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重诠——基于黄老学自然法的视角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一句及其相似说法见于多篇黄老文献,一般观点基于德刑关系解读其含义,这种方式局限于狭窄的语境从而限制了深入分析的可能。但在天道语境中,从自然法理论的视角切入,聚焦于时间秩序重诠该句,则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明”与“微”是天道的修饰语,分别代表了天道呈现的两种形态。而天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多层面的复杂含义,在其阐释中引入自然法观念,可以使“法”显题化,凸显其法度和秩序义,进而明确“明”与“微”的具体所指。“明”指天道的客观法度,通过时序的先后关系呈现为确定而必然的时间秩序。“微”指天道的变动节度,通过时机的对立关系呈现为变动而适当的时间秩序。明法与时序、微道与时机共同构成黄老学自然法的两个互补面向。这一新诠释不仅丰富与深化了对黄老学天道观的理解,而且发掘并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自然法理论,为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天子之位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确立——试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韩非子

作为周秦之变的总结者,韩非子在多元权力逐渐覆灭、单一主权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为政治理论奠基。韩非子建构了作为政治顶峰的天子,同时也从权力斗争、圣人之道、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消解了作为特殊性个体的天子;在将“天子之位”视为政治中央集权的同时,天子本身又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工具。由此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对皇权进行制度约束的合理性,也为秦汉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与礼法秩序开放了理论空间。

“天下无讼”价值追求的古今之变

“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法系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伦理是社会生活的基点,人的本质为伦理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应以伦理为前提。以伦理为基点,以天下为方法,以无讼为旨归,视君王和官吏为实现“天下无讼”的责任主体,借助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类文体传播“无讼”义理,通过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等多重路径践行“天下无讼”价值追求,是中国人处理纠纷的特有智慧。虽然在近代以来遭遇了崔东壁、熊十力等人基于内在理路的强烈批判,也有着因应时代之需和外在冲击而发生的主体、理念与模式之变,但“天下无讼”之价值追求仍有着历久弥新的“变化中的不变”。这背后就是中国人认知内外世界、处理内外纠纷的独特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此种逻辑与方式既以早期中国司法理念为文化基因,又有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赓续传统、焕发活力的时代动因,是理解中华法制文明、重塑新型中华法系的一把“锁钥”。

《左传》灾害书写的共生文化思想

自古“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左传》之花大量笔墨书写灾害,亦要以此记录下春秋时代初成共识的共生存在思想及文化精神以鉴后。《左传》书写灾害,所遵循的“时失则书”“不时则书”和“无灾不书”三大原则,突出“节度”和“天时”,贯穿“合时地存在”和“居安思危地生存”两大宗旨,分别从人与天调、邦难互济、节制和限度、崇天循道守律等四个维度总结了春秋时代“人、自然、社会”共生存在的思想和文化精神,可为当世人类化解后世界风险进程中的环境风险提供开放性的认知启发。

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中华法系之美

文章认为老子的法律观和审美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老子理想中的法律极有审美意义。进一步讲 ,整个中华法系都具有这一特征 ,这主要是由中国传统世界观造成的。古代中国基本的的宇宙图式是天人合一 ,这一图式又是一个审美境界 ,富于审美意义。此一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中国法律 。

“天人合一”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它不仅在中国古代环境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而且升华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对当代环境法制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充实与升华;当代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对中国古代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的延伸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所包涵的优良环境道德文化,延续至今逐步形成了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并促成了环境权的产生和发展。

天人之间:鬼神观与法文化——以传统为视角

鬼神观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核心观念之一。鬼神观与中国传统立法文化、司法文化、法律思维以及法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神特质。

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理念与制度

近代西方国际法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与欧洲法律传统一脉相承,随着欧洲对外扩张逐渐成为了今天全球性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我们对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不能受制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际法的理论预设,而应当采纳一种与国际体系相适应的"国际法观"。在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天下观"是基本的世界观,"礼"是国家间的主要规范,包含了精神层面的"礼义"和制度层面的"礼制",反映了儒家"礼治"思想在国际治理上的扩展。古代中国在周边区域主导的这套"国际法"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具有规范性,为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治理历史上的重要财富,也能为现代国际法研究和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讨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类面临生存困境。消除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指出,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实现"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人类必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深入地支配人们的生产行为以及预测可能引起的比较长远的社会影响;必须协调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关系;必须认识到私有制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阐述对于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深化认识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行动指南。

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径初探——以“情”、“理”、“法”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谐及和谐社会已成为十分凸现的论题。"情理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和中国人建构其所认同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情理法"抑或"情""理""法"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再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角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下我国学界和谐社会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很有必要的。

“天”字的文化阐释

"天"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天空",即"头顶上的太空"。从哲学上来看,"天"是万物之本原,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的天和天道产生万事万物的思想;从伦理学上来看,"天""天道""天良"等概念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应该考虑的重要方面;从美学上来看,道家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籁之声""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天成的审美观,对中华美学自然、含蓄的审美自由境界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艺术高峰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荀子天人关系观略论

荀子的天人关系观是其思想体系的基石,学术界对此的看法和评价也多有分歧。从天的涵义、明于天人之分、知天与不求知天、制天命而用之等方面对荀子这一重要思想作了辨析,希望能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其原意。

中华法系体系构造中的儒家与法家——汉代天人感应理论体系下的法律儒家化

中华法系的源头可上溯到华夏文明孕育的上古时期,但她在形态上完善起来却是在汉代天人感应理论的加工后。天人感应理论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世界镜像,在这个镜像中,中华法系在理论上将儒家关于社会及人的应然思考与法家关于权威与秩序的思考结合了起来,在天人感应联系中得到了普遍证明,成为天人感应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战国及秦的法律体系经过天人感应理论的加工,初步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轮廓雏形。

“天下”视界下的冲突法理论论略

"冲突法理论"应当被理解为对于"为何适用外国法"做出解释的理论。作为一种中国式世界观表达的"天下"理念为我们思考"为何适用外国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界。在"天下"的视界下,冲突法理论将由工具和技术层面的考虑和计算提升至精神气质层面,并基于"无外"的原则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适用外国法的精神自觉。

先秦诸子法律发生论

法律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先秦诸子分别从天(道、天)、人(性、欲)两个向度论述法律产生的哲学依据,其法律发生学说可分为道家的道生法、儒家的法源于性、墨家的法取于天、法家的法本于欲等。在法律生成过程中,圣人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试论“熙丰变礼”及其思想史意义

北宋神宗朝"熙丰变礼"是唐宋礼制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在"追法三代"的政治思想推动下,同时出于国家治理的务实需求,当时执政者在熙宁年间通过编修南郊等式,以法令的形式将礼仪的过程标准化、规范化;元丰时期,又设专门机构,以经学为本,以义起礼,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编修郊庙礼文并付诸实行。从礼制史的角度看,这是将礼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实用性进行统一的一次尝试;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则是以详定礼文的形式,将经学学术和治理实践相结合,超越汉唐格局,追求高远的政治人文理想,是当时变法改制的重要精神底色。

论董仲舒对《春秋》话语权的确立

董仲舒通过三步论证完成了其对《春秋》价值的确立。首先是通过对《春秋公羊传》的报应论阐释,赋予历史以道德价值,同时引入了作为主宰者与审判者的"天";其次通过对灾异的论述,论证了天意的表达方式;最后通过论证《春秋》对天意拥有合法的解释权,从而在完成其为汉立法的历史使命中确立了《春秋》的价值与地位。

《黄帝内经》天地之气运动规律探析

[目的]以五运六气理论为依据,探讨天地运行规律,研究其对运气理论的重要意义。[方法]以文献研究的方法,探究天地运行规律及其运气理论内涵。[结果]五运六气理论认为,天地之气是运动的,其运动是有规律的。五运分大运和小运,大运是岁运,以木火土金水之序,5年一个循环,以太过、不及10年为一个周期,六气在一年之中分六步,循环往复。天气左行,地气右行,环周而不息。五运六气的运动形式有气交运动、岁运升降、司天在泉升降、迁正、退位、刚柔运动、当位不当位等多种表现形式,其正常与失常,影响自然界气候和人体发病。[结论]五运六气理论揭示了天地运行所产生的自然气候和气象规律,五运六气的规律运动有常有变,会对自然气候和人体生命和发病产生影响,这正是《内经》运气理论的深刻内涵。

从“天人合一”思想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作为连接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性论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的特征。"天人合一"思想表达的是一种双向的知解关系,既要求人去知解天,也强调天知解人。这种消解了西方自然观中主客体分离困境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现代新型自然观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