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独特功能

针对如何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所涉法治,既有研究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公法展开,故存在不足,亟待考察私法能否发挥某些独特功能。鉴于公法在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村民与私法的现实联系更为密切,尤其是考虑到私法严格奉行“私法自治”根本原则,由该原则所引申的“私法自治”“合法私利”以及“德法融合”等重要法治意识,不但有益于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而且将极大促进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对相通的、根本性的村民法治意识的良好培养。

论国家所有权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出路——基于公产与私产的区分

我国国家所有权理论在当代面临质疑,对此可考虑重拾将国家财产分为"公产"与"私产"、国家对二者存在不同的权利能力与权能的分类法,但又结合我国法律传统——在延续国家财产民法整体调整传统方法的前提下,围绕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目标,回应公共财产客体功能的特殊性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调整方法特殊性要求,吸收与改造大陆法国家"公产"与"私产"二分体制,构建公共所有权向私人所有权循序过渡的类型序列,由此开拓我国国家所有权理论及其实践的当代出路。

物文主义民法观的产生和影响

把物文主义的民法观的起源追溯到西塞罗时代,探讨西塞罗的市民法定义及其思想和经济基础,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态度,得出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属于有产阶级的初步结论。以此为基础,继续探讨西塞罗的市民法观对于英语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结论是: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具有追求公私法的明确界线的积极价值,但无产阶级国家对它的采用具有荒谬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述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问题是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理论基础,它关系到研究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学界广泛接受的是公私法结合的模式,并从主体、客体、属性、特点、涉及利益关系、价值取向等方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而得出了无法单一地利用公法或私法对它进行保护的结论;学界讨论的另外一个焦点是在私法领域内利用知识产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主要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支持者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依靠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另一种观点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制度中适合的部分要利用,不适合的则另用他法。

知识产权法治的经济与法律基础——纪念中国知识产权四十年

市场经济是私权制度的基础。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反思单一财产制度导致中国经济封闭。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重建私权,构建民法制度体系。同时,改革开放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突破封闭,使中国进入全球市场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应运而生。新时代,中国从"复制经济"转型为"创新经济"。应当进一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充分有效的保护私权。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找到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契合与平衡。解放思想,促进知识产权等私权制度的复兴。转变观念,承认"私"是第一性的客观存在,保障个体的生存空间符合科学发展观,进而为"私""私权"正名,把政策宣示上的"私权"正当性,转变为制度。《民法典》作为中国私权总章程,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财产关系提供长治久安的法律保障。

论私有财产的物权法保护——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相关规定

市民社会视野下的财产权是自由与个人自治的客观基础,更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条件,然而我国“大公无私”的文化传统导致现实中私有财产处于十分脆弱的地位,经常遭到所谓的公权力的侵袭。有鉴于此,私有财产的充分保护理应成为我国所致力构建的市民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在当前形势下,正在制定过程的物权法也实需对此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

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范的立法模式

在现代法中,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私权类型,我国民法典理应对其予以适当规范,但知识产权法具有高度不稳定性,且其规范体系的独特性使其很难与民法典的整体兼容,所以知识产权规范不宜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明智的做法是在总则编的"权利客体"与"权利救济"两章中对知识产权作相应规定。

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入宪

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历来受大家瞩目 ,随着它被写入宪法 ,将在我国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私有财产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的内涵和意义出发 ,以案例为连线 。

论立法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迫切性

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已是我国法学界的研究热点,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的《物权法草案》因某些学者对其中有关“保护私人财产权”法律条文的质疑而被暂时搁置,这令诸多法学家扼腕。据此,以双方主要争议为基础探讨在我国立法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迫切性。

物权法语境下城市私房拆迁民事纠纷的审判难点及对策

根据物权法,城市私房拆迁本质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财产的征收,物权法强调了拆迁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及依据合法的权限和程序,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调整下的拆迁民事法律关系出现了一些无法律明文规定的纠纷,司法实践中处理这些纠纷根据权力、权利和利益平衡的原则加以处理。本文沿顺这些纠纷,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相比照,反映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私权保护上的薄弱。基于权利在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权利与法律有效性的关系上,必须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强调对被拆迁人私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私权形式与工具本质

私权论决定了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归属。私权论反对知识产权公权化的论调,强调知识产权法的二元价值。工具论则被与私权论相并列,用以说明知识产权法的政策属性。但是,藉私权论引入的自然权利论与知识产权的国家授予性存在龃龉;权利本位助长了知识产权的扩张,知识产权法的二元价值难以有效遏制上述趋势。综合工具论与私权论的视角,知识产权可以被看作是藉私权形式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实现促进创新目标的法律工具。服务于该公共政策目标,知识产权法不但要激励首创,还要保障后续创新,并防止权利扩张带来的社会成本。同时,需要认识到私权形式对于知识产权法体系化的重要意义。以促进创新为由对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调整,亦需要在私权形式的框架下进行。

对知识产权未在《民法典》独立成编的检视与反思--论知识产权法体系化与《民法典》的连接

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民法典中得到体系性的安排。然而,由于目前知识产权本身的体系化尚未构建成熟,以致我国现行民法典无法实现私权体系化的立法目标。从长远看,经历了碎片化、类型化研究后的知识产权,实现其自身体系化具有发展上的必然性。然而现有的“先入典后成典”策略或单独“成典”策略,因其逻辑及实践上仍有待商榷,故不适合指导我国知识产权体系化与民法现代化的前途。依可行之见,我国未来知识产权体系化的构建应依现行《民法典》第123条规定,以其自身体系化、法典化为先行,然后再图谋“成编入典”的现代民法私权体系化大局。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缺陷及其纠正——以保护民企产权为视角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密切相关,我国立法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十分不利。这些缺陷包括涉案财物的民法属性未予重视,非原物型违法所得的责任财产功能被否定,追缴、没收的民法属性和民事法律后果缺乏规定,责令退赔、返还财产边界不清,赃款赃物的善意取得缺乏依据以及犯罪工具没收范围的确定标准缺失。应当通过完善立法,对上述缺陷逐一予以纠正。

论物权法保障产权的经济学意义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物权法》通过对物权特别是私人财产及其收益的确认和保护,从而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产和享有财产。通过中外的历史经验得出合理保护私人产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产权之所以有如此意义,是有其内在制度经济学原理根据的,继而从经济学角度对物权法保障产权的意义进行阐释,加深了我们对这部物权法重要性的理解。

非法集资类案件中的刑民交叉现象初探

非法集资类案件由于其自身特性往往交织着诸多的刑民法律关系,而上述刑民交叉现象又一直是困扰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厘清"非法集资类案件""刑民交叉现象"两个概念,研究非法集资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现状,深入剖析刑民现象产生原因,并立足公安经侦部门办案实际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财产犯罪:刑法对民法的从属与变通

对财产犯罪的认定应当坚持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不能将其他法域特别是民事上被允许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刑法所使用许多概念如财产权、财物等从属于民法,对二重买卖的性质认定、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关系等,都需要顾及民法立场。实务中对一些犯罪的处理过于偏离民法的思考逻辑,因而存在可疑之处。当然,基于禁止私力救济的考虑,法秩序必须统一并不意味着不同部门法中的概念使用和违法性判断都必须绝对相同。对财产犯罪的认定不能无视刑法固有的违法性判断,在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对占有概念的理解、对违禁品的处理以及财产损害的确定等方面,刑法对民法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通,绝对的民法从属性既不符合惩治财产犯罪的司法现状,也难以满足法益保护的需要。不过,在理论上必须考虑变通理解刑法的限度问题,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制约,将存在“高度的民事权利根据”作为刑法保护的对象,避免与民法规范相冲突,财产犯罪的认定才具有正当性,据此可以承认刑法对民法的变通理解,但不宜认可脱离民法的“刑法独立性”主张。

析《法国民法典》有关公众共用物的规定

通过对《法国民法典》第538条和第714条的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该法典有关于公众共用物的内容,但是这方面的内容一直不是其主要内容;该法典的公产包括某些公众共用物,但也包括某些非公众共用物;该法典第714条肯定了公众共用物在法律中的存在,肯定了公众共用物属于物的范畴,明确了公众共用物的两个基本特点,初步形成了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概念;第538条蕴藏着公众共用物与私有财产、公有财产的复杂关系,意味着在公有财产上可以设立公众共用物,第538条在该法典中的删除,反映了民法的专门化趋势。

论私法的公共性维度——“公共性私法行为”的四维体系

今日之私法已不纯然是关乎私人领域的法律,私法中存在公共关系与公共利益,且这种公共关系及公共利益元素几乎遍及私法的全部,从私人财产权、到私法主体、再到私法行为以及私法责任,都体现了超越传统私法形象的公共性的一面。公共财产权、公共法人、公共民事/商事行为、公共私法责任的兴起,是否意味着要对传统的私法结构进行重构?我们用何种法律模式去调整公共民事/商事行为?这是今天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一些国家采取单行法模式回应私法公共性的部分领域,例如,对公共法人,单独制定公共企业法予以调整,对公共财产单独制定公共财政法/财产法予以保护。此种集约立法,有助于凸显私法行为的公共性,引起社会对其特别关注。但私法的公共性在不同领域,其表现程度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公共性的表现"均需单独立法。惟在观念上,有必要形成"公共民事/商事行为"的法律架构,以公法及私法的观念,交错调整该种行为,才能构造适当规范,满足公共性私法行为之调整需求——遗憾的是,此前的私法构往往忽略这种观念。

民法典如何对待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的私法需求逻辑已从针对特权赋予与财产保护转向基于发展支持的特殊私法义务的豁免。对于赋予私法资格、确立民事主体身份、给予财产权保障以及解决内部外部财产关系等规则,由民法典供给的必要性已不存在;对于商个人特殊私法义务豁免机制,民法典不宜直接供给。民法典延续《民法通则》的立场而单独规定个体工商的处理模式,不仅导致立法与现实脱节,而且将因明文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商人身份而强化该豁免机制需求的必要性,其中的所有制特色与强制登记体制的管制隐喻会消减民法典内在的自由与平等理念,个体工商户内涵界定难题以及规范体系架构模式的选择困惑给立法技术带来难以有效解决的挑战。因此,建议民法典总则回避个体工商户制度,删除《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相关内容。

公私交融的知识产权法

现代社会的公法与私法不再是泾渭分明,市民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交易并不是真正的"意志自由",需要国家意志的强制干预来加以平衡,而国家干预会面临高昂的组织管理成本,需要适当引入自由协商机制。由此存在一类法律,既不是单纯的私法,也不是单纯的公法,而是公法与私法的交融,知识产权法就属于该类法律之一,知识产权法兼备公法与私法的特征。将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有利于在知识产权法领域贯彻统一的私法精神,尤其是对于我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知识产权法的公法和私法交融的特征要求知识产权入典后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保持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