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千差万别:关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观察与反思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下放清单的制定主体方面,就有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地级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下放清单这三种模式。在下放事项的范围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下放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管综合执法事项的多少、执法事项的专业程度、街乡的承接能力和职能部门的执法能力都会对执法权下放的范围产生影响。授权、委托和派驻是执法权下放的主要方式。这三种下放方式各有其最佳适用场景,执法权下放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地将某种方式作为标杆。在人财物配套方面,少有地方能做到人随事转,执法经费欠缺、执法物资保障不足均是相当突出的问题。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的千差万别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下一步改革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尽可能地给予地方政府较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我国地方毗邻区域的联合执法

联合执法早就存在。在执法权下沉和实行一级执法体制后,级别管辖不再发挥作用,跨行政区联合执法尤其是毗邻区域联合执法的需求更加强烈。毗邻区域联合执法的法治基础并不是区域合作的一般法律制度,而是“地方组织法”上的跨行政区协同工作机制条款和《行政处罚法》及单行法上的职务协助条款。当前,毗邻区域联合执法的组织形式有联席会议制度、职员派遣和联合执法队,具有重要意义的程序机制有管辖权制度、联合调查及证据互认制度、以结果互认为基础的协助执行制度。从司法上观察,当前的联合执法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尤其不能以联合执法组织的名义直接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司法机关应当对毗邻区域的联合执法担负起监督职责。

“两法衔接”之功能与价值分析--基于法治中国建设全局视野下的考察

"两法衔接"的本质在于对我国宪法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架构及其主导下的权力分配、运作机制做进一步权力划界、理顺和深层次调整,对我国现行权力运作实践、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建立和完善"两法衔接"在当下深入推进开展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为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有案不移、以罚代刑"这一执法顽症,有效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追诉提供"治本"方案;它具有对权力运作机制中的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双向规制作用,有助于准确厘清和合理确立打击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过渡、升格的"数量"与"质量",从而实现承载相异使命和追求不同目的的部门法之间兼顾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维护社会秩序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它符合人类社会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有利于释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提高执法效率,发挥"行刑合力",从而实现追求形式合理的效率与实质合理的公平正义之双重价值目标;它契合当下深入推进开展的司法体制、政治体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要求,顺应权力分立、制衡的权力运作理念,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国家法治战略目标。因此,应予肯定和坚持并逐步完善和深入推进两法衔接机制建设。

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制度本质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城市管理执法的多案例研究

城市管理中的执法规范化体现着执法能力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迈克尔·曼将国家基础性权力视为国家的制度性能力,它表明国家能够获取社会支持并通过既定制度来实施政策和协调社会,因而无需依赖专断性暴力实现国家意志。我国城市基层执法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实践表明,执法组织通过构建权威、引导合作、促进合法化、凝聚共识等多种机制促进国家与公众合作,使执法者以一种赢得社会支持与自愿服从的方式完成执法任务,从而塑造着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但上述机制也分别受到政策变动、维稳思维、制度资源不足和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约束而难以保持长效,这些约束对基层国家的制度化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因而可能抑制基础性权力的增长。长远来看,一个自主的理性化行政体系和一个共识的合作性社会,分别在科层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为基础性权力的生长提供必要推动力。

浅议我国地方立法的完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立法的发展,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不断扩大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对地方立法权限扩大的客观要求,完善地方立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只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权力立法的观念中转变出来,树立市场经济权利立法的正确思路,认清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性质,走放权与严格监督之路,才能真正完善我国地方立法。

优化营商环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进展,与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紧密关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都包含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内容,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中多数也与行政审批有关。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在多维度取得了转折性进展,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手优化营商环境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行政审批和后续监管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从注重数量变化向结构优化改革转变,同时在放管结合上着力并有所突破。

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兼论改革和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在邓小平有关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论述中,不仅涉及到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种种弊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而且还阐明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方法和步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起刑点降低论与立案程序改革论之间的对话

面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刑法保护不足、司法实务中权力难获有效制约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刑法学界和刑事诉讼法学界分别从起刑点降低与立案程序改革等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制度改良方案。然而,刑事司法是一个整体,两种制度努力彼此间并非孤立,将降低起刑点的思考与立案程序改革的思路联系起来进行检讨,从实体与程序双向切入,可以获得新的启示。

财政分权和西部地区的发展

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 ,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西部地区发展问题 ,不但需要国家在资金上给予扶持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倾斜 ,其中一项政策就是财政税收政策。财税政策倾斜的重点不仅仅是转移支付 ,还应该包括给予西部地区以财税政策的制定权 ,使西部各省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优惠政策 ,以达到吸引外部资金和民间资金的目的。只有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

综合执法权下沉乡镇街道的实践样态、现实困境与法治回应

既有的“行政委托论”和“法律法规授权论”无法有力解释“综合执法权交由乡镇街道行使”的执法体制改革,有必要对此作出法治回应。理论层面,澄清“行政授权理论”内涵外延,明确“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命令决定”的职权转移模式才属于“行政授权”的范畴,法律法规授权与行政授权属于相互并列的两个概念;实践层面,从组织法角度对乡镇街道进行概括性赋权,纾解单行法律法规授权局限性与综合行政执法需求概括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明确执法权下沉权力清单的间接效力,赋予乡镇街道必要的选择空间,合理配置下沉执法权;完善执法权下沉的评估制度与审批程序,建立双向互动机制。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法律依据研究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大部门体制改革、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部门内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以及部门间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这些执法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主要有机构存废、权力分离、权力转移,其中核心是权力转移问题。从法律上分析,主体法定原则一般都包含法律赋予权力与政府确定主体两方面的结合,政府有权确定和重新确定行政职权主体。政府推行的执法体制改革,就属于政府确定和重新确定行政职权主体的过程,所以,执法体制改革是合法有据的。

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行政逻辑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通过对该文件相关论述的展开分析,发现其中蕴含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简政放权、去行政化三大基本的行政逻辑。从理论上对三大基本的行政逻辑进行了深入解读,分析了每个行政逻辑的理论前提,以及由理论前提所推导出的基本内涵,并对基本内涵进行适当的展开和阐述,这对于当前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治理 优化新旧动能转换营商环境——以山东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为例

近年来,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引领地方外贸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业态,并对包含税收征管在内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本文根据山东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在济南市运行两年来情况的调研,对该公司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起到的作用、自身和行政监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坚持规范监管与引导扶持有机结合、企业自身监管与行政部门监管紧密配合、推行外贸生态圈与行政监管圈的融合等改进思路,以构建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综合共治的"放管服"良好发展环境。

新形势下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证分析

在简政放权大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四次聚焦"三农",土地问题作为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土地确权作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意义。通过土地确权这种方式,农民拥有了土地,但是土地流转的激励措施是否会促进农民有效保护自己的产权、高效地利用土地,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进行了实证分析,用数据和模型考察了土地确权为农民带来的好处。此外,本文总结了土地确权与简政放权政策实施之间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及外国为我国土地流转在各方面提供的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确权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