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我国法治体系建设中的立法质量评估与分析——基于2020年28省份法学专家的调研数据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入法治体系建设的新时代,立法质量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法理角度观察,我国立法质量建设不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而是提升法律规范性品质的建设,为此要构建一套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实际的立法质量评估体系。基于详实的问卷调查数据,本评估体系将立法质量判断标准建立在指标得分及指标之间内在逻辑的双重基础之上,改变了以往仅凭指标简单加权平均来评估立法成效的方式,实现了立法整体发展水平和立法中各项要素发展情况的刻度化测评,从而有助于把握立法规律和现状,准确评估当前立法水平,以提升立法的规范性品质。

化妆品监督管理法规制度体系分析

通过法律文本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化妆品监管法规制度体系中的法律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着重讨论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和指导原则的定义、法律属性、渊源和效力。

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论超越守法及其治理

超越守法是指企业制定并遵守比法律更为严格的自治规范的现象。企业自治规范在国家法的强制要求与社会许可的自发推动下趋于严格,促成了超越守法现象的发生。超越守法现象可分为负担自承和负担转移两种类型,其中负担转移型可能违反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企业自治规范缺乏对企业自身的限制,形式合法性欠缺以及违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原则。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多元规范助力机制的扭曲、议程设置的反制措施难以启动以及企业优位下的消费者权利契约化等。合理规制超越守法,需要从立法上明晰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合理的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形成完备、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等。超越守法现象揭示了自下而上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具有的可能性,但其违反法治原则的问题也表明自上而下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也应当同时相向发力,合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理论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法治法理思想,并形成了思想深刻、内容完整、体系宏大、逻辑严密的法治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具体包括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目的论、法治精神论、法治规范论、法治体系论、法治方法论、法治教育论、法治信仰论、法治自信论、法治文化论等。前五论阐明了法治内在与外在的理论与制度的本体问题,概念论阐释法治是什么,本质论诠释法治的政治方向与定位,目的论解决法治的意义与归属,精神论阐明法治的灵魂何谓,规范论则为作为理想、理念、价值的法治找到安身立命的制度载体。因此,前五论关乎法治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规范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原理。后六论阐释了法治的全过程、全领域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律,解决法治的目的、精神、本质、规范何以实现以及怎样实现的战略、战术与策略问题:体系论确立了法治建设的目标与法治运行规律,方法论解决了法治战略目标如何实现的路径、方法、方式问题,教育论解决了法治何以使人尊法守法用法的问题,信仰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法治的根本道德态度、道德习惯与道德义务问题,自信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本国法治的信心与内在认同问题,文化论阐释了法治的意识形态构成与人文精神积淀。

构建新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意涵探求与结构展开——以新《职业教育法》的基本规范分析为中心

准确解读、探求新《职业教育法》基本规范的主要意涵是重构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前提。借助职业教育的跨界特征与法释义学理论的体系思维,释明以新《职业教育法》基本规范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同等地位、内部层级和外部衔接四个方面相关法律规范的主要意涵,归总当前构建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中全面构建体系的基础规范、有力支撑体系的主体规范、纵向贯通体系的层次规范、横向融通体系的交互规范四个方面的现实诉求。从中央与地方层面同时进行重构体系的结构展开,以人才培养规范增强职业教育基础规范,以权利规范支撑职业教育主体规范,以职教高考制度与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为“抓手”完善职业教育纵向层次规范,以产教融合制度与职普融通制度为核心健全职业教育横向交互规范,阶段性重构以新《职业教育法》为统领的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方向与重点内容。

行政复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用论析

行政复议坚持矛盾纠纷化解的问题导向,寻求权力运行监督的常态长效,充当政府改革创新的示范纽带,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表达,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主要围绕构筑科学统一的复议体制、秉承高效便民的复议宗旨和健全有错必纠的复议监督三个维度,改进或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举措,增强了行政复议回应法治政府建设现实需求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切实有效实施,需要从廓清其功能定位、延展监督质效和释放治理潜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内生监督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

家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转型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家庭以亲密关系为基础并与公共领域相对分离。其法规范地位在近代早期并未确立,因为启蒙和自然法传统主要只破坏了旧家庭结构及父权制。费希特提出了非契约论的反干涉家庭法以维护亲密关系,康德则给出了一种契约论式的家哲学以维护身体-财产结合。综合二者的思路,黑格尔认为家庭法是一种包含契约论要素的商谈性规范,其重要特征是拥有一种“居间特性”,并且将家庭作为国家的“第一重根”。在黑格尔家哲学中包含着效用论和幸福论考虑,在当代,它被霍耐特用于修正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更新民主实践。

医院合规管理中“规”的内涵及其应用

医院合规管理的“规”是既指医学法律规范,又指医学伦理规范,在缺乏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的情况下还要按照“爱”的戒律进行判断与行动;合不合“规”要进行审查(医生自查与合规部门审查),就需要借助这些标准和戒律,以防范、化解医疗风险,保障医院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能源法》绿化的理论阐释与制度表达

法律体系在整体上的绿化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立法发展完善的明确趋势,《能源法》的绿化也势在必行。《能源法》的绿化不仅体现为时代发展的外部需要,更是一种内生的制度需求。《能源法》的绿化应坚持异质思维、协同思维和系统思维,异质思维主要解决《能源法》绿化的基本定位问题,协同思维主要体现《能源法》的目标取向问题,系统思维主要明确《能源法》绿化的立法表达问题。《能源法》绿化的系统表达,应体现在多元立法目的并进、结构性制度优化以及衔接性规范设计等不同立法层次。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法律体系中的刑法规范及其内涵与定位

刑法规范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不能脱离法律体系来看待刑法规范;因而其内涵和构造,应当与法律规范的构造保持一致;刑法规范的独立性,与行为违法性的从属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刑事不法的认定仍然需要充分考虑其他法律对行为的评价,但该评价活动也是独立进行的。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其为裁判者提供明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规范,而这实际上取决于刑法规范的独立性。刑法规范的解释是为了解决行为的违法性问题,因而其虽然表现为对构成要件及其要素的解释,但要完成是否刑事违法之评价的任务。

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研究

激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结构、解决法治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激励制度作出原则规定,且在激励制度的运用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境外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此时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具有较高可行性。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应当遵循科学化、体系化原则,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原则,明确性、时机性原则以及程序公正、公开原则,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则应当从选择激励的立法模式、确定激励的范围、增加激励的种类、优化激励的方式以及设置激励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着手。

二战前宪法学中的双重法律概念与法治行政

法律的概念、依法律行政原理是立宪主义国家的基石。日本虽然继受了德国的立宪主义学说,但关于该基础性概念和原理的内容却未形成通说。为探究其原因,本文梳理了二战前后德国和日本宪法学界六位代表性学者对形式性与实质性法律概念的各自解读,以及它们对解释依法律行政、法律保留原则的内容、功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提示了对法律概念、法律保留原则新的理解思路,并以此说明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服务于不同时期的宪政体制与不同学者的立宪主张。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需要才是推动制度建构与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逻辑及规范表达

受到公私法二元区分理论的影响,传统金融法理论往往将金融法区分为金融监管法与金融交易法两种法律规范。在金融监管法力有不逮的背景下,通过金融私法转向实现监管目标的立法趋势日益明显,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在金融法领域引入民事责任等私法规制工具,以弥补金融公法的监管不足。金融监管具有双重目标:一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此,需要将目标监管、行为监管和持续监管理念融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具体构造。对于《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已作出详尽规范的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宜再作规定,如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对于仅具有特别法意义的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亦不宜规定,如存款保险制度。当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阶段性建构主要包括确立金融消费者概念、扩张金融消费者冷静期的适用范围、统合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及确立金融消费者“偿还能力规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思考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的技术升级和日益普及,人类社会结构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在GAI领域的最新探索成果,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为正处于立法进程中的人工智能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言之,人工智能法应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在立法内容上减少使用准用性规范,明确分类分级监管的立法思路,加强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和合作,通过构建更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推动科技向善.

法律规制视域下中国档案工作规范体系研究论纲

档案工作规范体系是指导、鼓励、调节和保障档案工作的规制系统,包含档案成文规则系统和档案成文规则落实推进系统两个部分。前者表现为档案法律规范等“硬法”和公共政策、民间规则、专业标准等“软法”;后者表现为档案业务指导和档案行政监督等档案成文规则落实推进性工作。其建设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档案成文规则系统建设,也就是所谓的档案法律制度建设,即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部门档案规章、地方性档案法规及其他档案规范性文件的创制,具有系统性、层级性和实用性的特征,是档案工作、特别是档案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依据和指南。二是档案成文规则落实推进系统建设,也就是所谓的档案行政管理能力或档案治理能力建设,即档案业务指导和档案行政监督工作的转型与效能提升,分别具有助成性与强制性的特征,是档案成文规则可操作性的实践验证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档案成文规则系统与档案成文规则落实推进系统建设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档案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档案工作基本矛盾的动态变化性,决定了档案工作规范体系建设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和长期的变革与完善的过程。

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刑法立法的理念转型与规范调整

为控制与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强化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刑法立法的严密性、前瞻性、类型性及体系性。然而,当前我国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规制范围不周延、犯罪预防不到位、行为类型化不足及规定过于零散等问题,难以有效遏制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对此,应立足我国刑法立法实际,着眼各类生物安全风险本身的特点和前置法的规定,在预防性刑法观的指导下,调整部分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前置刑法介入犯罪的节点并完善相应犯罪的主体、行为方式及法定刑。

论行政处罚权下放的法治化及其限度

在央地关系的协调以及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行政权的合理配置问题难以回避。作为政策的法律回应,《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街道行使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属性看,条文并非对行政处罚管辖权下移的简单规定,其本质在于实现行政处罚权纵向配置,以回应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故而,实践中行政处罚权的下放,应通过授权形式展开。为保证法规范的有效落实,可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维度出发,系统构建处罚权下放的法治约束框架。而处罚权下放的具体实践进路,尚需借由下放决定主体和方式的法定、下放事项范围的明确、下放执行标准的完善予以实现。当然,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仅是央地关系调整的微观布局,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命题仍待持久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