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十年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政策历程、机制解构与基本经验

复杂多发的社会矛盾是我国当代社会空间结构中难以规避的必然客观存在。新时代十年,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政策整体呈现渐进式优化特征,基本经历缺量弥合期、要素提升期和效能优化期三个阶段。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搭建起一种非排他性综合合作话语程序,形成党委系统领导下社会系统构建的“安全阀”、行政系统构建的“分流阀”和司法系统构建的“裁判哨”在内的三级过滤结构。社会矛盾的成功化解与社会秩序的长期维系,离不开对法治的坚持、各主体的合作及压力分担、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手段优势的发挥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四条核心经验。在新发展阶段,精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需要进一步建构整体性政策体系、在政策执行中充分实现价值理性和大范围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土壤污染现状调查与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研究

随着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环境行业的发展速度也在随之加快,绿色发展理念在各行业建设过程中得以顺利贯彻落实。尽管如此,为了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部分企业仍旧选择破坏生态环境,这一行为不仅损害了周围居民的生活条件,还导致绿色经济发展理念难以得到顺利落实。对此,相关部门在关注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同时,也要确保这些企业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便更好地树立前进、发展目标。基于此,本文就土壤污染现状与具体保护管理措施作论述,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给行业内人士一定的启发。

公安机关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研究——基于社会治理法治化视角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已成为我国公安机关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公安机关应当以社会治理法治化为视角,通过探索构建多元化解、协同联动调解、规范化处置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矛盾纠纷化解长效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从而切实提高工作效能。

关于“个人极端案事件可防可控”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些年来,个人极端案事件因其成因复杂、手段暴力、对象泛化、影响恶劣等特征而备受社会关注;学界及实务部门对其研究亦呈由犯罪学、心理学向社会学等多领域拓展之势。但从社会政治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尚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认识和实践的深入度、精准度及防控的针对性、有效性。以习近平“统筹发展与安全”重要观点为指导,以确立和践行政法机关提出的“可防可控”理念为抓手,运用社会矛盾运动及转化原理,将其从“形同质异”的类似案事件中择分出来,精准深刻把握其本质内核、发生发展机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优势,前伸及拓展防控对策,无疑更具政治指导和社会实践意义。

“大思政”育人格局建构机理探赜

积极谋划和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大思政”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多维锁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人的本质属性作为其育人格局建构的内在依据,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遵循教书育人规律,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主体参与、多形式呈现、多场域运作、多层面影响,为提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开辟新路径。

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基于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现状,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以理性人为前提,用成本和收益理论分析了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各种解决机制———和解、调解、诉讼与信访的运行情况。结果发现,现行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诉讼机制成为当事人的劣后选择;当事人过分依赖调解与和解机制;信访机制被架空等。进一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诉讼机制的各项成本均偏高;强制执行力的不足导致和解及调解机制存在收益偏低的风险;信访成本收益的失衡导致农民将其视为最差选择。最后提出了构建成本较低且收益较高的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建议:针对标的额小的婚姻、继承等家庭纠纷和债务纠纷,主张采用调解或者和解机制;针对"利益大"的一些案件,如土地、承包经营等问题,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再诉讼;针对农村黑恶势力的案件,以诉讼为主;万不得已才选用信访。

从唯物史观看中国道路的百年历程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是和中国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道路,不仅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看待,而且要从历史观上来把握。首先要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来看待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正是遵循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走出来的。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建设、改革道路的开创,都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次要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在与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因而有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再次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看中国道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根据就在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本身的基本矛盾。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最后要从实践观点看待中国道路。道路不同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过程;道路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中国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创出来的,其发展同样必须探索开创。

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但已有研究缺乏法哲学上的整体性追问,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无法在最深层的本质上获得某种内在关联,以致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欠缺深刻的"元理解"而碎片化。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根基是重塑的法权理论。法权是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体,社会矛盾化解是一张由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组成的复杂的、多元的力量关系图,法权是社会矛盾治理革命的"元叙事",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化解于法权逻辑的框架中得以清晰地解释、融汇、贯通和发展。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化解矛盾的方式发生改变。由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不能仅用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化解主要的社会矛盾,而是要运用多种方法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其中,法治方式是极其重要的方法。如何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社会矛盾是一个集合概念,化解社会矛盾是政治社会学的概念。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要想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就需要把社会矛盾"转化"为具体矛盾。对具体矛盾的解决可以用不变的法律应对变化的社会矛盾,即持法达变。以简约的法律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开放的法律体系中运用体系解释、法律论证等方法解决具体矛盾。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中国法治现代化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与法治现代化"高端智库论坛的召开,使我们共同认识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这一命题的重大意义及其对法治现代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把中国社会推向新时代,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要回应这些新课题,新时代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也要有新概念、新思维,即要推进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一体化,并以法理思维引领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

社会结构性矛盾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社会转型中法律秩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断裂社会"中。由此导致的所有制的多元化矛盾、公共职能的国家化与社会化矛盾以及城乡分治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矛盾,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中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是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关节点。现代法律秩序的创设不仅受到社会结构转型影响,还寄望法律秩序的结构性重构来框架出未来的过渡完成进程。

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三个基本要素的统一体,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国际关系,阐述和揭示国际关系现状和发展规律的学说。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必须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统一;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依据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揭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变化,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集中体现为:人民的需求变化推动着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创造活动促进主要矛盾的发展,人民利益的不断满足是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体现人民需求发展、人民创造活动、人民利益实现的历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历史。文章通过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人民主体性的内生机理分析,试图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规律,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的沉思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用说服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自从这个理论提出后不久 ,就开始了全国范围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混淆两类矛盾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适时地提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口号 ,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遮蔽了人们的视线。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如何区分两类矛盾问题已经有法可依 ,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多方面复杂的社会矛盾 ,化解冲突 ,避免发生危及社会安全的重大事件 ,保持社会的稳定 。

社会主要矛盾的法哲学阐释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代表了治理主体对社会关系的深刻认知。从法哲学层面阐释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从概念层面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的本质是需要和利益之间的矛盾;从功能层面来看,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政策导向、社会发展的价值引领以及生活方式的法律确认;从成因层面来看,社会主要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失衡和政府公共服务保障的缺失;从方法层面来看,要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按照社会正义要求实现社会需要和利益分配的合理性。

论“双向运动”与现代社会法的兴起

社会法并非自古就有的部门法,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失灵和社会风险、经济不确定性的日益加剧,社会法由此兴起。本文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出发,并结合形式法范式到实质法范式的法律发展轨迹,分析、探讨了"双向运动"对现代社会法的深刻影响。最后得出结论,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对社会法的兴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为弥补形式法范式法律的不足以及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带有追求实质正义气质的现代社会法从"双向运动"中被发现并逐渐兴起;在反市场扩张的社会保护运动中所彰显的劳动力"去商品化"理念是现代社会法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对社会自我保护本能的承认和实现,就是最初的社会法制度形式,或者说,是社会法制度的先驱。

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与新时代行政法治的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也意味着行政法治体系必须作出相应变革以服务于新时代。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行政法治体系必须进一步规范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从而推进公共市场开放以实现充分发展,同时又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从而解决民生问题以实现均衡发展。因此,新时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关键方向在于有效规范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权。过往主要矛盾驱动下的行政法治体系在这一方面存在不足,既不能有效推动公共市场的开放化,又不能充分保障公民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分享权以致民生更为失衡。为此,我们必须以公民公平分享权为中心,建构和完善公共资源分配法治以确保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分享,从而推动均衡和充分发展的实现。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提升途径初探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化,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就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而言,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矛盾化解过分依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补位乏力等问题。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之法治化提升,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拓展化解途径、推广在线解决争议方式。

论社会规律形态

社会运动是人类发展过程,一受自然界制约,二取决于自身意识成果积累;与其他物质运动既趋同又趋异,其规律呈现结构内容、表现形式互补互动的形态学特征。社会规律形态可区分为价值法则内容和社会法则形式,前者体现与自然界关系,由人类整体生成的价值理念和部分生成的价值原则构成;后者体现自身关系,由人类整体发展的社会形式和部分发展的社会制度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可从社会规律形态得以解释。