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论无人机海上执法——以登临权和紧追权为中心

无人机系现代先进科技的重要产物,其出现及应用对国际海洋法的发展有较大助益。无人机指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飞机,具备海上执法主体适格性,可行使登临、紧追等海上执法权利,但需遵守相关要件。一定情形下无人机海上执法可能引发法律责任,该种责任因无人机及其所属执法机构的行政机关属性而应属国家责任,责任形式不限于经济赔偿,责任亦难以被免除。受侵害船舶及相关主体需借助无人机登记国国内诉讼程序、外交保护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受害国可灵活选用各种国际争端解决方式要求无人机登记国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专属经济区海上维权执法视阈下海警部队性质研究

我国海警部队是武警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警部队成员作为武警部队的组成人员,拥有军人身份,在行使“海上安全保卫”时维护国家主权,享有军事主体地位;在行使“海上行政执法”与“海上犯罪侦查”职能时,则具备警事主体即行政主体地位。在专属经济区这类我国并不享有完全主权权利的海域中,海警部队行使职能之性质亟待学界明辨:在国内法上,海警部队所涉案件性质与管辖法院之理论、实务间尚有争议;在国际法上,海警部队职能所涵盖之海域范围亦有待比较法视角的研究。区分海警部队在行使不同职能时的身份,有助于明确海警部队的法律性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切实保障涉海警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海上执法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随着全球化和贸易活动的增加,海洋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海上秩序的同时,确保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在海上执法中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文章旨在探讨海上执法实践中的公民权利问题,并分析其背后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挑战,从法律、政策、实践等多个方面出发,探讨海上执法中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以期实现海上执法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共处。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警机构行使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权路径选择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警机构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驱动力愈显重要。然而,实践中海警机构行使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权存在着较大阻碍,具体表现在海警机构司法主体地位不明,海警机构与其他部门执法联动机制遭遇瓶颈以及执法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此,需要严格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以下简称《海警法》)、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平衡两部法律矛盾点,夯实海警机构与陆上执法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海警机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执法能力,筑牢海洋生态屏障,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论中国海警的组织目标及其建设路径

《海警法》为转隶整编后的中国海警提供了履职的基本法律依据,但对海警的组织目标规范甚少。组织目标是组织成员所共同设定并努力奋斗的方向,其与组织的宗旨、职责、任务、活动场域、时空背景等密切关联。为践行海洋强国战略,助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海警的建设发展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涉海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不断培养海警的多样化能力,做到控护兼备,提升维权执法效能;岸海一体,以清晰的管辖分界为重点,建立陆海一体联动的协作配合和保障支撑机制;全时警备,以智慧海洋为引领,实现对海洋态势的全域动态感知、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处置;公正文明,开展多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建立权责明确的严密海警监督体系,提升执法人员能力素质。

我国海上维权执法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路径探析

发展与完善海上维权执法法律体系是我国全面建设强大的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加强经略海洋能力和实力建设的重要保障。由于特有的实践进路,海上维权执法法律体系以现有的法律为支撑形成了基本制度层面的体系构造,《海警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按规范事项,海上维权执法法律可以分为五个类型,其准确揭示相关规定调整对象及内部分工配合关系。鉴于法律制度的陆海一元化、管理与执法的二元化是制约中国海警效能发挥的主要问题,应当立足其海上维权执法主体地位,围绕更好加强《海警法》效用出发,对海上维权执法法律体系进行发展与完善。

论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的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创设了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缓解了资源有限与任务过载的现实张力、满足了“放管服”改革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要求、适应了社会加速的变化趋势。但由于海警法的规定原则性较强,可通过《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对快速办理程序的适用条件、证明标准、审批审核、取证方式等进行细化;对办案场所、材料精简、时限延长机制、认错认罚激励机制、程序回转机制、电子送达与电子收缴机制等进行补充。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卓越海洋法治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双一流”建设为涉海高校卓越海洋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新机遇、新挑战。卓越海洋法治人才培养是海洋强国战略的关键一环。文章针对我国高学历海洋法治人才匮乏、涉外海洋法治人才短缺、复合型海洋法治人才供需严重失衡、海上维权执法人才培养模式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坚持“立德树人”的培养理念;建设国际性、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推进“校局”“校地”合作联合培养模式;加强卓越海洋法治师资队伍建设等建议。

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规定海警机构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但未明确海警船的法律属性。西方国家多次将中国海警船列为军舰,而我国国防部、外交部多次声明强调我国海警船系公务船。根据国际法《日内瓦公海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对“军舰”的定义,中国海警船既不符合国际法对军舰的实质要求,也不属于我国国内法规定的军用船舶。中国海警船符合国际法和我国国内法对“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和“公务船”的界定,其属性为维权执法船。维护我国周边海域和平良好秩序和我国正常海上执法活动需要明确中国海警船的非军舰性质。

无人潜航器在海洋维权执法中的挑战及中国应对

近年来,基于海上无人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沿海国周边海域安全形势的变化,无人潜航器在海洋维权执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一方面无人潜航器的国际法地位尚无定论;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将无人潜航器广泛应用至不同海域进行海上执法,给国际法的适用带来诸多挑战,例如通行、豁免等。各国因无人潜航器用于海洋维权引发冲突的事件数量并不少。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须探索应对此类威胁的措施:在加强法治建设和提升智能化技术的同时,预防和减少他国在中国管辖海域内的军事摩擦,维护本国海洋权益。此外,中国还应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构建全球海洋治理合作机制,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解决无人潜航器带来的海洋安全问题。

论警务辅助人员的执法主体地位及履职保障

作为现代社会我国维系社会治安的重要辅助力量,警务辅助人员在辅助执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公安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由于警务辅助人员“辅助性”人员职能定位,导致其执法主体地位缺失,在依法履职时缺乏应有的法治保障,严重阻碍了警务辅助人员制度效能的发挥。在我国现实情境下,全盘否定警务辅助人员的执法权是不现实的。理论上,应当对警务辅助人员进行界定,明确其职责特点,厘清警务辅助人员的执法主体地位;实践中,应当结合警务辅助人员内部职权行为与外部职权行为、辅助执行柔性措施与刚性措施之分,严格界定其参与执法的边界,明确其参与执法的权限;同时,加强对警务辅助人员依法履职的法治保障,明确暴力袭击警务辅助人员的行为成立袭警罪,并强化对警务辅助人员的安全保障。

机构改革背景下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

为保障我国海上维权执法行动的顺利开展,解决海警船法律属性的争议问题,文章分析机构改革背景下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船舶和军舰分别具有明确定义且被明确区分,中国海警船属于军舰的观点依据不充分;中国海警队伍虽由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但其权力来源、执法依据和职能任务不符合军队性质,中国海警船具有政府船舶的性质;中国海警船在性能、装备和指挥官设置等方面与军舰有明显不同,且不具备海上作战经验和能力,因此不属于军舰;中国海警船执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不应被视为动用武力。

论我国《海警法》的实施、影响与完善

为加快完成我国海洋管理机构改革任务,明晰中国海警局海上维权执法工作的职责、程序等内容,我国制定了《海警法》。该法的制定和实施对充实我国海洋法律制度、提升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重要意义。但一些国家尤其是美日等国,对我国《海警法》的有关内容,如国家"管辖海域"范围、"使用武器"的条件、"海警执法船舶"的属性等,存在认为其违反国际法的"评判"和"担扰"。为消除这种误判和误解,我国需要对《海警法》的有关内容作出符合国际海洋法的系统性解释和说明,也需要对有关国内海洋法的内容进行分析和完善,以及加快与其他国家之间关于海洋权益争议的磋商进程、增强与他国海上执法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等,从而更好地实现《海警法》的立法目标。

论海权的行政法保护

西方海权的本质是"海洋霸权",我国奉行"和平崛起"的海权观,中国海权是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和制海权的统一。从世界范围看,海权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军事保护、司法保护到行政保护的变迁。我国完善海上执法与海权保护的对策建议包括:通过传播"新型海洋安全观"直接落实和平崛起的海洋战略;通过常态化海上执法直接保护海权;通过海上执法联合形塑整体合力;通过立法实现我国海上执法的法治化;通过两岸海上执法合作维护海权;通过涉外执法强化海上执法的国际影响等。

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之发展趋势分析

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阐述了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致力于提升数据保护立法的统一性与执法的一致性、高效性,强化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力度,加强欧—美个人数据保护的双边合作,重建数据流通信任机制。提出了中国应关注与思考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之发展趋势带来的深远影响。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法律思考

知识产权公权力保护中的行政与司法并举二元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模式,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但是,两种执法权运作所产生的衔接不流畅、标准不统一和程序不一致等问题,对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制度依凭提出了变革欲求,对进一步审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的设置理路提出了挑战。通过反思和检讨现有立法资源和体制现状,通过整合有益因素,以型构内生系统有机结合、外部体系明朗紧凑、整体架构通达流畅的衔接机制为目标,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Ginarte-Park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处于司法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法力度和立法强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将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量化。接着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以人均实际GDP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然后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绘制了异常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散点图,来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并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图的分析,初步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解释省份个体效应的37.4%。

文化遗产权视角下我国文化遗产行政执法研究

文化遗产行政执法是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当前我国文化遗产行政执法存在很多问题,如过度强调私权理念和刑事手段,文化遗产行政执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执法主体分布不均,文化遗产行政执法效能较低;违法活动日趋隐蔽、复杂,增加了文化遗产执法的难度;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文化遗产执法存在漏洞;忽视文化遗产内在规律导致文化遗产保护性破坏频发。对此,应当分别从提高文化遗产行政执法的合法性、重新认识并充分利用行政执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有价值、平衡文化遗产行政执法主体的配置、预防保护性破坏与提高执法能力并举、完善对文化遗产行政执法的综合监督机制等方面对我国文化遗产行政执法予以完善。

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民事执行程序虽然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同样应当予以重视,此两者作为现代人权理念的应有之义,共同构成了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话语体系。但是民事执行程序的主要使命决定了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权和债务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始终处于一个脆弱的“偏向式”动态平衡状态,在执行程序中对债权人债权实现权的强化会逐步加剧两者之间的张力,脆弱的平衡状态随时可能被打破。《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作为对我国民事执行司法实践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其立法科学化的衡量维度固然在于以对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之成效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但是不能单极化发展,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同样应当纳入其中。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必须回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博弈和冲突。应当充分发挥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救济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中的基本价值功能,以对被执行人生存权、生活安宁权、人身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之保障“划定”强制执行权作用于被执行人时之限度,以此为基础厘清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边界。最终通过对债权人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价值衡平,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镶嵌”人权保障的“内核”,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