改革驱动力、人才支撑力、开放合作力、国际和平力、社会和谐力等方面,可分为内源型、外源型双重动力因素。根据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因素的来源分析,可分为“自生”型动力生成模式和“衍生”型动力生成模式。必须从夯实内部根基、促进国际合作与和平两个方面建构联动性策略,从而在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自生”动力的基础上增强其“衍生”动力,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

资源匮乏型村庄产业现代化路径探索

项目帮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实现从外源型发展向内源型发展转变,对农村产业现代化尤为重要。以山东省L市Y村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资源匮乏型村庄产业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表明:Y村大樱桃产业发展路径是一种外源刺激下的内源式发展模式——政策补贴提供了村民种植大樱桃的外部激励,村“两委”对村民的组织动员奠定了内外结合的组织基础;先富种植者的示范带动和普通村民的跟风模仿相结合,将村民经由政策补贴获取小利的外部动力转向经由樱桃种植发家致富的内生动力,促进了樱桃种植规模的扩大;果农之间相互跟风、模仿、竞争,推动了樱桃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果树种植的多元化经营。由此得出启示:资源匮乏型村庄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将村庄外部政策激励、市场需求与内部有限资源相结合,激发在村居民的内生动力,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与发展模式,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我国教育现代化学术话语的历时变迁与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教育现代化实现了从薄弱开局到“基本实现”的伟大跨越,并逐步建构起中国特有的学术命题和话语体系。相关研究在从“什么是”到“是什么”、“怎么做”,再到“怎么样”的主题变迁中,形成了教育现代化对社会现代化具有依附性与匹配性、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具有多元性与整体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具有后发性与辩证性、教育现代性的增长具有动态性与人本性、教育现代化变革具有长期性与阶段性等基本主张。尽管丰富的学术话语为改革实践及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现阶段依然面临话语内涵异质化、书写对象失衡化、话语功能政绩化等多重困境。面向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新征程及新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相关学术书写亟待从“目标导向”向“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转化,从“教育要素体系”向“社会生态体系”转化,从“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视角转化。

我国“内生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必要与可能

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需要建构适合自身伦理文化特征的"现代性"话语,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更能够凸显出"现代性"话语的内生之路。然而,探索我国的"现代性"发展,往往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话语所遮蔽,似乎被"外缘现代性"发展模式所主导,难以凸显出伦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内在推动力。通过考察传统伦理秩序的演变与"现代性"的生成机理,对我国早期启蒙思想所蕴含的"现代性"萌芽进行深入分析和判断,充分表明中国具有"内生现代性"的伦理文化潜质。尽管这种潜质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所压制,但经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我国建构出以"内生现代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

现代农业市场资金支持体系与制度配置研究

我国农业发展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间的缺口较大,各市场主体资金供给动力不足,且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农合组织和涉农企业共同作用,且结构优化协调有序的现代农业市场资金支持体系。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敦促政府以宏观调控者身份进一步臻善农资血脉系统,通过稳定的宏观惠农政策和涉农法律支持,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制度红利。

约旦早期现代化及其特征分析

约旦早期现代化发展水平较低。按意识形态划分,晚近发展的约旦现代化属混合型现代化;按起源来划分,约旦现代化属于外源型现代化。约旦早期现代化始于军事领域,并逐步扩展至政治、教育、社会等领域,军事、政治、司法和行政机构建立,民族国家框架初步形成。在约旦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殖民主义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速了国家和人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使旧有殖民体系被推翻。

土家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特点

现代化是迄今为止最强劲的发展趋势,也是现代社会变迁的最大动力源。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土家族的现代化进程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后发外源型,双重跨越的宏观背景,政治现代化先行,自主探索现代化模式,开放的民族心态与优秀的民族品格。这些特征既反映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共性,也反映了土家族地区现代化的个性。

外源现代中的公正问题

外源现代化的政府肩负更多的矫正正义的责任;外源现代化所需要的内部积累意味着重大的代际公正的责任;外源现代的后期转型混乱了公共物品与商品的界限;同时不同步的横向比较使社会公正感的获得更加需要理性;由乐于奉献到强调公正的转变是外源现代化后期转型遭遇的独特问题。

“游魂”抑或“复兴”?——对儒家思想生命力的调查和反思

儒家思想在我国已经成为“游魂”抑或将“复兴”?国内外学术界分歧很大。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方法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的现状。对广东省10所高校4177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虽然没有受过制度化儒家思想教育,但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较高;接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更注重道德修养,更孝敬父母,在诚信自律和公益参与方面也做得更好。可见,儒家思想并非仅仅是“游魂”,但以“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视角看,儒家思想的“复兴”前景还取决于儒家思想自身普世价值及与时俱进的能力。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光影见证——论1930年代前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特征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交织着文化整合、民族意识、权威政治乃至社会功利等多方思潮的角力与博弈。电影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既是现代性的物化表征,又是舶来思想的文化载体,更以其批评场域的形成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自我认同的公共空间。早期电影批评以其广阔繁荣的批评场域、多元复合的批评主体、渐趋自觉的批评意识和伦理教化的批评范式积极参与到了老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因此开拓了崭新的研究视野。

西部地区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文章指出新时代西部地区市域社会治理,应立足本地区边疆、民族及经济欠发达的区情域情,从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促稳定,思想带动民族团结凝共识,国际社区服务提升助归属等方面,构建西部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生路径;同时在完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健全多元网格的立体式社会治安体系、建立多元调解的三治融合方式等方面,探索西部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外生路径。

晓以小义:一个少数民族安置社区卫生观念的拓荒

本研究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个少数民族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田野调查,考察在现代性卫生观念尚未扎根、健康传播的“知信行”模式难以启动的情境下,现代化卫生观念的在地化传播实践。研究表明,第一阶段,外来扶贫干部通过入户帮扶催生受帮扶者的“还报”义务,实现了大部分居民的卫生知晓和短期行为转变;第二阶段,社区两委以签订就业责任协议的形式将卫生与居民的家庭生计相挂钩,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卫生持续治理问题。第三阶段,少数群体以卫生“拒作为”对官员展开反向制衡,基层干部通过对困难户的安抚与钉子户的惩治,实现对边缘人群顽固观念的“清除”工作。如此,当地的健康传播悬置了卫生的科学话语,将“讲卫生”与人情交换、责任契约、抑强扶弱的日常“小义”相整合,成为一项惠而不费的日常实践,令居民的卫生行动在科学理念缺席的情况下被先行动员起来。这一替代性健康传播实践既不同于民国时期诉诸“大义”的情感动员式“拓荒”策略,又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知信形模式的科学“播种”方略。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法论创新

对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现代化而言,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采取何种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国之所以能开创高等教育现代化新赛道和新范例,走出一条高等教育现代化新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高等教育现代化方法论创新。坚持从实际出发,以战略思维和系统观念确立高等教育现代化观;坚持问题导向,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中守正创新;坚持自立自信,以制度优势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方法论创新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坚持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思想。

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知识联结难题”--一种基于知识联结能力批判的观察

法制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走上法制现代化之路,完全是仓促因应时局的一种应急策略,是“被延误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延续此路。在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知识联结难题”,即在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议题上至少存在的六种知识之间难以形成对接的困境。重启法制现代化道路是一项宏伟的事业,涉及诸多的知识联结难题亟待法学家集体努力破解。需要法学家群体内部形成一种法学,以及在方法论上具有更新与建构体系的理论自觉与集体冲动,需要不同代际的学者心无旁骛、潜心供奉“天职”般在法学上持续努力用功作业,还需要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贡献,在世界观、方法论、概念论和文献学上对法学的支持。

现代化与民主化——拉美史学习偶得

本文按照亨廷顿民主化进程三浪潮的划分,考察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证明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是一个从内源民主化到外源民主化的扭曲的变化过程;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民主制度。因而文章得出结论:后进现代化国家应该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民主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